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20250826按：我在《雨煙雪鹽》中曾寫到「非毛化」論說，提及三人：余英時、林毓生、康正果，並稱我視「非毛化」為中國人擺脫愚昧的標準；不料今日忽接康正果發來一詩『高兟回國被刑拘一周年』，配有文字「去年四月，高兟夫婦攜幼子前來新港，我曾陪他們暢遊耶魯校園。臨別時，他告訴我即將回國處理工作室遺留事務。我當即以我當年回西安被國安拘留案例警告他，目前持綠卡身份，萬勿掉以輕心，冒險回國。不久即聞他被警方拘留凶訊，至今日已一年整矣。賦詩一首，聊表關懷」：
不法危邦法網羅，
滔滔天下罪名多。
所城一出休回顧，
公竟渡河嗟奈何！
*《論語•微子》："滔滔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所多瑪，參看《舊約•創世紀》
***漢樂府《公無渡河》
正果兄悲懷知己，乃是一位以藝術手法「去毛」、達至「毛孫」習近平要將他下獄的深度，中共以「誣衊革命先烈罪」懲處「非毛化」，可知「保衛意識形態」比「鞏固江山政權」更優先，是這個政權未敢忽略的秩序，也即顛覆毛則江山傾廢大半，真是防口如防川，習政權危如累卵。順便再發康正果「去毛」佳作《毛像的興衰與高氏兄弟的"去毛"創作》，原作系藝術評論，配有多幅影畫，可惜未能轉來文中。】
一
偶像崇拜並不是華夏文明的國粹，至少就傳世的文物來看，在佛教傳入中土之前，很少有供膜拜的神祇偶像或聖賢肖像被製作出來。堯舜禹到底是什麼模樣，向無遺像可供我們想像。始皇陵出土了那麼多兵馬俑，卻從未見到嬴政本人的塑像。孔子甚至強烈反對製作殉葬的陶俑；根據先秦文本的記載，連在宗廟中祭奠祖先，都是讓家中的小女孩坐到祖先的位子上"扮屍"受祭，象徵性地過一過那個儀式。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崇奉的焦點在於人心的誠敬與鬼神冥冥中交感，先民似乎更專注恍惚無形中的陰陽變化，因而無意將那難以形塑的情境凝凍在死板的土偶木雕身上。只是由佛教傳入帶來的造像運動才給非偶像崇拜的華夏傳統加入了偶像崇拜的成分，但即便如此，那也僅限於燒香求神的場合，在俗世人群中，從帝王到平民，無論是死去的或活着的，都很少有畫張肖像來紀念或造尊雕像去崇拜的現象。及至上世紀初，國共兩黨先搞聯合，後搞分裂，都分別學蘇俄、納粹的樣子，搞他們的革命黨政教儀式，各自張貼起領袖畫像，領袖像崇拜遂愈演愈烈，在後來鬧到了荒謬狂熱的地步。
分共後的國民黨聚會中常懸掛黨旗，配之以孫中山肖像，這種會場佈置明顯在突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繼承了孫中山的國民革命路線。而隨後在江西建立紅色政權的中共則懸掛鐮刀斧頭紅旗，配之以馬列肖像，與國民黨分庭抗禮，表明他們隸屬共產國際領導，是蘇維埃的中華分支。（圖1）這種以黨旗和領袖像作為政權象徵的革命黨政教儀式已初露領袖像崇拜的苗頭。
圖1中共蘇區代表大會會場佈置
國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後，中共根據地開始改掛青天白日國旗以及孫中山、蔣介石像，這種應景性質的會場佈置意在向外界表明邊區政府對國民政府的擁護，從而也突出了邊區政權受到包容的合法地位。但1940年之後，隨着中共的根據地日漸擴大，國共摩擦日趨激烈，毛澤東和朱德的肖像隨之與國旗及孫中山像同時出現，而蔣介石像則逐漸遭到廢棄。再往後內戰爆發，共軍越戰越佔上風，作為統一戰線符號的國旗也被撤除，毛澤東和朱德的肖像與中共的紅旗遂整套推出，作為新政權的象徵，徹底取代了先前的掩護性偽裝。
這一時期在正式場合張貼的毛像尚未突出獨尊到領袖像崇拜的地步，似乎是為了與國民黨方面樹立蔣介石的威權唱對台戲，針對那邊大掛蔣介石像的場面，這邊的毛像懸掛才上升為黨內思想統一的象徵，逐漸被推向中心。但比較而言，國民政府方面單一突出的蔣介石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像副其實的，也就是說，頗具希特拉或斯大林軍事權威的委員長確實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統帥，肖像上的蔣介石和身為委員長的蔣介石若合符契，他站在他的肖像前號召將士們精誠報國，驅除日寇，像與人二者在那種場合中並不顯得分裂。那肖像不過一平板的肖像而已，並未放射出超乎他本人權力的魔力。它就單純地掛在那裏，頂多在那個人不在場時起到他似乎仍在場的作用。它不管被製作了多少，被懸掛得多麼普遍，基本上都出現在官方的正式場合或公共場所，並未侵入老百姓的私人生活。反觀毛像與毛本人的關係，情況就比較複雜，需要作一點溯源的考察。
1936年到1937年斯諾採訪毛澤東之際，毛雖在很多委員會裏擔任委員，但按照斯諾的觀察，那時候還沒有任何共產黨人把毛視為他們的"偉大領袖"，也沒有任何人把他的名字"當作中國人民的同義語"。那時候，紅軍將領和黨內高層多忙於各自的專職工作，相對來說較閒散的毛澤東便成為斯諾採訪的重點人物。偶然碰巧會了面，接着有意無意地靠攏起來，就這樣促成了後來那本廣為傳閱的革命佳話，記者與受訪者在他們互動的接近中贏得了互利的效果。正是經斯諾的拍攝，毛那張窯洞前頭戴紅星八角帽的照片始登上媒體，向外界首次亮出了他作為紅軍首領的形象。（圖2）該相片與《西行漫記》的出版無疑提高了毛的國際知名度，儘管他當時尚在黨內的人事摩擦中摸索著向前拼刺。
圖2斯諾1936年攝於陝北窯洞前
那張首發的特寫照充其量只是一張照片，與領袖像的製作性質上顯然有別。據Daniel Leese的研究，只是在1937年6月23日，毛澤東木刻頭像登上了延安《解放周刊》，那一幅毛像才初步顯露出領袖像崇拜的特色。該頭像的面容姿態明顯出自斯諾的那張攝影，但背後的土窯洞不復存在，被換成了"向着東方曙光進軍的隊列，而那曙光則來自毛頭頂微薄的光環。"兩周後該刊也登出紅軍司令朱德的頭像，卻並未被描繪出像毛像那樣的英雄崇拜特徵。由此可看出，與正式場合作為中共領導和朱德像同時掛出的毛像相比，此類經延安藝術家之手創作出來的毛像便顯出了微妙的差異。（圖3）
在中共其他領導人都忙於帶兵打仗或從事邊區政府建設之際，毛澤東最喜歡偷閒與投奔延安的文藝界人士接觸。他那時已插手軍事決策，抓到不少操控槍桿子的權力，但要獨攬筆桿子的大權，尚需費一番周折。與希特拉或斯大林相比，毛幾乎談不上有什麼藝術修養，具有繪畫功底的希特拉常親自動手設計宣傳海報，斯大林則以特別欣賞蕭士達高維契交響樂的素養為世所知，大概就因有這樣的底子，在納粹和蘇俄那裏，領袖像崇拜還都算搞得比較威嚴和莊重，至少未鬧到媚俗的地步。毛澤東後來的反人類罪行絕不次於他那兩個前輩，但要論文藝鑑賞力，卻遠遠落在他們身後。對各路文化人從大城市帶到延安的洋玩意，他顯然欣賞不了，因而也就很難有興趣了解。面對高與低之間的差距，毛一貫採取往下拉平的手段，他在文藝政策上推行的所謂"普及"，並無向優美和典雅提高的動向，而是把一切讓他有可能產生相形見絀感的東西都踹到"普及"的腳下，以"我是粗俗我怕誰"的口氣推廣粗俗的價值。比如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就要求受過專業美術訓練的藝術家向放羊娃學習，去搞那種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的宣傳藝術。他特別看中木刻、繪畫等視覺藝術的潛力，因為對不識字的大眾來說，畫出來的領袖像肯定比寫出來的領袖頌更直接，更易接受。在這一透視點上，搞毛像崇拜便與佛教弘法或教會傳教的造像運作有了不謀而合之處。就這樣，在力主拿藝術作宣傳工具的同時，毛已在有意無意間把他自己的肖像推上工具化的方向。經過整風和文藝座談會的集訓，文藝被強加了為政治服務的任務，隨之便出現了王朝文的毛澤東塑像等一系列作俑領袖像崇拜的毛像製作。
圖3刊登於《解放周刊》，1937年
毛像的製作及其懸掛於是被推廣到正式場合之外，那幅早期木刻頭像上微薄的光環被發揚光大，翻身農民把批量印行的毛像供入了家中的神龕。據有關學者發掘的資料所顯示，從1944年開始，在太行、太岳根據地及後來的其他華北解放區，"毛澤東像以向英雄、模範們頒發、銷售的形式被帶到各地。這一時期，正值該根據地依靠貧僱農發動群眾運動的階段，懸掛毛澤東像開始逐漸取代民間敬神的風俗並在農村日益普及化。"這種普及是"以農民撕毀常年祈禱也沒有帶來幸福生活的神像(灶爺、財神等)，換成帶來富裕生活的恩人毛主席像的方式來進行的。"共產黨幹部號召土改中翻身的農民不要再敬灶爺、財神之類的死神，而敬毛主席這位活神，甚至在土地廟內供起毛像，慶賀土改的勝利果實。有些地區，連在結婚儀式中都"把傳統的拜天地改為向毛澤東像敬禮。"共產黨在發動和利用農民的同時，也為農民所同化，山溝里變種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即滲透了濃厚的農民意識。"東方紅"的頌歌從此四處傳播，毛澤東這個被黨宣揚為"人民大救星"的神話形象不但遮蔽了他的歷史形象，也從現實中的他這個人身上分裂出去，最終被搞成土氣十足的玩偶，充當了黨的"偉光正"代表。那還是在共軍仍被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視為"土八路"的內戰時期，要充當國家、政權的尊嚴象徵，毛像尚不夠格，它僅可在有限範圍內順着水往低處流的走勢融入農民的固有心性，在燒香求神的迷信柴草上縱其妖火。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只圖拿毛像的聖像（icon）化為黨大造聲勢，包括毛本人在內，幾乎沒有誰感到，這種新造神運動對自詡持唯物史觀的共產黨人來說是多麼諷刺。
二
毛澤東一直在利用黨內派別鬥爭的動力助長他高升和奪權，但這股動力在把他作為代表往高捧的過程中也工具化了他的公共形象，使他在黨內集體領導制的掣肘下感到頗為彆扭。中共建國後，隨着黨政事務逐步規範化，毛仍沿用的那一套戰時動員做法便不再有效，他的威望看似如日中天，在黨政事務的具體處理上卻碰到了新的挑戰。中央對毛像的製作及其懸掛均作出嚴格的明文規定：比如1950年，按照"七一"紀念節黨報上刊登領袖像的指示，除毛像外尚有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三人的相片與之並列；1952年，有關遊行隊列中領袖像排列的通知規定，毛像與孫中山像排在最前列，第二列則為劉、周、朱的肖像。按嚴格標準製作的毛澤東畫像每年也只是逢"五一"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才掛上天安門城樓。特別是中共八大之後，從蘇聯刮來的反斯大林之風也引起了中共內部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檢討，毛像的中心地位並未動搖，但也僅止於形式化地擺出來撐個門面。在某些模仿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模式創作的大型革命史詩繪畫中，居於中心地位的毛像多呈現為與劉、周、朱等同僚聚集在一起的構圖。Daniel Leese認為，"只要毛的地位和政治目標沒被動搖，他就會對個人崇拜的外在形式持藐視的態度，稱它為上層建築中的'封建殘餘'。但一碰到危機時刻，他便轉而靠他的公共威望，去發動群眾打破他的同僚們所設置的體制性限制，為此他甚至不惜毀黨。"其實就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毛那句藐視個人崇拜的言論，與其說反映了他地位穩定的現狀，不如說是他受到黨內規範制度約束的結果，是他在八大前後反個人崇拜的大勢所趨下一種言不由衷的表態，甚至是對他那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處境的自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