那天，唐德剛指着書案上近200萬字的《胡適思想批判》問胡適：「這裏面難道就沒有一點兒學問和真理？！」
胡適平淡地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問？」然後翻出羅爾綱1945年寫的《師門辱教記》給唐德剛看：「你看爾綱會那樣批判我？」
羅爾綱是胡適的學生，曾經有五年時間，吃住在胡家，接受過胡適耳提面命的指導。可以說，沒有胡適，羅爾綱很難有後來的學術成就。
所以即便胡適讀到了羅爾綱1955年1月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兩個人生》的文章，他也絕不相信那是羅爾綱發自內心的真話。
羅爾綱在文章中說：胡適的反動學術思想給他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就如同毒藥，使自己前半生人生觀灰冷、幻滅、悲哀、虛無，感覺如同行屍走肉。
面對這樣惡毒的文字，胡適始終難以置信：「胡說！胡說！不可能！不可能！」
然而這又確實是真的。
正如胡適所想，批胡運動開始時，羅爾綱全然沒想過要對恩師進行批判。
隨着運動的深入，羅爾綱漸漸發生動搖，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他最終替自己找到了一個出口，也是他自認為非常充足的理由。
晚年的羅爾綱回憶說：
「那時解放初，我在家鄉未經學習，還不懂得什麼叫劃清界限，而忽視的問題正沉重的壓在心頭。……（後來）我聽了孟和先生的話，立刻到圖書室借了《人民日報》來看。我看後，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你我界限，那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限了！」
「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
羅爾綱所說的受到啟發的文章，是胡思杜寫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該文刊登在1950年9月22日的香港《大公報》上。
胡思杜是胡適的小兒子，當胡適夫婦乘專機飛往南京的時候，他選擇了獨自留在北平。他後來進入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寫了不少反省材料。他說自己接受了革命教育之後發現，父親是某些特殊階級的忠臣，表示要與胡適劃清界限。
即便如此，胡思杜在1957年還是遭到了所在學院的針對，最終選擇了自縊身亡。
胡思杜雖然死了，但他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卻點醒了更多想活着的人，羅爾綱就是從他的文章中突然頓悟的。
從此，羅爾綱毫不猶豫地踏上了批判恩師的道路。
也由此，在後來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胡適曾經的朋友和弟子，如陳垣、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顧頡剛、楊振聲、賀麟、朱光潛、梁思成、馬大猷、羅常培、陸侃如、游國恩和魏建功等，為了保證自己能順利完成改造，成功「過審」，紛紛洗心革面，對胡適的思想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這場思想戰線的鬥爭，從1950年9月胡思杜公開批判自己的父親開始，到1954年10月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其實只是一場預熱。
毛澤東在信中說，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幾十年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可以開始了。
按照信中的意思，這場鬥爭只是針對胡適在古典文學領域的影響。但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卻認為，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除了在文學方面有影響外，對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影響。
所以他建議，要用一兩年的時間對胡適的思想進行全面的批判，和根本的清算。
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為此找到郭沫若，請他掛帥批判胡適。在陸定一和周揚的促進下，一場批胡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一大批社會科學領域的文史哲學者開始主動撰寫批判胡適思想的文章。
這種批判最終形成高潮，參與進來的知識分子成千上萬，寫出的文章更是連篇累牘，難以計數。從發文的作者來看，批判胡適的知識分子主要有兩類人：
一種是有一定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學術工作者，這部分人是批判胡適思想的領導者。
第二種是胡適曾經的朋友、同事和學生弟子，這些人一邊猛烈地批判胡適，一邊嚴肅地檢討自己，力圖表現自己經過思想改造，已經與胡適劃清界限，成為具有革命思想的新人。
與許多踴躍投身於批判運動的積極分子不同，歷史學家陳寅恪在運動剛開始時，也就是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時，他就非常反感地說：
人人都罵俞平伯，罵胡適，我不同意。過去你們都看過他們的文章，並沒有發言，怎麼今天你們就做了應聲蟲，這不就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嗎？
難得的是，也有守住底線而絕不跟風者。在胡適早年的朋友和相識的人中，周炳林、周鯁生、潘光旦等少數人沒有介入。史學界陳垣沒有表態，學者錢鍾書始終保持沉默。同樣是胡適弟子的吳晗也沒寫文章。
就在知識界爭先恐後批判胡適的時候，毛澤東卻多次在內部會議上提到，應該對胡適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1956年，毛澤東在一次接見知識分子的會議上說：「胡適真是個倔強的人，我們曾勸他回國，他卻堅持不回，對批評的聲音視而不見。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不可忽視，不能一筆抹煞，我們必須面對事實。到了21世紀時，應該考慮恢復他的名譽。」
今天發生的情況不正是這樣的嗎？
比較而言，同樣是胡適弟子的羅爾綱和吳晗，兩人在對待恩師的態度上，還是有截然不同區別的。
2026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