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印象中，無論是從文質彬彬、風度翩翩的外表，還是從儒雅和善、落落大方的談吐來看，胡適都是一個相當謙和的人，即便是對那些政治立場或學術觀點與自己有着重大分歧的人，他也很少在公開場合對其做激烈的指責和批評，力圖相互尊重，存異求同，將個人友誼與政見、立場區分開。比如他與蔡元培的紅學之爭，比如他與陳獨秀的公誼私交等，皆是可圈可點的典範之舉。現代奇人辜鴻銘愛發驚人之語，生前對胡適頗多不敬之辭，但胡適不以為忤，在其去世後，仍能比較客觀公允地評價他：「辜湯生先生死了。此老對我雖表示反對，然相見時卻總是很客氣的。他儘管嬉笑怒罵，也還不失為一個『君子』人。他的著作里最崇拜『君子』一個字，死後我這樣評論他，似乎不失為平允。」（胡適1928年5月1日日記）胡適身後，親友弟子大量真摯深情的回憶追述文章也一再證明了這一點。不過，謙和並不等於喪失原則，寬容也並不意味着無端縱容。以胡適知人之精，鑒人之明，社交圈子之大，友朋組成人員之複雜，自然其月旦起人物來也並非一味都是褒獎之辭，只不過很多負面意見較少公開發表而已。近讀《胡適日記全編》，對這一點深有體會，它使人們看到了另一個胡適，一個更為真實、豐滿的胡適。這裏以他對國內學人的評價為例，略作介紹。
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像胡適這樣終生堅持記日記的人可能有不少，但日記記得像他這樣從軍國方略到家庭細故，從世界風雲到兒女情懷，內容如此包羅萬象、豐富多彩，幾乎能成為一部現代史的，則為數不多。因為內容豐富龐雜，蔚然大觀，加上主人獨一無二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胡適日記也因此具有政治、文化、學術上的多重價值。不過，也正是為此，胡適日記受到了不少人的詬病，難免做秀、虛榮之譏。有些人認為胡適記日記既然是為了保存史料，傳諸後世，寫給別人看的，就必然會有所顧忌，缺少一份真誠，很難徹底吐露心聲。
通觀胡適日記，可以說這一現象確實是存在的，特別是在軍國大事方面，有不少地方確實說得含含糊糊，欲言又止。不過，情況也並非盡然，一概而論，比如在臧否國內學人時，他還是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印象和想法的，而且其中也不乏怒目金剛似的激烈言辭。比如他對吳宓的批評：「今天聽說，《大公報》已把『文學副刊』停辦了。此是吳宓所主持，辦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學衡』一班人的餘孽，其實不成個東西。甚至於登載吳宓自己的爛詩，叫人作噁心！」（胡適1933年12月30日日記）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相信這段話會出自一向平和儒雅的胡適之口。在當時，批評學衡派及吳宓的人有不少，但言辭激烈到如此程度，近乎漫罵者則不多見，這與胡適一貫示人的君子作風明顯不符。顯然這種嚴厲的批評並非偶爾衝動之下的失言，幾年後，他在批評另一位學人陳銓時又把矛盾指向了吳宓：「看陳銓的《中德文學研究》，此書甚劣，吳宓的得意學生竟如此不中用！書中有云：《西遊記》（小說）的作者邱長春（1208-1288），他還不知道《西遊記》小說不是邱長春的《西遊記》！他記長春生卒（1148-1227）都遲六十年，不知根據何種妄書！他又說《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生於一六二二年（實則生於1640年），山東磁州人』！真不知何以荒誕如此！」（胡適1937年2月19日日記）這裏且不管胡適對吳宓的評價是否客觀公允，不過由此倒可見出，胡適並非總是謙謙君子，他也有怒不擇言的時候，對一些人懷有很深的成見。其日記固然有公共話語的性質，實際上也是保留了私人寫作的風格的，畢竟他在記日記的時候，不僅要面對他人，更要面對自己，否則記日記豈不成為一場純粹的作秀，成為一種無端的負擔？
其實，只要將胡適在日記中對某個學人的評價同胡適與其往來的書信相互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胡適在日記中的評價才是個人真實意願的流露，因而也更具個性，用句時下流行的話說，也更酷，畢竟當面責人過於直接，沒有迴旋餘地，聽者自然難堪，說者也難以出口。比如胡適對馮友蘭哲學研究成就的評價。1930年，馮友蘭將其《中國哲學史講義》寄贈給胡適請教，胡適於3月20日回信說：「承你寄贈《中國哲學史講義》一八三頁，多謝多謝。連日頗忙，不及細讀，稍稍翻閱，已可見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興。將來如有所見，當寫出奉告，以酬遠道寄贈的厚意。」（載杜春和等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話說得很是委婉客氣，看不出有什麼不滿之處。但翻開胡適日記就會發現，在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時，胡適後來的話就說得沒有這麼溫和了。「前些時曾見馮友蘭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胡適1950年1月5日日記）過了幾年後，他對馮友蘭的這一不良印象並未改變：「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國歷史評論》］要我寫此書英譯本（by Derk Bodde［德克·博德譯］）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即是他（馮）自己很得意的『正統派』觀點。」（胡適1955年1月24日日記）雖然數年之間評價的並非同一本書，但書信與日記對一位學人評價的極大反差還是很能說明一些問題的。可見胡適日記雖然有作秀的成分在，但也不乏個人真實的想法和切身感受。
其實，即使是身邊的朋友或自己很欣賞的人，胡適也都能如實地指出其不足，並不刻意為其遮掩。話雖然說得並那麼不順耳，但於此倒可以看出胡適接人待物的誠懇和厚道來。趙元任是其過往甚密的老友，胡適對趙元任評價極高。早在當年留學美國時，就對其推崇有加「每與人評論留美人物，輒推常州趙君元任為第一。此君與余同為賠款學生之第二次遣送來美者，畢業於康南耳，今居哈佛，治哲學，物理，算數，皆精。以其餘力旁及語學，音樂，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學，心細密而行篤實，和藹可親。以學以行，兩無其儔，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胡適1916年1月26日日記）二十多年後，胡適對趙元任依然十分敬重：「元任是個天才極高的人，學力還好。」（胡適1939年1月5日日記）不過，他還是如實地指出了其不足：「元任是希有的奇才，只因興致太雜，用力太分，故成就不如當年朋友的期望。」（胡適1939年9月22日日記）不管這是否真是趙元任治學的不足，但至少胡適本人是這麼認為的，他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做得更好。再如陳寅恪，他也是胡適所特別佩服欣賞的學人，兩人有着深厚的友誼。胡適不僅敬佩其學問，而且對其個人生活也很關心，多加關照，如其1946年4月16日的日記：「百忙中請人去銀行辦匯票……請漢升帶給寅恪。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即便如此，胡適仍然指出其治學中的一些微疵：「讀陳寅恪先生的論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胡適1937年2月22日日記）對此，曾有人認為胡適是吹毛求疵，屬文人相輕之弊。其實，就胡適為人處世的一貫作風來看，他的心理還沒有這麼陰暗，他不過是希望自己所敬佩的人更為完美而已。
總的來看，胡適月旦學人還是比較客觀公允的。不過，他也並不是總能做到這一點，特別是在他離開大陸到美國去做寓公的那段時間裏，因為背井離鄉，境遇不佳，心情特別鬱悶，故對那些因政見不同留在大陸的學人頗多苛求之辭，像郭沫若、陳垣、馮友蘭、唐蘭、蔡尚思、沈尹默等人，他都在日記里程度不等地表達了對他們的不滿。如他評唐蘭，多為挖苦諷刺之語：「今天看了幾十張《人民日報》，最有趣的是唐蘭的一篇長文《我的參加黨訓班》（Aug.，29），此文可與費孝通的《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Aug.，31）『媲美』了！唐蘭說他自己『請求』參加黨訓班，『我只覺得這一回能參加共產黨的黨訓班，是無比的光榮，因為這是學習，我向革命的先進者學習，這是自發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辦選舉院士，只有唐蘭來『請求』我推薦他。那是『自發的』，因為被選作院士在那時候也是『無比的光榮』。」（胡適1949年11月21日日記）有時候胡適的言辭還相當尖刻，如他評述沈尹默批判自己的文章：「沈尹默的一篇則是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罕見的！」（胡適1952年1月5日日記）
平心而論，胡適過於嚴厲的指責固然有很多情緒在，但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在他所批評指責的這些學人中，有些先前與胡適曾有着較為密切的往來，但是1949年被迫進行的政治選擇使他們轉眼間從朋友成為敵人。其後在中國大陸，胡適成為官方竭力批判、着意抹去的洪水猛獸型人物，批判聲勢之浩大，使那些與胡適有過交往的學人承受着很大的壓力，自然就會有人不惜往胡適身上潑髒水以求自保。不可否認，很多批判文章系奉命表態而作，頗多捕風捉影、無中生有之談。1949年後，胡適對大陸學界的動態十分關注，面對這些學人的突然變臉和無端指責，胡適自然不會高興，他在日記中的大發牢騷也在情理之中了。需要指出的是，對有些批評他也是能夠給予諒解的，比如他評顧頡剛：「頡剛說的是很老實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評他的兩點（《繫辭》的制器尚象說，《老子》出於戰國末年說），也是他真心不高興的兩點。」（胡適1952年1月5日日記）由此也不難看出胡適的胸懷。
（選自《溫故》（之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