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國時報》駐紐約記者王良芬小姐說,她穿梭在紐約華埠的巷弄里,從遊客如織的勿街(Mott street),朝孔子大廈的方向走,左轉進入披露街(Pellstreet)二十一號,發現在狹窄的弄道內有個教會,名為「中華第一浸信教會」,樓宇有近百年的歷史,外牆漆成赭紅色,里外都維持得相當好。大門高處鑲着「紀念堂」的牌匾,是胡適親筆所書。於是出於好奇心,她拜訪了教會牧師李澤華,從教會的紀錄文獻得知,「紀念堂」是為紀念創會牧師李韜先生的。而由胡適所書寫的這塊牌匾,卻追索出一段未竟的情事,它竟淹沒在雜沓人聲中,有六、七十年的光景。
其實在一九九九年四月號的《歷史月刊》曾刊登有朱毓祺先生的《胡適眼中的聖女——李美步博士》一文,對此事就有提及,朱先生說在一九三七年他還是童年的時候,就移民到紐約,就在李韜紀念堂學習英語,這裏是早期唯一為成年新移民學習英語的華人所設立的機構。李韜牧師,廣東人。是前紐約中華公所主席。據王良芬說李美步(Mabel Lee)博士原名李彬華,一八九六年生於廣州,是李韜牧師的獨生女,一九〇〇年七月與母親來美和父親團聚。李美步自小聰穎,辯才無礙,青少年時就立志社會改革,十六歲時參加紐約市「女權運動」時,騎着馬和其他人一起帶領示威遊行,可謂時代先驅。李美步一九一三年中學畢業後,獲得庚子賠款獎學金,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一九一八年取得哥大經濟哲學博士,為哥大校史上第一位獲此榮譽的華人女性,其博士論文由哥大編入《中國經濟史》一書。
胡適大李美步五歲,他也是考取庚子賠款獎學金,在一九一〇年秋來到美國綺色佳康奈爾大學學習農業學,一九一二年春改入文學院,學哲學、政治、經濟、文學。其實就《胡適日記》觀之,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四日中就說道:「夜在會之女子開一歡迎會,極歡。女子中有數人尤倜儻不凡,如廖、李(美步)、江諸女士,皆其尤者也。」他們當時都是中國留美學生會中的佼佼者,因此彼此惺惺相惜。一九一五年一月八日胡適在給李美步的英文電報寫着:「親愛的李小姐:謝謝您的電報,我本該顧慮您要準備期中考試,但是韋蓮司夫人(您可能記得她就是日前招待中國學生的那位)告訴我有關下次開會要和我推薦一位主講人的事,我立刻想到您是這場合最合適的人選,所以我提供了你的名字給她,現因時間倉促,我只好拍電報通知您,請原諒我的『冒昧唐突之罪』。祝您有一個寧靜愉快的假期和成功的學年。」
一九一五年秋,胡適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他與李美步遂成同系同學。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胡適在寫完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連博士學位都還沒正式拿到,就匆匆回國,接北京大學的教授了。而李美步在一九一八年榮獲博士學位,一九二三年前往歐洲考察大戰後的經濟,同年應聘廈門大學系主任,但她父親李韜牧師因調解堂界糾紛,於次年悲憤過度在美去世,她隨即回美為父親舉辦葬禮,並留在紐約承繼父志以及奉養母親,她婉拒一切聘約,後來出任浸信會晨星書館(Morning Star Mission)主任。一九二六年當時具有影響力的一位佈道家,也是哥倫布大學的化學博士宋尚節(1901—1944),就曾在此義務地幫助李美步教導英文。
李美步為感念父親,因此想為父親建立紀念堂。由於李韜牧師生前聲望,李美步很快從朋友、僑社處籌足經費,期間胡適出力甚多,後來購買下華埠披露街二十一號的樓宇,經重新修繕後,一九三六年竣工定名「李韜紀念堂」。「紀念堂」三字是胡適所書,胡適為了題字煞費苦心。胡適在寫給李美步的信中說:「書寫之夜,下筆後不滿意的廢紙,已拋滿了書房地板,只得揀出數張任由挑選。」此墨寶現仍保留在紀念堂中,成為珍貴文物。在紀念堂落成後,胡適曾親筆題詞「功不唐捐」贈送給李美步以昭示其功不枉費之意,又贈「見義勇為」字題為紀念堂的永久訓詞,表達了該紀念堂的宗旨和服務精神。
胡適在紀念堂中的題詞「功不唐捐」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胡適由上海赴美國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常會,又參加哈佛大學三百周年紀念會,繼在紐約、華盛頓、費城、綺色佳、芝加哥、司波堪、西雅圖、洛杉磯及加拿大的文尼白等地講學、遊歷,在十一月十九日回國途中,在日本皇后號輪上,他給李美步寫了封英文信:
親愛的聖女:
自從離開紐約以來,心中想到給你寫信,可是在橫貫美洲大陸的車途中,一站接一站的過去了,我總是找不出最合適的時間和寧靜來寫信,抵達了要坐船的港口之後(案:三藩市),才知道前幾天宣佈的碼頭罷工,今天起生效,我只有等罷工解決了才能動身。
經過十五天的耽擱,我終於去了加拿大的溫哥華,搭上了日本皇后號郵輪,於是我又一次在太平洋上了。
這次不期的耽擱卻得到了補償,我看到了總統選舉並為那令人驚服的選舉結果而得意;在我離開三藩市那天,適值新建的灣區大橋正式開橋通行,我過了新橋四趟,看了兩場歌劇,還給《外交》及《論壇雜誌》寫了兩篇文章。
在這一個半月里,我常惦記着我那位住在紐約華人教會的神聖教士,也想到在我的旅舍中我們的談論,以及在帝國大廈頂塔上那美麗的夜晚,我常想知道這位女士會永遠為這個在華埠的教會獻身嗎?她真的會快樂嗎?她說她是非常快樂,我可是懷疑,我為什麼會對你親口回復我問你的問題無法接受呢?因為我認為那裏的工作是一種不可能使像你這樣認真做事的人持久幹下去的。
在我的旅舍茶敘時,我曾建議你應該重振你學術方面及文化方面的興趣,去做些你曾經熟習做過的研究工作,對這個建議你也同意了。可是那並不足為憑,我想起來了,那天在你的教堂晚禱後的會上,我看到了你對那份工作所做的計劃或者說是想法,使我大吃一驚。
你真的下定決心在華埠辦一個小教會?或者你早已想過當一位中國人的珍·亞當斯(Jane Adams)創辦一所初期的赫爾堂(Hull House)。還是當一個中國人的莉瑞安·沃德(Lilian Ward)建立一所亨利街文教館(Henry Street Settlement)呢?老實說,你要在華埠不過是一所小教堂獻出一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不過如果你早已擬妥或者目前正在草擬一個類似赫爾堂的計劃,並且還要能得到華人社區贊助的話,那個計劃就必須要真正有益於社區,並且要充分地謀取年輕人熱心的參與。
總之,這個堂所不應該僅僅作傳揚福音和做禮拜用的,而應該是一個為教育社會服務、衛生、文化以及民事服務的處所。
十分抱歉,我在班門弄斧了。多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的厚意,並請代我向蘇先生的盛情轉達謝意。
您的朋友胡適謹上
從這封長信的字裏行間,可以感覺出不為外人所知的情愫(案:胡適的信函墨寶現存放在「紀念堂」,筆者此處引用朱毓祺先生的譯文,特此致謝)。而當胡適返抵上海後,他不負諾言,他為紀念堂圖書館選購大批中國古典文學書籍,於次年抗戰爆發前,運抵紐約,運費一千美金由孔祥熙捐贈,該批書籍現仍存放於圖書館供僑胞閱讀。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要胡適和錢端升、張忠紱等三人,到英、美去做非正式的外交使節,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才正式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在這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日記中說:「李美步邀去吃飯。」三月二十五日日記云:「下午去看李美步女士,與她和她的表兄蘇君同吃晚飯。李女士之父名李韜,是中國的基督教牧師,甚得人信仰。」四月二十日日記云:「為New York唐人街擬中國藏書第一目,應李美步女士之請。」
據說後來李美步經常在教會主日崇拜聚會講及胡適對紀念堂的貢獻。而每逢胡適在學術上有新貢獻或在政壇有新使命,李美步總是不厭其煩,詳細地介紹,談吐之間充分地表露出他們之間的情誼和欽佩。一九四六年九月,胡適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李美步曾於一九四七年到北京拜訪過他。返回美國後,她還是獻身於基督,服務於僑界四十餘載。她終生未嫁,一九六六年病逝,享年七十歲。而胡適則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因心臟病發,逝世於南港中研院的院士會議上,享年七十二歲。
萍蹤偶聚,無言的緣分;但君子之交的情誼,又長達半個世紀。哪天你在紐約披露街人聲鼎沸中,再見到這塊「紀念堂」匾牌,應該會想起這段如煙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