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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文】張維迎:黃土地上望星空:窯洞文化撞擊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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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希特拉變成一尊神(信仰陷阱)的時候,希特拉本人變得不僅更加自負,而且更加不能容忍別人的批評(自尊陷阱),納粹高層必然陷入群思陷阱。再比如,計劃經濟之所以能在許多國家實施,首先是因為國家領導人有一種信仰:計劃比市場更有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國家的富強;其次是因為領導人很自負,覺得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因而有能力制定社會最優的生產計劃;再次是因為領導層陷入群思陷阱:所有決策都能一致通過,聽不到不同聲音;第四是因為領導人很在乎自己權威的尊嚴,很自戀,任何對其權威的冒犯都不被容忍。

經濟學告訴我們,理性人不會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如果你的對手對你提出威脅,你知道這種威脅如果付諸行動,對方同樣會付出代價,即使他的損失比你小,你大可一笑了之,不要被它嚇住,因為理性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將這樣的威脅付諸行動,就像沒有人為了打死一隻老鼠打碎一個精緻的盤子。用博弈論的術語,這是"不可置信的威脅"(incredible threat)。德國經濟學家澤爾騰(R. Selten)認為,理性人不會實施"不可置信的威脅"。他把排除掉不可置信威脅的納什均衡定義為"精煉納什均衡"(perfect Nash equilibrium),從此,"精煉納什均衡"就成為經濟學家預測理性人行為的基本概念。澤爾騰因此貢獻獲得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經濟學家的預測與現實中人們的決策有很大距離。現實中,不僅"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比比皆是,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也時有發生。

作為經濟學者,我當然承認理性的力量;我甚至認為,理性是人類的希望。但我也越來越認識到,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理性可以解釋均衡,但不能解釋非均衡;理性可以解釋許多常規的小決策,但無法解釋非常規的大決策;理性能解釋"遺傳",但不能解釋"變異"。比如,理性可以解釋某種產品的價格如何隨供求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但無法解釋股票市場的崩潰;理性可以解釋工人為什麼願意受資本家的"剝削",但無法解釋工人階級的領導者為什麼要徹底消滅"資本家階級",從而讓大量工人失去就業的機會;理性可以解釋交戰雙方(或多方)為什麼會達成停戰協議,但無法解釋戰爭為什麼發生;理性可以解釋希特拉為什麼會失敗,但無法解釋希特拉當初為什麼能上台;等等。

戰爭的例子特別能說明問題。根據理性人模型,國與國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這是因為,理性人不可能對戰爭的後果有不同的看法(在博弈論里,這被稱為Harsanyi doctrine)。既然如此,預期自己會輸的一方或者壓根就不會挑起戰爭,或者會一開始就乖乖投降,因而預期自己會贏的一方根本就沒有必要發動戰爭。

理性的力量之所以有限,是因為真實世界中,人的行為不僅受理性的影響,也有"非理性"的一面。這裏的"非理性",是相對於經濟學定義的"工具理性"而言,也就是決策不是基於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計算。之所以不是基於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計算,或者因為這樣的計算根本不可能,或者因為即使可能,當事人也置之不顧。當然,如果我們願意改變經濟學關於理性的定義,比如用哈耶克的"演化理性"替代主流經濟學的"工具理性"(或"構建理性"),有些看上去"非理性"的行為可能是理性的,但那樣的話,經濟學的"理性人模型"就得重新構造。

結合哈耶克的知識論和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我將這些"非理性"因素概括為四個陷阱:自負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這四個陷阱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不僅影響着個體的生存,更影響着人類的歷史進程。無論是過去還是可以預料到的將來,它們不會被理性徹底戰勝,也不會因為大數定律被過濾掉。

自負陷阱

決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決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備的,存在着缺失。特別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決策,信息缺失越嚴重。並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觀的、個體化的。這就是哈耶克講的"無知"(ignorance)。在無知的情況下,決策依賴於個體的想像力和判斷;即使兩個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於想像力和判斷力不同,他們也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因此,達到納什均衡是很難的。這裏,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指不同決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預期能同時實現。(納什均衡或許應該稱為"哈耶克均衡",因為哈耶克比納什更早定義了類似的均衡概念,儘管哈耶克認為這樣的均衡很難實現。)

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讓我用希特拉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說明這一點。

1930年代初,德國還是一個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學歷的國家。希特拉出身於下層,一個體制外的無業游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

希特拉1933年元月能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所賜。正是德國精英們普遍認為希特拉"成不了氣候",讓希特拉成了"氣候"。保守派把希特拉扶上總理之位是為了讓他出醜,沒想到是引狼入室。

當時的德國,政府內閣由國家元首任命,無須徵求國會多數派意見。興登堡總統及其幕僚以為,給希特拉個總理頭銜,相當於把這個"麻煩製造者"關進籠子裏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出局。內閣里,除希特拉本人外,納粹黨只有威廉·弗蘭克一人入閣,執掌內政部,帕彭及其保守同僚屬於多數派。帕彭任副總理,周圍儘是他的朋友,興登堡總統對他又是言聽計從,所以他認為自己絕對能降服希特拉。他對個別心存疑慮的同僚說:"我們已經把他收歸我們所用了。""不出兩個月,我們就會把他逼到牆角,讓他只會尖叫。"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前總理施萊謝爾自信地說:"如果希特拉打算在德國建立獨裁體制,軍方將是獨裁體制內部的獨裁集團。"

但他們的預期都落空了。希特拉上任不久,就利用"國會縱火案"迫使總統簽署了緊急狀態法,取締德國共產黨,停止實施魏瑪憲法中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緊接着,希特拉又通過《總統授權法》,獲得不經國會同意並且不徵求總統意見的情況下的任意立法權,解散了除納粹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取締了工會。到1933年6月,希特拉已經建立起了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年邁多病的總統興登堡變成了個擺設。1934年興登堡去世後,希特拉把總理和總統的職能合二為一,擔任"國家元首",成為名副其實的獨裁者,權力不受任何限制,為所欲為一路狂飆,直到柏林陷落前幾天自殺為止。

許多德國人對自己當初的所作所為深感懊悔,其中最早懊悔的或許是德國共產黨。1932年11月選舉成立的議會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是第二和三大黨(分別佔121席和100席),合計席位大於納粹黨(196席)。社民黨和共產黨同屬於"馬克思主義政黨",但水火不容。如果共產黨當初不是錯誤地將社會民主黨當作"頭號敵人",而是與其合作,共同對付納粹黨,那麼,希特拉不可能有上台的機會,共產黨也不會變成一個"非法組織"。

如果說希特拉上台是因為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是希特拉自己的自負所致。希特拉沒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戰,他甚至沒有想打一次歐洲戰爭,他設想的最大規模的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局部戰爭。即使在入侵波蘭後,英國和法國發出最後通牒,希特拉仍然不認為這兩個國家真的會向德國宣戰。之前,無論德國軍隊進入《凡爾賽條約》規定的萊茵蘭非軍事區,還是德國吞併奧地利,英法兩國什麼話也沒有說;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的時候,英法兩國還與德國簽訂了《慕尼黑協定》,讓希特拉如願以償。經驗告訴希特拉,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沒種的膽小鬼,根本沒有膽量向德國宣戰。但這一次,他錯了。納粹德國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9月3日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這是希特拉上台後第一次失算。

希特拉1941年6月22日對蘇聯發動閃電戰,斯大林毫無準備,驚慌失措,蘇聯毫無還手之力,損失慘重,也是"致命的自負"所致。斯大林知道納粹德國與蘇聯必有一戰,但他認為蘇聯至少還有一年時間備戰。他的推理是:希特拉是個聰明人,不會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在與英國簽訂停戰協定前就對蘇聯開戰,是非理性的。因此,斯大林把來自丘吉爾的警告當作"離間計",置之不理,對自己情報人員的警告也不屑一顧。可惜,他的判斷完全錯了。

希特拉確實希望與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但屢屢被丘吉爾拒絕。希特拉認為,自己已經贏了戰爭(這當然是他的錯覺),丘吉爾之所以拒絕簽訂協議,是因為背後有蘇聯的支持。只要打垮了蘇聯,英國就會乖乖簽訂停戰協議。所以必須先對蘇聯開戰。顯然,斯大林的預期和希特拉的預期是不兼容的(因而不是一個納什均衡),結果對雙方都是一場災難。據說斯大林事後得出的一個經驗是:當你做決策的時候,從來不要把自己放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那樣做你會犯大錯!而把自己放在對方的角度思考,正是理性決策模型的基本要求。

自尊陷阱

每個人都有自尊心(self-esteem)。常言說的"無功不受祿",就是自尊心的表現。在生存競爭中,沒有自尊心的人,難以生存並繁殖後代。自尊心使得一個人自強、自立、自律,受人尊重,因而獲得更多與他人合作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尊心是一種演化理性(不同於工具理性)。

但自尊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表現之一是,自尊心使得人們常常拒絕接受批評,尤其是公開的指責和來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批評。自尊心越強的人,越容易被批評冒犯。他們習慣於把他人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人格的不敬、能力的貶低、身份的羞辱和威信的損害。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們常常會對批評者發起"復仇"行動。在做出反擊的時候,他們很少進行理性計算。出於自尊,他們寧可"雞蛋碰石頭","胳膊擰大腿"。中世紀歐洲貴族間盛行的"決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自尊走到極端就是自戀(narcissism)和偏執(paranoid)。自戀者和偏執狂不僅不接受批評,拒絕認錯,而且會用新的、更大的錯誤掩蓋舊的、相對小的錯誤,以證明他們從來就沒有犯過任何錯誤。結果是,錯上加錯,欲罷不能,災難不斷,直到沒有機會再犯更大的錯誤為止。

對芸芸眾生而言,自戀和偏執損害的只是自己的財富、事業、生活,最多是個體的身家性命,因為他們可用的資源有限。麻煩在於,由於政治遊戲更青睞自戀狂,位高權重的人往往有遠高於常人的自戀傾向和偏執傾向。他們呼風喚雨,支配大量社會資源,甚至擁有生殺大權。他們的自戀和偏執,他們的錯上加錯,常常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甚至生靈塗炭。

希特拉就是一個典型的自戀狂,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自戀狂。他從來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包括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的批評。在入侵波蘭的三天前,即1939年8月29日,他的副手赫爾曼·戈林仍然在尋求避免跟英國人的衝突,建議他沒有必要"賭上一切"。希特拉回答說:"在我的整個生命中,我總是把所有籌碼放在桌上。"入侵波蘭挑起世界大戰,出乎希特拉的預料,被證明是一個錯誤,但他沒有設法改正這個錯誤,而是走向一個更大的錯誤——征服法國。佔領法國後,希特拉覺得自己已經贏得了戰爭,想誘使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丘吉爾不買賬,希特拉又發起"不列顛之戰"。不列顛之戰未能讓英國屈服,他又走向一個最大的錯誤——發起閃電戰,計劃用三個月時間拿下蘇聯。他認為,只要拿下蘇聯,英國人就會乖乖投降,美國就沒有可能參戰,他之前的所有決策就都將被證明是正確的!

可惜,他沒能如願,斯大林格勒戰役成為他的"滑鐵盧"。

斯大林格勒戰役被認為是二戰史最關鍵、也最慘烈的戰役,雙方死傷人數超過160萬。希特拉命令德軍不惜一切代價佔領斯大林格勒,與其說是為了達到軍事目的,不如說是為了希特拉本人的心理滿足,因為,這畢竟是一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對斯大林來說,保衛斯大林格勒,也關乎自己的尊嚴和榮耀,所以他命令紅軍"絕不後退一步",違者殺無赦。在德軍第6集團被蘇聯紅軍包圍後,希特拉仍然固執己見地命令保盧斯將軍堅守陣地,不得突圍,結果全軍覆沒,戰爭局勢徹底逆轉。

復仇意味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復仇就是捍衛自尊,是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受到讚許的社會規範。共產黨鬧革命的口號是:要報仇,要伸冤,血債要用血來償!復仇作為一種威懾,使對方認識到損人利已的策略最終得不償失,不如主動合作好。從這個意義上講,復仇是一種積極的力量,有利於人與人之間的合作。

但復仇也有消極的一面:容易導致衝突升級,兩敗俱傷。一個小小的、甚至無意的冒犯,常常引發災難性後果。復仇之所以升級,一個重要原因是雙方之間存在着信息偏差(information bias)和道德尺度偏差(moralization gap)。信息偏差是指,雙方對傷害行為的動機、傷害程度和潛在後果有不同的感知。道德尺度偏差是指,雙方對公平、正義、合理有不同的標準;並且,人們傾向於原諒自己,苛求別人。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指出,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交戰雙方很像坐在汽車後座向父母告狀的兄弟倆:"他先打了我!""他出手比我重!"

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人的復仇所致。德國人認為《凡爾賽條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等戰勝國強加給德國的,非常不公平。這為希特拉挑起二戰提供了道德基礎。而《凡爾賽條約》本身嚴厲的懲罰性,可以說是法國人復仇的產物。法國人復的是1870年普法戰爭的仇。

儘管在有些情況下復仇是基於理性計算,但大部分復仇的情緒性大於理性。人們願意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就是因為"尊嚴"比"利潤"更令人着迷。

不列顛之戰的初期,英國皇家空軍以少戰多,表現卓越。但由於機場遭到嚴重破壞,飛機和飛行員大量減少,如果納粹德國繼續轟炸軍用機場,皇家空軍估計堅持不了多久。但一架迷失方向的德國轟炸機誤將一枚炸彈投到倫敦市區,觸發了一個復仇鏈,反倒救了英國。這是開戰以來第一次非軍事目標遭到攻擊,為了報復,丘吉爾第二天就派81架飛機空襲了柏林。空襲本身造成的損失並不大,但引起柏林市民的恐慌,對希特拉是一件很丟面子的事。空軍元帥戈林曾向希特拉保證,絕對不會有任何一架敵機能侵入德國領空。柏林遭到空襲,讓希特拉惱羞成怒,遂決定把轟炸重點轉向倫敦等城市。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它為瀕於崩潰的英國皇家空軍提供了喘息的機會。在整修了機場、添置了更多飛機和培訓了更多飛行員後,皇家空軍得以打破納粹德國的空中優勢,希特拉不得不暫時放棄入侵英國的海獅計劃,把目光轉向東方的蘇聯。

信仰陷阱

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之受利益支配,因而是理性的。但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人的行為也受信仰的支配。信仰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意識形態、民族主義)。

信仰有一種不受個體控制的魔力,驅使人們做出理性計算難以證成的決策,甚至完全違背自身利益的決策。這種決策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惡的。事實上,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都是理想主義者追求信仰的結果,而不是現實主義追求利益所致。比如羅馬帝國尼祿皇帝屠殺基督徒,君士坦丁時期基督徒迫害異教徒,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歐洲的宗教戰爭,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俄國內戰和農業集體化,越戰,納粹集中營,阿富汗戰爭,伊斯蘭共和國,等等,無不與信仰有關。確實,有時候理想主義只是利益的偽裝,但不可否定,許多幹壞事的人是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希特拉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個人生活很簡樸。

信仰的魔力來自其目標的善。善的目標賦予行動者一種道德力量。理想主義者總是用目標的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為了崇高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不論這些手段實際上是多麼殘忍。信仰可以使人完全喪失人性,變得瘋狂。即便大規模屠殺無辜也理直氣壯,或者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或者是為了某種烏托邦理想。理想主義可以把自己造成的任何災難都被解釋成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就像"良藥苦口利於病"一樣。斯大林把數十萬富農槍斃、抓進集中營或送到西伯利亞是正當的,因為他們反對農業集體化,而農業集體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波爾布特處決柬埔寨所有戴眼鏡的高棉人,因為眼鏡證明他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該殺!

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也是信仰,經常導致種族衝突、戰爭,甚至種族滅絕。納粹在集中營屠殺了600萬猶太人,其手段之殘忍,令人毛骨悚然。那些執行屠殺命令的納粹官兵,作為個體也像普通人一樣,有善的一面,但他們為什麼會幹令人髮指的反人類勾當?因為希特拉給他們灌輸了一種極端的反猶主義信仰:猶太人是德意志民族所有苦難的根源,他們總是用陰謀詭計顛覆德國,他們污染了雅利安種族的純潔。在具有這種信仰的人眼裏,猶太人不是人,是害人蟲,是撒旦,是魔鬼,屠殺他們就沒有了罪惡感。希特拉本人是一個素食主義者,甚至見不得人們屠殺動物。一個見不得屠殺動物的人立志滅絕一個有上千萬人口的種族,可見信仰的魔力是多麼強大!

希特拉上台後,納粹黨在德國大學裏搞了一場"焚書坑儒"運動,運動的主力是學生組成的"希特拉青年團",他們對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堅信不疑。不僅猶太裔的教授被解職,猶太學者的書籍移出圖書館並銷毀,甚至像愛因斯坦、赫茲、哈伯這些猶太裔科學家的名字都不能提。納粹黨提出要建立"雅利安物理學"、"德意志數學"、"德意志化學";任何國際期刊的內容包含對第三帝國的批評,德國大學圖書館就取消訂購,連英國出版的《自然》這樣的雜誌也不例外。1933年5月10日,全國19座大學城組織了一場"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動",學生們按照納粹意識形態標準,編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圖書清單,把清單上的書一本一本從各種圖書館搜出來,然後堆在公共廣場付之一炬。

在納粹德國,"希特拉"本人也成了一種信仰,希特拉就是上帝。許多德國人遇到自己沒法判斷的事,會滿懷信心地說"我相信他","他總是對的"。在戰爭即將結束,俄國人已經到了柏林大門口,納粹敗局已定的時候,一位受傷的二等兵還說:"領袖最近剛宣佈,我們必勝。他從來沒有騙過我們。我相信希特拉。"

正因為如此,納粹德國戰敗並不足以讓希特拉走下神壇。真正讓希特拉走下神壇的是戰後的紐倫堡審判。紐倫堡審判讓德國人了解了真相。沒有紐倫堡審判,納粹的歷史很可能在德國重演。

群思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一直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才參戰。即便在當時,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國參戰,日本必敗。所以,珍珠港事件令丘吉爾和蔣介石都欣喜若狂。

難道日本政府的決策者就看不明白這一點嗎?他們當然看得明白。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曾警告近衛首相,日本成功對抗美國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年。在戰後的東京審判上談到對美國開戰決策時,鈴木貞一(戰時任企劃院總裁)回憶說:"海軍打心底認為與美國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願意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激烈反對從中國撤軍。外務大臣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美國交涉斷無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戰爭,僅存的辦法要麼是讓海軍大臣正式公開其真實想法,要麼是讓陸軍理解海軍未公開的意圖,並同意撤軍。我看得出首相很為難,因為從他個人來講,他覺得自己無力說服海軍或陸軍。"(伊恩·布魯瑪《創造日本:1953-1964》第五章。)

這樣,一群聰明人做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讓日本走上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戰爭後期。在戰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沒有人願意站出來力主接受《波茨坦公報》,無條件投降,直到白白挨了兩顆原子彈。這就是"群思陷阱"導致的結果。

"群思陷阱"(groupthink)指的是群體中出現的這樣一種現象:群體成員追求"和諧一致"的願望導致了一個非理性的決策。這裏的關鍵是,和諧的願望!這種願望產生了不惜一切代價達成一致的傾向,每個人以團體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不同意見被隱藏起來,或者被置之不理,因而群體表現出高度一致。為了和諧一致,人們甚至忘了群體本來的目標。

在群體中,個體之所以不願意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壓制自己的良心和理智,首先是因為他渴望被群體成員接受,不想成為另類,不想成為團結的破壞者;其次是因為他沒有把握自己的判斷一定是正確的,不願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無知"和"固執";第三是因為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既然決策是大家的意見,即使錯了,自己也不需要對此負責。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對群思陷阱做了系統研究(Irving Janis,1972)。他認為,具有如下特徵的組織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

(1)高度追求和諧團結和團隊精神;

(2)不重視個體的表達自由,不鼓勵創新;

(3)領導人行事專斷,自以為是;

(4)群體成員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過於同質化;

(5)成員之間信息交流不暢,個體處於孤立狀態;

(6)決策缺少程序規範;

(7)面臨強大的外部壓力、特別是外部威脅,決策要解決的問題既複雜又緊急;

(8)近期決策失誤多,降低了個人的自尊。

上述特徵意味着,層級越高、競爭性越弱的組織,影響範圍越廣、後果越嚴重的決策,越容易陷入群思陷阱。比如,群思陷阱在政治組織比在商業組織更可能出現,在戰爭年代比和平時期更為頻繁。

前面講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決策,事實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國的措手不及作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駐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將領有一種共同的錯覺:日本人不會進攻夏威夷。所以即使來自華盛頓的警告也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

一場戰役,日美雙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滅亡的不歸路,美國人的群思陷阱讓美國太平洋艦隊損失慘重。

以上我們分別分析了四個非理性決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個陷阱不僅是相互關聯的,甚至經常是共同發揮作用。比如,當希特拉變成一尊神(信仰陷阱)的時候,希特拉本人變得不僅更加自負,而且更加不能容忍別人的批評(自尊陷阱),納粹高層必然陷入群思陷阱。再比如,計劃經濟之所以能在許多國家實施,首先是因為國家領導人有一種信仰:計劃比市場更有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國家的富強;其次是因為領導人很自負,覺得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因而有能力制定社會最優的生產計劃;再次是因為領導層陷入群思陷阱:所有決策都能一致通過,聽不到不同聲音;第四是因為領導人很在乎自己權威的尊嚴,很自戀,任何對其權威的冒犯都不被容忍。

如何減少非理性決策導致的災難?最有效的辦法是權力和資源的分散化,以野心對抗野心,以權利約束權力。在競爭性市場中,每個人都可能犯錯誤,但每個人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沒有人有機會持續地犯災難性錯誤。像埃隆·馬斯克這樣野心勃勃的人,作為企業家,只有消費者和投資者願意為他的決策買單,他的商業帝國才能生存和發展;即使他因為決策失誤而破產,社會也不會損失太大。但如果他是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就非常可能給人類帶來重大的災難。

(2020年6月15日初稿;2020年6月29日定稿。)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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