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故鄉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國的中心寶地。如果說成都市在自然景觀上還有什麼遺憾之處，那就是沒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園（今名人民公園）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點綴。但你如果走出舊城的老西門外，穿過石灰街，走完南巷子，就會在你眼前出現一座似山非山的大土丘，方圓約有半里地，公園裏那座假山和它相比，真是「不足道哉」了。這個大土丘成都人叫它「撫琴台」，說是三國時諸葛亮在此築台撫琴。如果有此事，那孔明老先生僅為了自己彈個琴，便如此大興土木搞「政績工程」的勁頭，若與今天我黨的公僕們相比，當算「大手筆「了。但可惜孔明的這一豐功偉績，讓一個英國人給「毀掉」了，此土丘根本同孔明無關。
大約是1943年吧，一個英國的考古學家對這個大土丘進行了考古研究，並從旁邊挖開了一條通道。最終證明這裏是五代時名叫王健的蜀王的陵墓。1945年春，我們全家就遷到此處定居，我家就在此墓之西約500米的地方。此處環境幽靜，大有「小橋流水人家」的田園風光。那時這裏屬成都市近郊區，便於躲避日本飛機的空襲。就在那年的秋天我們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今我還記得八歲的我和大家一起歡慶勝利的喜悅，因為從此後不再擔心成為日寇炸彈下的冤魂了。但是誰也沒料到，五年以後，這裏又成了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殺戮之地。
二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中共便在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那轟轟烈烈的陣勢絕不亞於文革，滿街的口號是：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堅決、徹底、乾淨地消滅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有的機關，團體，工廠，學校，單位，甚至每個居委會，居民小組，都把此列為一切工作的中心。號召大家檢舉揭發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別是有一批所謂「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積極分子，本來大字也不識幾個，一旦給了他（她）們一個什麼「居民組長」，「治安委員」，「宣傳員」之類的官銜後，在這些人看來，真比「文拜相，武封侯」還更光宗耀祖，還更得意忘形。所以他(她)們巴不得一天抓出一萬個反革命分子，才好向黨和政府獻上厚禮，以報知遇之恩。
我的一位鄰居叫向代康（字傳賢），是我父親的同事，用現在的話來說叫老戰友，在四川軍閥「三軍聯合辦事處」管轄成都的年代，曾擔任過成都市城防司令。當時向代康與我父親和熊克武，劉伯承都曾同事相識。那時蔣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說那時的四川還不歸蔣介石管。而且他們都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就退出了軍界，我父親經商，向伯伯就在撫琴台附近辦了個撫琴農牧場，飼養良種奶牛。可是鎮反運動一來，我父親和向伯伯，都成了「國民黨反動軍官」。要他們交代「殺害了多少地下共產黨員？」你說沒有，那些人怎麼會相信。而且那些人文盲，半文盲，起碼歷史知識都沒有，怎麼說得清？開口就說你不坦白，不老實。而且「君子」動口也動手，我父親和向伯伯都挨過他們的耳光，還弄到派出所去一天，強迫你交代問題。雖然他們沒有任何證據，但就是一句話：「你在偽政府手裏當官，你沒幹壞事那才怪，老實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條！」後來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劉伯承當年與他同事，此時劉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主管當時西南軍政。他便給劉伯承寄去一封掛號信，他後來私下對我父親說：「死馬當成活馬醫」去試一下。萬沒想到劉伯承還記得他和我父親，很快就回了信。信上內容表面上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黨的政策一貫都是既往不咎，你們要理解和支持當前的鎮反運動，過去的事說清楚就行了，今後歡迎你們參加到革命隊伍里來——就是最後這句話「值錢」了。向伯伯把這信拿出來叫那些人看，開始那些文盲積極分子還懷疑這是假的，我父親說「你們看清楚這公函信封，信箋是哪個單位的」。後來公安局來人一看，馬上滿臉堆笑說：「二位同志，對不起，誤會，誤會」。接着把手向那些積極分子一揮，示意叫他們滾蛋。那些積極分子剛才還又凶又惡要吃人似的，現在卻一個個像狗被主人踢了一腳似的，又喪氣，又「委曲」地」滾」出去了。從此以後，就再沒來找過麻煩。否則我父親和向伯伯不殺也得判刑。這就是中國官場的奴性。但能有這種意外幸運的，恐怕也和今天中「體彩」頭獎的幾率差不多。我父親和向伯伯對政治早已厭倦，所以只要過了這個關，就再也沒去找劉伯承，更不打算去參加「革命」。幸虧二位老人都離世得早，否則如活到文革那還有活命嗎？當然，更多的人可能還等不到文革就完蛋了。
有一位離我家不遠的鄰居名叫秦儀甫，是四川大學助教，說他參加過國民黨的什麼特務組織，莫名其妙地就被槍斃了。還有個叫文子政的，是個營長，人家是在徐蚌會戰中起義投誠的國民黨兵，資遣回四川，鎮反運動一來，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參加學習」，他還高高興興來向我父親告別。誰知「黃鶴一去不復返」，後來聽他妻子說，文子政關在成都寧夏街看守所(俗稱四大監)里，一直生死不明。當然，再往後我也混進「反革命」里去了。
三
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撫琴台周圍美麗的田園風光和靜謐的氣氛，便被一陣陣刺耳的警笛和槍聲撕得粉碎。因為這裏成了當時鎮反運動中處決「反革命」犯的屠場。只要看見有荷槍實彈的士兵，在撫琴台四周一佈防，就知道殺人的悲劇馬上要上演了。不一會拉着死囚的極刑專車，便呼嘯而來，一般是前面吉普車開道，死囚車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車，死囚被五花大綁還插上「標子」，武裝押送車架着機槍殿後。但撫琴台還不直通公路，公路離撫琴台還有好幾百米。於是死囚便從車上拉下來，由兩個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場拉去。由於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個人無法並排走，於是只好將死囚從田土中拉過去。還有女死囚同樣如此對待，真是夠野蠻了。當時槍斃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腦袋打，有的死後只剩下半邊腦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頸部尚存，人像個木樁一樣立在那裏，一會兒方才倒下，真箇是慘不忍睹。那時還給這種殺人的方式取了個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說把剝奪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個罐子一樣那麼隨便，那麼無足輕重。哪還談得上半點人權與人的尊嚴？在那些人的眼裏，根本沒把「反革命」當人看，更不要說還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這段時間裏，撫琴台隔不到幾天就要弄來一批人槍斃，最多時一天來過兩次。其實這裏還並不是當時成都主要殺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則被殺於北門外昭覺寺附近。由此可見，當時的鎮反運動是何等的「大張旗鼓雷厲風行」了。但就這樣也已使附近居民，產生了極大的恐懼心理。有人說晚上聽見那大土丘上有哭聲，有人說看見坡上有「鬼火」時隱時現，按科學講，這應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氣中自燃的現象。可是有一天有個姓黃的獨居的孤老太婆，講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她說那天晚上天剛黑，有個男人在她門前說：「老太太我要個火」，她便問：「你要火幹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腦袋在哪裏」。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嚇壞了。雖然派出所把黃老太婆弄去訓了一頓，關了幾天，但看她年紀太大，無兒無女，又是「勞動人民」，只好放了。但人們的恐懼並未因此減輕，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