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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六四」前的硝煙——趙紫陽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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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事件之後,大部分的政改小組成員都被清洗:有的被判刑(鮑彤);有的去國懷鄉(嚴家其,陳一諮和吳國光);有的被貶或轉調到另一單位(賀光輝,陳福今等)。自那以後,各散東西的他們變得更直言,而且拋棄自一九八六年當政改討論開始時就一起形成的那個信念——在一黨專政下建立人道社會主義。即使是已經失去人身自由的趙紫陽,可能因為已無所畏懼或不再擔任任何職位,也可能對中共深深失望或「六四」驚醒了他,他全然拋棄了新權威主義而贊同西方式民主。

一、引言

一九八六年由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批准,國務院總理及後來的黨總書記趙紫陽親自策劃的人民中國歷史上首個政治改革一事,曾被詳盡地記錄於中國學者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由於吳曾是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和政改辦公室的主力幹將,作為此書作者的他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優勢把本次政改的來龍去脈,包括過程中的每一次會議和談話記錄,最後成稿的文字方案,和整件事的跌蕩起伏逐一闡明,本書仍被公認為關於是次政治改革的最佳研究。但吳國光本身的親趙背景以及他在「六四」後被迫流亡海外也隱約地帶出了本書的一些缺點,例如吳在書中過分褒揚趙而且誇大了是次政改的西化色彩和民主傾向。嚴格而言,吳的書並非一本學術專著,而更多的是一本個人回憶錄,書中出現的某些地方,時間,人物及他們的話語仍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本書對一九八六年政改研究的原創性依然不容置疑。

正是在讀後感到不足,本人決定跟進對趙紫陽政改一事的進一步調查。但本文並非對吳國光一書的簡單補充,它完全是我個人的獨立思考和研究之結果。在整個政改事件中有三個懸而未決之問題:為什麼鄧小平選擇在一九八六年底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時開始政改?在當時胡耀邦已經失勢,而為什麼鄧又選擇了同樣來自自由派陣營的趙紫陽來領導政改?到底鄧背後有什麼動機來促使他開始這樣一次有可能改變黨國命運而且觸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的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問題都會在本文中一一作答。

有很多原因可以用來解釋一九八六年政治改革的發動。首先,鄧小平想用政改來搞活經改,為自一九八四年以來已走入瓶頸的經改找出一個解決辦法。第二,政改不僅是經改的基礎,而且能對簡化黨的官僚機構作出貢獻。鄧無疑想抓住這次政改機會來為中共動一次小型政治手術:包括減少中共集權;增強幹部的工作效率;去除權力的濫用和腐敗;鼓勵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各社會階層參與政治,並從法律上保護他們在這過程中不受政治迫害。第三,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最高權力者毛澤東的政策,尤其是大躍進和文革,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共的聲譽和統治的合法性,這些惡劣的遺風甚至流傳至毛死後的八十年代。八六政改也同樣可以視作繼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防止毛式錯誤的再犯,重建中共權威和統治之合法性的又一個努力。

對於作為掌管經濟的總理趙紫陽來說,自他一九八零年上台以來中國的經濟改革並不令人感到滿意,加上黨腐和社會分化,他受到不少壓力和批評,因而趙非常渴望抓住本次政改機遇來重建其聲望。再者,趙充分理解鄧小平為何選擇他,而非胡耀邦,作為政改領導人,這意味着他已在某種程度上被確立為鄧的接班人,這也解釋了為何趙在其後胡耀邦下台事件中被謠傳扮演了一個並不光彩的角色。

在八十年代發生的一些國際大事也促使鄧小平要進行政治改革,因為他不想這些事在他死後同樣地在中國發生:先是馬科斯政權在菲律賓的倒台;接着是南韓大學生對威權主義總統全斗煥的示威遊行;然後是台灣的民主化和海地獨裁者讓-克洛德·杜瓦利埃的流亡他國;以及東歐巨變和前蘇聯的「公開性」。再加上當時海外華人和中國留學生的呼聲,和西方對中國政治轉型的極高期望,在在都令鄧希望在一九七八年後極為成功的經濟改革後,來一次同樣成功的政治改革。

一九八六年由趙紫陽領導的政改長達兩年半的時間,它的過程可看作是當時中國政治的晴雨表。其間包括多個全國性學生運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胡耀邦的下台;十三大的召開;和一九八八年的價格改革都一一出現。是次政改開始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但它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結束日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前,政改小組已經完全停止運作。當「六四」事件發生和趙紫陽隨之被清洗後,絕大部分政改小組成員都陷入政治麻煩,有些甚至被監禁從而失去人身自由。政改小組長達兩年半的運作完全是在暗箱作業,其間中國傳媒沒作任何報導,中國人民對此一無所知。

眾所周知,正因為趙紫陽與李鵬,陳雲,胡喬木,鄧力群等中共保守派在政治,經濟上的爭吵,以及與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上的分歧而令趙的政治下場異常悲慘,所以有幾點在這裡值得提出質疑。首先讓我們比較趙紫陽和其前任胡耀邦,兩人都因類似原因而垮台,但胡在下台後的處境和待遇遠比趙來得寬鬆和人道。任何人在此都不禁發問:究竟什麼因素導致兩者有如此不同的結果?要知道,在八六到八七的學運期間,胡的處理手法與趙在八九年時驚人相似。他們同樣地同情學生的要求;默許知識份子對黨的批評;承認中共內部確有嚴重問題和需要變革;以及從一而終地反對使用武力來解決學運。由此可見,趙的下場比胡來得悲慘並非僅僅因為他與其他中共領導的意見不合,或對學運的軟處理手法。依我之見,是趙在一九八六年底開始領導的一個致命項目——中共黨內的政治改革,才真正令他於短短兩年間由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到中共的千夫所指。政改一項觸動了鄧小平的政治神經(儘管他最初認可政改),和引發了保守派對趙的憎恨。它的失敗不僅導致了趙的失勢,而且令整個八十年代的中共改革一代被連根拔除。我們記得當胡耀邦在八七年失去權力後,他的絕大部分改革派同僚仍舊在黨內保持原位;而隨着趙紫陽在「六四」後被清洗,幾乎整個政改小組成員全被中共掃地出門。最重要的是,胡下台後仍被保留一定的政治權利;相反趙在八九年後一直處於被監禁狀態直至逝世。這正是本文的目的:探討一九八六年政治改革的重要程度,敏感性,和致命後果。以下章節逐步鋪開是次趙紫陽領導的八六政改的起源,過程;它為何失敗,和怎樣失敗。

二、政改起源

一九八四年九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召集了一幫年輕的自由派經濟學者在浙江省的莫干山開了四天工作會議,本次會議是為即將到來的城市和工業改革作準備。要知道,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到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成功,大部分來自農村,但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一批生產效率和利潤低下的重工業,卻要進一步的經濟手術才能讓中國達成現代化。此時的莫干山與會者不僅探討如何在中國提高生產力和工業現代化,還對整個管理體制,包括廢除「鐵飯碗」;「書記責任制」讓位於「廠長責任制」;以及引進競爭機制和以市場調節代替中央調控。以上的討論令本次會議被視為不僅是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新催化劑,而且更是八十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起源。

在一九八六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更史無前例地召開了幾次由各界知名學者,如蘇紹智,嚴家其參與的關於中共黨內政治改革的研討會。所有學者不僅在會上踴躍發言,而且還各自提交了學術文章。儘管本次學術會議並無任何中共高層領導參與,但它備受黨內開明派,如趙紫陽,萬里,田紀雲等的關注。而當時中國最高實權領導人鄧小平則對「政治改革」這個熱門話題態度曖昧。表面上,鄧對政改持積極態度。自一九八零年以來,他在多次公開場合里表示,中國的改革還應包括政改,而沒有政改的輔助,經改無法成功。而鄧對此的更深感受則來自於一九八七年四月,胡喬木,薄一波等中共左派發起的作州會議,該次會議乘着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下台之機而炮擊鄧的經改及鼓吹中國應走回毛式社會主義之路。作州會議對鄧衝擊甚大,鄧感到黨內保守勢力極大,足以摧毀他在一九七八年以來所付出的心血,現在是時候滅一滅他們的氣焰了。

由於在一九八六年鄧小平剛剛下決心搞政改之時,他的內定接班人和當時的黨總書記胡耀邦還未因八六年底的學運下台,但鄧卻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當時作為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主管政改專案。因為趙的職責範圍是經濟領域,而胡原則上是主管中國最高層的一切政治事務。此舉無疑令人聯想到即便在八六學運之前,鄧已對胡起疑心而有意提攜趙取代胡。對於鄧為何不自己親自操刀政改這樣事關重大的項目,其實問題不難理解。鄧充分明白到在中國拜占庭般錯綜複雜的政治世界裏參與共產黨結構改革的風險。找一個人出面替他行事,以便在出錯的時候讓這個人成為他的替罪羊是鄧一貫以來的作風:從與華國鋒的爭權到胡耀邦的下台;從八八年的價格改革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便是鄧的風格的最大明證。這一切都不難解釋為何自一九七八年鄧掌中共實權以來從未正式擔任任何黨國要務(中央軍委主席除外),而一直滿足於「垂簾聽政」。

在一九八六年七,八月間,每年一次的北戴河中共最高層會議上,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李先念,陳雲,彭真和楊尚昆等人,進行了人民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中共領導人之間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詳細討論。會議決定在九月份由政協常委會組成一個五人小組負責起草政改大綱。五人小組由三位開明派人士(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和兩位「老革命」(薄一波,彭沖)組成,小組領導人是趙紫陽。

趙紫陽隨後在年底給鄧小平呈遞最初的政改大綱過目,但由於當時的學運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令鄧神經過敏,他因而對初稿的一些內容,例如政治上的制衡(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提出反對。趙在八七年三月再度修改,但鄧又再否決。幾經波折,最終的定稿在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七屆十二次政協常委會上以多票通過,而這定稿在隨後十月舉行的十三次黨代會上成為趙紫陽的開幕致詞的一個重要部分。至此,政改大綱終於從幕後走到了幕前。

在十三大這篇重要的開幕致詞上,趙紫陽成為人民中國歷史上首個黨總書記公開確認對中共政治變革的必要性。但趙在開幕致詞上的政改部分與其是一個具體而詳盡的方案,不如說只是一個粗略的大綱,簡短地勾畫出政改內容的輪廓。政改大綱總括起來有七個方面:(1)黨政分開(或黨政分工);(2)下放權力到基層;(3)改革政府官僚機構;(4)改革幹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6)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1]在此我們不要忘記,這裡的政改方案絕非即將要實施的政改內容,而具體的計劃書遠比這篇講話來得意義深遠和複雜。

三、政改過程

在制定了政改大綱後,五人小組似乎停止了運作,而在整個政改策划過程中,趙紫陽更倚重於自己身邊的一幫智囊團成員,正是由他們作基礎而組成了一個人數不少的政改小組。為何趙在這個如此敏感的項目上依靠一群非中共正統官僚來為自己出謀劃策?答案似乎不難找到。首先,趙與其他中南海老人不同,他在一九八零年因鄧小平提攜入主中央前,一直在全國多個省份擔任各種黨務要職,趙先天性地缺乏中央官僚的關係與背景。其次,無論是十三大前的國務院總理或十三大後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的官銜不僅受制於鄧,而且也受制於中共左派。為了在這種情況下維護自己的權力職責和保留更多的主動性,趙因而拓展了一個獨立於官僚系統以外的智囊團來為自己效力。該智囊團的最大特點是:他們都是年輕的改革派人士和知識份子;他們有趙總書記做保護傘策動對各種問題的調查和研究;他們可以繞過一切繁瑣程式直接把自己的意見和基層事務反映給趙。

在長達兩年半的政改過程中,作為中共最高實權領導人的鄧小平從未公開過問政改進程,也從未公開參與政改小組的各種研討會(儘管私下他極為關注)。作為政改領導人的趙紫陽則經常參與政改會議,並在會上發言和作出各種指示,但他在此期間從未對各項議題下達最後決定。

有兩個人(他們都是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在起草政改方案和整個政改討論過程中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一個是趙的秘書鮑彤,他同時也是國家經濟建設委員會的副部長;另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學者嚴家其。他們兩人負責政改的理論構築和各種研討會的組織安排。但自從嚴家其和他夫人高皋合著的作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一九八七年被官方查禁後,嚴便被停止出席所有政改會議並最終完全退出政改小組。事實上嚴的退出是因為他對政改持有更激進和更西化的立場,這立場與鮑彤和趙紫陽的「中庸」不可調和,並最終導致雙方決裂。

除上述兩人外,按吳國光的說法,政改小組大約還有四十個成員,而該小組並非隸屬於趙紫陽,而是隸屬於中央政府。[2]除了鮑彤,周潔和賀光輝外,絕大部分小組成員年齡介乎三十至四十,而且都在文革後上大學。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單位,例如科研機構,大學,報社,和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其中大部分在加入政改小組前已有豐富的黨務工作經驗。小組成員的吸納並非一次性,他們的到步時間先後有別。而其中的選拔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傳統的中共官僚選人制,按照政改小組的性質,任務,把其他單位有關人士分配其中,例如陳福今和李丹鋼就是這類。另一種是由政改小組成員提名,並最終得到趙紫陽的認可,例如嚴家其和吳國光的錄用就是得益於鮑彤的推薦。

政改小組全部成員都是中共黨員,他們都是中共體制內的人。儘管大部分成員的聘用是根據他們的能力,但其中一部分人的到來完全因為政改小組看中他們過去的經歷,關係和家庭背景(有些人是中共元老的後代),能為日後的工作提供便利,而這種情況在中共的精英體制下實屬正常。另外,趙紫陽的智囊團和政改小組絕對排斥體制外的激進知識份子,例如方勵之,陳子明,和王軍濤等人,就像他們排斥保守派一樣。對於趙及其隨從來說,上述這些自由派人士的加入不單會危及政改,而且還損害他們的自身利益和前途。

一九八六年開始的這次中共政改行動可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一九八六年九月到一九八七年十月的十三大為止;第二階段由一九八七年十月至一九八九年的春夏學運前。在這段時間裏,政改小組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收集與政改有關的閱讀材料,尤其是西方政治學術類讀物,和邀請各界學者,官員,海外華人,外國專家出席由趙紫陽主持的上百次研討,座談會。十三大後,政改小組將其名稱由原來的「政治改革辦公室」改為「中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請注意以上兩者(「辦公室」和「研究室」)在中文語義中的區別,而改名後的「研究室」意味着該組織着重於紙面上的研究,而不再是一個處理日常實際業務的辦公地點。儘管經歷過無數次理論討論,政改小組仍未能在最後提交一份完整具體的政改計劃給鄧小平,主要原因是因為遇上八九年的「六四」。

綜觀歷次研討會,政改小組主要討論了以下的內容:黨政分開和減少兩者間職責的多餘重疊;幹部制的改革,包括幹部專業化,任人唯賢並以選舉產生,並且引入西方的公務員制;加了強法制建設,加強黨風和嚴懲貪污,包括引進民意調查,電話投訴熱線和北歐的獨立檢查官制度(Ombudsmanship)。政改小組還就工會制的建立;是否給予中國媒體和文藝界更多自由;鼓勵知識份子參政;加強一黨專政下的多黨合作等等,交換了意見。

如上文所述,有兩大派別在政改小組中產生分歧:鮑彤和嚴家其分別是兩派的代表人物。鮑希望中共變成一個更有效率,更得民心的列寧主義政黨,他參考的對象是十九世紀末的日本明治維新——一個極佳的由上而下的改革案例。但嚴的立場則完全相反,他迫切希望中共擺脫任何形式上的威權主義作風,包括明治維新這類的改革。兩派的衝突不可調和,導致一九八七年的分道揚鑣。

小組的工作目的是為了擬定一份全面的政改方案,但它的內容卻模稜兩可和充滿矛盾。政改的第一大內容是黨政分開,但實際上鄧小平並不希望黨政真的分開,因為在他眼裡,中國共產黨應擁有對國家,政府所有事務的最後話事權。即便趙紫陽有意想將中共由繁重的日常事務和龐大的官僚體系中解脫出來,以便讓其專註於自己的內部事務和制定長遠計劃。但鄧理解到黨政分開必然最終削弱黨的權力,因此他大力反對。小組有些成員因此折衷地提出黨政分開只限於基層,而在高層中仍是黨大於一切。但十三大上的政改報告最終只是含混地表示,所謂黨政分開其目的只是為了加強黨的權力而非削弱它。[3]

第二項內容是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多黨合作。但趙紫陽在政改中顯然只想把各種小政黨作為「民主」裝飾而抬出來宣傳,因為即使中國各種小黨派在一九八八年已發展至多達一千九百個,但他們在成員人數上無法與擁有四千四百萬黨員的中共抗衡。[4]十三大後即使對小政黨的參政大門有所放寬,但他們仍無法與中共一爭天下,而且他們的存在完全由中共說了算。另外,政改小組還提議新的法制系統:以法治(rule of law)代替人治(rule of man)。但中國在這方面有一自相矛盾之處,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奪權以來,所有在中國大陸實施的法律都由中共制定,最終的解釋權也歸中共,法治在一黨專政下永遠都只能讓位於黨治或人治。諷刺的是,政改里有些項目僅是在趙於一九八九年下台後才得以貫徹,例如把幹部制逐漸轉變為西方的公務員制。有時候政改小組的會議談論之話題根本與政改無關,他們在討論經濟改革和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尤其是在一九八八年價格改革引起混亂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政改小組的所有會議由始至終從未談論改革全國人大和引進議會制,也從未涉及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協商委員會。毫不奇怪,因為以上這些改革無論對趙紫陽和鄧小平來說都過於激進。

四、結論

趙紫陽曾多次聲稱其一九八六年的政改是人民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政治結構改革,不過從其內容看來,它與其說是一次徹底的政治手術,不如說是一個不痛不癢的行政改革而已。趙的政改本質上是一部如何提高黨的工作效率,簡化官僚機構,和削減臃員的計劃書。它與引進西方民主政制,言論自由,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等風馬牛不相及。說穿了,趙在政改里根本上要做的事是在中共官僚里的反腐敗。因為自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以來,商品化經濟已與權力完美地結合起來,被各個基層幹部所利用,並已經滲透到了中央,趙紫陽和鄧小平想借政改來遏止這股勢頭。但人民中國史上歷次反腐運動都只是一陣風——來又快,去又快,一九八六年的這次也不例外。所以毫不奇怪,在趙於「六四」被掃地出門後,中共官僚的腐敗和人浮於事仍一如繼往,趙的努力完全是白費心機。

儘管趙的政改是在鄧小平的嚴密監控下,並要其維護中共的絕對專政地位和不留任何餘地給西方民主政制,但趙的方案在人民中國史上仍可說是一個大膽的嘗試。無論怎樣,一九八六年開始的政改無論在黨內或黨外都不受歡迎。對於中共保守派來說,趙的方案簡直就是衝著他們來的,是一個為了削弱他們地位的「陰謀」。「政治改革」這個概念對於中國知識份子而言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在體制內知識份子眼裡,唯一能促進中國政治演變的是加入中共——一條古已有之的士大夫傳統。但對於體制外知識份子或異見人士而言:「民主並非由上至下的恩賜,而是由下至上的爭取;所恩賜的必然要被收回,所爭取得到的必然永遠屬於自己。」[5]後者的聲音尤其來自方勵之和王若望等人,他們並不期待這個政改會走得很遠,而且認為它並非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對民主的探求。當方勵之聽到趙紫陽在十三大上關於政改的報告後,他這樣提醒香港記者:「毛澤東的某些演講甚至比這更動聽。你們不僅要聽其言,而且要觀其行。」[6]趙的政改小組由始至終對方勵之的批評置若罔聞。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國,一條鴻溝橫在體制內知識份子和體制外知識份子之間,這條鴻溝的裂痕越來越大,兩派人馬從不溝通,各自為政,這種不信任在八九年的天安門慘劇中表露無遺。

儘管政改小組裡的重要成員吳國光在關於趙政改一書中,高度讚揚趙紫陽嘗試結束專制和開始多黨制的構想,但正如Merle Goldman所言:「這些描述以誇大政改方案的民主傾向來取得海外對趙的支持。」[7]當趙首次在公開場合談及他對是次政改的看法時說:「政治改革不是為了討論中共是否繼續成為執政黨,而是討論中共怎樣治理中國。」[8]這種出自趙之口的定義已經顯示了政改的性質——它是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對中共官僚機構的合理化整頓,與民主政治無關。一九八六年的政改是為了稍微放鬆對人民的控制,但無意放棄一黨專政;讓人民適度參與政治,但絕不讓他們擁有最終決定權;加強黨的威信,而不是去削弱它。趙的政改不僅為了提高黨的效率,而且也為提高黨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免疫力。在政改小組工作之前,作為小組領導人的趙曾對新聞界承諾,在四項基本原則和政治改革之間沒有任何衝突。這些話不僅是對左派指責的反擊,也是為了向鄧小平顯示忠誠。對於趙而言,政改的終極目標是制度化,而非民主化;而政改方案里多次出現的「民主」一詞只是一個為達到加強黨專政目的工具。社會主義在趙的眼中只是一個仁慈而理性的列寧主義模式。

趙紫陽的政改純屬紙上談兵,他從未將方案具體實施,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本次政改還未開始也未曾失敗(除了趙本人的政治生涯失敗外)。儘管如此,但一九八六年的政改確實觸及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等敏感話題,和對黨內官僚既得利益提出挑戰。當政改準備全盤付諸實施時,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學運令這想法落空,政改方案里的自由主義傾向也在天安門事件後被左派利用來加罪趙紫陽。

本次政改是一個兩難選擇,「是一個為推倒共產主義政權並以多黨製取而代之的長期任務,抑或一個僅僅為了提升中共統治效率和合法性,而令它存活千秋萬代的改良方案?一些知識份子希望的是前者,而鄧小平則看中後者。」[9]趙紫陽的想法則介乎兩者之間,他希望建立一個溫和的威權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ism),但如果他真的成功了,我們可以預言中國有可能沿着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前蘇聯之道路走下去,準備迎接中國共產主義徹底崩潰的那一刻。

這裡需要指出,有一樣東西是本次趙紫陽政改的副產品——「新權威主義」(neo-authoritarianism),它卻在吳國光的書中被故意掩蓋。新權威主義是在趙紫陽的默許下,由他的智囊團同時也是政改小組成員(主要為鮑彤和吳國光等人)推動。趙對這個政治理念的擁戴充分顯示出他並非一個西方自由主義的支持者,而是一個典型的對儒教之「明君」的推崇人。新權威主義是兩位年青知識份子的發明,分別是北京大學的博士候選人張兵九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所成員吳稼祥,他們都是趙的心腹和智囊團成員。此概念最早冒起於一九八六年,而在一九八八年它已在中共黨內街知巷聞。

新權威主義的實質是為了把政治上的個人獨裁和經濟上的自由市場原則相結合。首先,趙紫陽希望籍此重建黨內在建國初期(1949—1957)盛行的「民主集中制」,但這「民主集中制」與民主無關,它純粹是指在一黨專政下的「協商」而已。其次,新權威主義把「權威」二字押在趙紫陽,而非鄧小平或其他黨領導上,它明顯是一個趙的智囊團用於對抗其對手,例如李鵬和其他中共左派,的工具。最後,新權威主義的支持者反對蘇聯東歐式的政治民主先於經濟改革,強調中國需在溫和的強權領導層下先把一個經濟繁榮的目標實現。其理由很簡單:像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一個龐大的文盲階層;以及民主傳統的欠缺,令民主對現時中國而言是一種奢侈,它的實現應推至遙遠的未來。智囊團甚至強調,現時對中國改革最大威脅不僅來自中共左派,而且也來自黨外的西化分子,因為民主的過早引進只會在當代中國引起混亂。

趙紫陽新權威主義的支持者甚至引用南韓,新加坡,台灣和香港作例子,這些國家和地區同時擁有經濟上的高度自由和政治上的強有力控制。有智囊團成員甚至拉出當時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指出戈本身就是一個極佳的新權威榜樣——用自己的全部權力力排眾議,大刀闊斧地進行體制上的改革。

中共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對新權威主義一詞持蔑視態度,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情況無法與中國比較,因為前者基於多年來的西方殖民地統治而擁有更多的民主元素。體制外知識份子更加對趙紫陽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一說嗤之以鼻,因為無數例子已充分表明一個所謂的「專政明君」很可能在最後變成另一個獨裁者,或者由於這「明君」的改革觸動了保守派的利益而被圍攻導致下台(這點不幸被稍後趙的下場而印證)。異見人士定義趙的這套新權威主義是一種開明的獨裁,一種披着「民主」外衣的新式專制,其目的並非西化,而是東亞化。體制外知識份子對新權威主義的不滿發泄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民運,他們與學生一起走上街頭抗議中共的專權。但與學生們的動機不同,知識份子並非針對鄧小平和李鵬,他們的目標卻是令人極度失望的趙紫陽——一個對於他們來說本應是致力於提升黨內民主,加快政治改革的開明派人物,就像生前的胡耀邦所做的一樣。

在「六四」事件之後,大部分的政改小組成員都被清洗:有的被判刑(鮑彤);有的去國懷鄉(嚴家其,陳一諮和吳國光);有的被貶或轉調到另一單位(賀光輝,陳福今等)。自那以後,各散東西的他們變得更直言,而且拋棄自一九八六年當政改討論開始時就一起形成的那個信念——在一黨專政下建立人道社會主義。即使是已經失去人身自由的趙紫陽,可能因為已無所畏懼或不再擔任任何職位,也可能對中共深深失望或「六四」驚醒了他,他全然拋棄了新權威主義而贊同西方式民主。趙不再認為只有開明的中共一黨專制加上一位開明的黨領袖才能救中國,從某種角度來說,政改和學運的失敗令他拋棄了他大半生都認為是正確的東西。

趙紫陽的政改絕對不是為了引進民主,但它的實行確實會給中共的集權帶來一定的分化,從而給保守派留下借口日後對趙進行報復。另一方面,是次政改的局限;它的非民主化;以及其副產品——新權威主義,都令西化的中國知識份子極度不滿,這一點也成為他們在六四之時走上街頭與學生一起抗議中共的原因之一。與趙不同,胡耀邦在其任內(1980—87)從未領導過任何政治改革;如果不是八九年北京之春之前的這次政改,知識份子很可能不會加入學運行列。實話實說,沒有一九八六年的政改風波,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的下場就像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一樣地溫和收場。

【注釋】

[1]趙紫陽:《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政府網(新華網)。

[2]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35。

[3]趙紫陽:《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政府網(新華網)。

[4]James M. Ethridge,China's Unfinished Revolution:Problems and Prospects since Mao(San Francisco:China Books&Periodicals,1990),36.

[5]Fang Lizhi,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Writings on Science,Culture,and Democracy in China,trans. James Williams(New York:Knopf,1991),130.

[6]Richard Baum,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223.

[7]Merle Goldman,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233.

[8]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151。

[9]Benedict Stavis,China's Political Reforms:An Interim Report(New York:Praeger,1988),61.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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