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最為成功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在民國時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戰時期的教育；在抗戰時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奪目的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她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與抗日戰爭相始終，前後只有8年多的歷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培育了眾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創造了中國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不但成為馳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學，而且，雖身處邊陲，卻引領思想，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絢爛的一頁。由於她的存在，使當時的雲南昆明這一邊陲之地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的文化中心。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甚至認為「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贏得如此美譽，是因為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剛毅堅卓」的民族精神，彰顯了一種現代中國的新的道統，那就是：愛國，民主，科學。
一、西南聯大的歷史首先是一部關於「氣節」的歷史。聯大師生以自身的人格詮釋了什麼叫「氣節」，什麼是「教育救國」、「知識救國」，什麼是知識分子的歷史擔當。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伴隨着宛平城外激烈的槍聲，北平告急！天津告急！華北告急！
國難當頭，當時全國最為著名的三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慘遭摧殘。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遷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7年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始上課。但不到兩個月，南京又陷入敵手，武漢、長沙為之震動。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南遷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這個中國教育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南遷的過程充滿了艱難險阻。大部分師生經廣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轉滇越鐵路進入雲南。另有250多名同學組成步行團，在聞一多、黃子堅、曾昭掄、吳征鎰等11位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櫛風沐雨，徒步行軍3500里，歷時68天，幾乎用雙腳橫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見的遠征。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振興國家的強烈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聯大師生在被日軍摧毀的殘垣斷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書寫了一個個感動千古的真實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彰顯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崇高民族氣節。
例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陳家三代愛國，陳先生的祖父陳寶箴系清末著名維新派，被光緒帝稱為「新政重臣」；父親陳三立是中國近代著名詩人。日本人佔領東三省，打進北平以後，陳三立絕食、絕藥而亡。這時日本憲兵隊送來了請柬，請陳寅恪到日本憲軍司令部做客。先生深知，如果拒絕，肯定要遭受迫害，自己還要繼續活下去，以完成他的史學的任務。他認為，從史學上來幫助中國，這是自己的責任。所以在父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完時，他就悄然地離開了京城，匯集到了西南聯大這支南遷的隊伍當中。
西南聯大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帶着真摯的愛國情感和救國使命感離開古都的。像聞一多先生，在日本人打到城外時，拿着幾本書，帶着孩子就走了。路上碰見臧克家，問他那麼多名貴的書怎麼全部拋棄了，先生慨然曰：「國家大片大片的國土都丟了，我幾本書算什麼呢！」其實，當時如果留下來，日本人承諾：繼續教學，照樣保證教授豐厚的年金。作為教授，像聞一多，可以有兩個文書，有保姆，有廚師，還有洋車夫，生活既舒適又體面。可是他不能接受，寧願帶着一桶餅乾，帶着孩子，夾着兩本書上了船，混入了難民隊伍南去，而絕不在淪陷區替日本人辦大學。眾多的教授就這樣就離開了清華、北大。有一位沒走的，就是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蜇，但是抗戰八年，他沒有去日偽的大學裏教過一天課，就靠在街頭賣自己家裏的古董，賣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時間又去賣，就是不去上課。
學生也是這樣。清華大學董樹屏先生當時是一個東北流亡學生。東北淪亡以後，他去找張學良——張當時是東北大學的校長，要求去參戰，張學良卻跟他說：「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們這樣文武雙全的要為國家保留下來。」於是把東北大學學生全部轉到 大陸上復旦和清華。董先生被送到了清華，以後就隨着清華大學一直轉到昆明。他在轉移到昆明的過程中，承擔了把清華教學器材運往南方的任務。當時既要騙過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難民一塊兒爭船爭火車。到了重慶，軍隊想把這些器材充公，他想了很多辦法，才把器材保護下來，完整地運到了昆明。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工學院成為設施最好的學院。
曾經就學於西南聯大的汪曾祺在回憶中談到，當時同學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區，有一個河南的同學是從老家一步一步走來的，一個西康的同學是買了一頭驢一路騎過來的，可見戰時上大學，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和智慧的。後來成為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的穆旦當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學生們轉移到了長沙後曾多次發生爭論：我們現在還應該上學嗎？我們應該去打仗。作為一個有血性的男兒，我們應當和我們同齡的人一樣去當兵。當時錢穆教授講了這樣一句話，說戰爭總要過去的，我們這個民族在戰後還要建設，要復興。我們要強盛，所以我們讀書不能中斷，我們培育人才不能中斷。錢先生的觀點很快就說服了大部分學生。這一觀點也集中體現了西南聯大的教育精神，那就是為國讀書，為救國而讀書。錢穆教授在昆明期間編寫的《國史大綱》，首頁就是「謹以此書獻給抗戰的百萬將士」。
西南聯大教學條件之艱苦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學生們幾十人擠在鐵皮屋頂(鐵皮屋頂最後還因為經濟困難換成了茅草屋頂)、土坯牆的教室和宿舍里，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裏面放了一些一邊有一塊平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吳宓先生講《紅樓夢》，一看下面有女生還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於是一些男同學就也趕緊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寶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吳先生才開始講。1939年入讀法律系的聯大校友夏世鐸至今難以忘懷圖書館前排隊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燈光下，卻是一片鴉雀無聲的自習景象。圖書館連書架都沒有——所謂書架，不過是在廢棄的油桶上面放上一些木板而已。
名師、教授們的生活同樣異常艱辛，聞一多、華羅庚兩家一度十幾口人共居一室，中間用布簾隔開，形成「布東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價飛漲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為躲避轟炸，教授們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幾十里外的遠郊，步行來上課，周培源先生騎自養的馬上課，都是從不遲到。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復清華北大時期的優雅，破衣爛衫者比比可見。汪曾祺提及一個例子：「有一個女生從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經黑了，路上沒有人，她聽到後面有梯里突魯的腳步聲，以為是壞人追了上來，很緊張，回頭一看，是化學教授曾昭掄。他穿了一雙空前（露着腳趾）絕後鞋（後跟爛了，提不起來，只能半趿着），因此發出此梯里突魯的聲音。」
朱自清先生為了度過艱難歲月，讓妻子帶着家人回四川成都她的老家去，因為那裏的物價要比昆明稍低一點，而他自己則長期在大夥房吃糙米、胡豆飯之類的粗食。長期的粗劣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狀況惡化，最終導致了朱自清先生的英年早逝。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連一件布棉衣都無力縫製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氣異常寒冷，體質本來就很差的朱自清為了禦寒，只好在趕街的日子去買了一件雲南當地馬幫里的窮苦趕馬人穿的那種廉價披風，既當被褥，又當外衣用。
為一日三餐奔波的遠不止普通教員，校長梅貽琦的日子也過得十分拮据。他有4個孩子正就讀於聯大，家庭負擔確實不輕。但梅貽琦卻從不讓自己的孩子領取聯大發給學生的生活補貼，而是把錢儘量滿足那些更需要補貼的貧困學生。梅貽琦夫人韓詠華曾不無辛酸地回憶起當時的一件小事。一次，家裏要招待客人，又實在沒錢，韓女士便跑到大街上，鋪塊油布擺地攤，把孩子不穿的衣服賣掉，「一個上午賣了十元，總算勉強把這頓飯備上了。」此後，家裏每況愈下，梅貽琦夫人便和潘光旦、袁復禮兩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點，取名「定勝糕」，拿出去賣，換點錢維持家用。
由於戰時國家財政吃緊，整個教育界的生存勘憂。情況反映到國民政府後，當時的教育部從艱困的經費中拿出了一部分錢補助困境中的教師。消息傳到西南聯大後，西南聯大校委會召開會議，最終作出了一個決定：所有的教師聯名拒絕政府的救濟！因為在教師們看來，「在全民族都為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在大後方還有許多的人民生活比我們還要艱難，面對中國的百姓，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接受政府的補助呢？還是讓這些補助用於抗戰吧。」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傳統和「剛毅堅卓」（聯大校訓）的頑強精神支撐着聯大師生在物質生活極為艱困的日子裏激情不減，弦歌不輟。無怪乎林語堂上世紀40年代初路過昆明作演講時發出這樣的驚嘆：「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在這塊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聞一多教授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教授書丹的紀念碑上，鐫刻着「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共834人。據說，實際從軍人數遠大於留名數。
而數十年後，當那位曾在昆明跑警報的聯大學生鄧稼先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命令上鄭重簽名時，沒有遺忘歷史的人們會又一次地想起西南聯大，想起聯大的校歌：「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
二、西南聯大的歷史是一部堅守現代大學精神的歷史。「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它所堅守的現代大學精神具有永恆的意義。
聯大奇蹟的出現固然植根於師生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擔當精神，更有賴於正確的辦學思想和原則，有賴于堅守了大學之所以成其為大學的現代大學精神。
西南聯大在昆明正式誕生後，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共主校務。聯大分理、工、文、法、師範五學院，共26個系，兩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學生總數3000人，規模之大，在抗戰時期堪稱全國第一。聯大不但匯集了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人才濟濟，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並蓄」之風，清華的「嚴謹求實」之風和南開的「活潑創新」之風，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思想和原則，這就是：「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更具體地說，就是「堅持學術獨立、思想民主，對不同思想兼容並包。校方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學生在課外從事和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對此，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做過中肯的評論：「聯大素負盛名的教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戰時最優秀的學生。除了虎虎有生氣的文化學術活動以外，聯大還成為中國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學。……追隨北大前校長蔡元培、清華梅貽琦、南開張伯苓的傳統，聯大為中西方文化在中國土壤上喜結良緣做出了榜樣。……在不到半個世紀以前，就能產生一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曾長時間在西南聯大主持校務的梅貽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在當年的西南聯大，這一點得到了最好的體現。西南聯大熔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校風於一爐，集三校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於一堂，可謂大師雲集，群星璀璨。據統計，聯大的教師隊伍常年穩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講師、專任講師、教員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佔了教師總數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還有150多名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曾留學歐美的學者。這些教師雖來自不同的學校，有各自不同的學術風格和學術流派，卻有着共同的價值追求。他們忠誠教育，治學嚴謹，不苟且、不浮躁，教書育人，自敬其業，不憂不惑，自樂其道，默默耕耘，無私奉獻，而聯大也全力依靠這支教師隊伍，成立「教授會」和幾十個專門委員會，建立教師激勵機制，實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師的主體精神，創造了民主和諧的治學環境。
86歲的張瑞蕃老人1939年就讀於西南聯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難忘聯大民主的學風：「老師從不強迫學生學什麼」。教師開課都是按自編教材講授，一般不受干擾。與此同時，相當多的教授主張「通才教育」，認為打好「博」的基礎才易於求專求精。課時安排上，讓學生有充分自學的時間，去獨立思考，自覺鑽研，鼓勵學生勤學勤思，不讀死書，不死讀書。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題為《新校舍》的文章中寫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麼？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汪曾祺回憶說：「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他細數了幾個教授講課時的風采：「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哲學家金岳霖先生講課的風格是：一進教室，首先是一陣閉目凝思，然後說兩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們都引入他所設計的瑤林仙境之中，與他同呼吸，同思維。偶爾他會突然叫起一個同學的名字：「啊！這個問題，你說說你的看法。」有時，乾脆讓學生在課堂上講上十多分鐘，他邊聽邊問，或自問自答，同學們也不時插話。一時間，課堂變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館，師生之間變成了平等對話的夥伴。更有甚者，個別不懂事的同學竟敢當面頂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對。」金先生也不以為忤，還會不斷地說：「唔！唔！」
在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對立的觀點爭奇鬥絕，蔚成風氣。如哲學系的賀麟教授欣賞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先生的在這方面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受到了學生的尊重。旁聽在西南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旁聽老師的課，而且老師之間互相旁聽之事，也經常有之。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着自由選擇，意味着開闊視野，意味着學術對話。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是當時師生之間存在着一種平等、誠摯、親切、和諧的關係和教學相長的風氣。聯大實行「自由教育」。有時候一門相同的課，由二三個教師同時擔任，各講各的，各有特色，這叫「唱對台戲」。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講自己的專長和研究心得。平時師生可以隨時談天，討論問題，甚至為某個科學論據和學術觀點爭吵起來。據趙瑞蕻先生回憶，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聯大租借的農校的一間教室里靜靜地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推門進來，一看，原來是算學系教授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年輕助教及學生。其中的學生就有以後成為美國大學教授的徐賢修和鍾開來。他們在黑板前的幾把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驗算起來，寫了許多方程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其中徐賢修站起來大叫：「你錯了，聽我的！……」立馬站起來走上前去，邊講邊在黑板上飛快地寫算式。跟着，華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這幾個人越吵越有勁，大約又吵了半個多時辰，聽見華先生說：「快十二點了，走，餓了，先去吃點東西吧，一塊兒，我請客！……」趙瑞蕻先生認為，此事足以說明當年西南聯大的校風。，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對台戲」這些不經意的學校生活中，「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在學生的心靈里悄然紮根，而這，正是一所現代大學的靈魂。
還有，就是聯大師生雖然身處邊陲之地，但他們的學術視角卻始終瞄準世界學術的制高點。當時胡適在國外，他在美國偶然看見有一本拓撲學的書，是關於數學的。他把這本書買了，立即寄到昆明給江澤涵教授。因為郵寄費特別貴，他就把這個書皮精裝去掉，光要那個芯子，然後再寄到西南聯大數學系。教授們就互相傳閱、傳抄。陳省身先生說，抄了以後就馬上講給學生。從中可以理解為什麼西南聯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國際接軌的學生了。楊振寧先生離開聯大後到美國留學，他說，我們一到美國什麼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根本就沒有感到我們有什麼落後，我們在美國都是最傑出的學生。趙忠堯先生是我國最早研究原子能的，「兩彈一星」元勛里很多是他的學生。他當時是國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參觀美國比基尼導彈、原子彈爆炸的，參觀完以後，他當時就到處籌資想買一些基本的實驗器材，帶回國來教我們自己的學生實驗。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1949年的政權更迭，但他一直在買這些器材，用教學生的薪酬去買，想法集資去買，最後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期帶着器材回國了。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術視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學術著作在硝煙中問世：華羅庚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還有張青蓮的《重水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的《建築中聲音之漲落現象》、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論著。而同樣在那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楊振寧在兩位導師的輔導下，完成了對他一生科研事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學士論文；李政道讀完了他的物理學業，為日後的成就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三、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另一筆寶貴財富是：面對強敵，它既保持了一個一致對外的統一的前提，同時它又能夠容忍和保全學者們和學生們的個性；既未因為需要統一而走向國家主義，又未因為堅守自由而無視民族大義。
當面對強敵入侵或國家陷於災難時，自然需要整個民族步調一致，這時往往會產生國家主義，強制主義或者專制，會以國家和愛國的名義來抹殺個性，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而西南聯大有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就是當國難當頭的時候，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既保持了一致性——堅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敵愾；同時它又能夠容忍和保全學者們和學生們的個性；既未因為需要統一而走向國家主義，又未因為堅守自由而無視民族大義。他們彰顯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為一個文化群體，它留給我們的這一寶貴財富，給我們現在的大學該怎麼辦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借鑑。它告訴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大義面前從來都是以大局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同時他們也懂得在什麼時候什麼問題上需要堅守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懂得愛國不等於國家主義，統一不等於專制和獨裁。他們決不能容忍打着國家的旗號搞什麼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在西南聯大，政治氣氛和學術氣氛一樣濃重。聯大的師生大都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和書呆子，而是心憂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們又從來不忘記自己作為學人的職分。在這裏，德先生與賽先生似乎友情依舊，往往攜手同行。抗戰期間，曾經由聯大學生帶頭，在大後方掀起了有名的倒孔運動。據說，身為行政院長的孔祥熙從香港帶洋狗乘飛機到重慶，國難期間，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行為自然引起學生的憤怒。可是西南聯大的學生白天遊行示威，晚上卻照樣自學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照樣交談數學方程式和「邊際效用」；劉文典講《紅樓夢》，從傍晚講到深夜，還有人向他不斷提問，探討一些文學，甚至佛學的問題。聯大就是這樣一座「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在心」的學術殿堂。
學者的個性是自身學術個性和個人生活細節的慣性，在西南聯大都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保護，原來的三所大學的個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承。比如原來北大的「兼容並包」，清華的「厚德以載物」和南開的務實精神，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反而更加和諧的融在一起，創造了新的學風，新的人際關係和更加開放的氛圍。當時一些教授走到長沙、昆明的時候，教授和學者的家屬還沒有來，就安排兩個人一起住。像陳省身就曾經和吳宓兩個人住一個屋子，一個數學教授和一個人文的教授住一塊兒，這種學術的交叉產生了很好的成果。吃完飯以後，大家就一塊兒去散步，談笑風生，完全打破了任何門戶之見。朱自清的兒子朱喬森先生回憶說，他父親當時可以把聞一多先生的手稿借來看，王力先生的手稿也經常借給聞一多先生看，他們可以在還沒有發表自己作品之前就互相傳閱。這樣一種發展學術的氛圍，讓人不勝神往。這些都發生在戰爭期間，戰爭反而使他們的胸懷變得格外的寬廣，目光格外的開闊。
在聯大，吳宓先生的個性很有代表性。吳先生講「英詩」，多離不開一，一也離不開多。他認為，美就是講的多樣性的統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諧。吳先生為人耿直，放蕩不羈。教學卻嚴謹認真。他講西洋文學史，卻重中國經典；愛《紅樓》，卻崇奉孔子。吳先生本人就是一個「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吳先生這樣的人，在西南聯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聯大很讚賞這樣的人，因為這是西南聯大自由之風的一個標誌。畢業於聯大的張世英教授認為，西南聯大這個學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政治思想方面：進步的，保守的，中間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學術派別和學術觀點方面，僅以哲學係為例，有信奉陸王心學的賀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學的馮友蘭；有信奉大陸理性主義和佛學的湯用彤，也有維也納學派的洪謙。風格方面：湯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馮友蘭博古通今，意在天下；馮文潛，精雕細刻，入木三分；賀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岳霖，遊刃數理，逍遙方外。總之，名家薈萃，各有千秋。但他們又都有共同的堅守，秉持。在這裏，國民黨黨部及其下屬的三青團一向遭人白眼，學運高潮期間，國民黨、三青團稍有蠢動，更遭唾罵，「反對一黨專政」和「黨團退出學校」的呼聲不絕於耳。聞一多曾在在一次課堂上痛斥國民黨：「國民黨成年累月地講統一、統一，都統一於它，還有什麼學術自由可言！哪有黨干涉學術的道理？他們懂什麼學術？」聯大同學一般尊重的是學者，而不是以官階高低衡量人。倚仗權勢，非西南聯大校風所能容。在學校里，學術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愛國、民主、科學，教育獨立、教育救國、知識報國，反對專制和獨裁是聯大師生共同的價值追求。
當然，聯大的學者教授們也並非聖人、道德君子，不同類型的學者在觀念上的衝突也十分常見。發生在劉文典與沈從文之間的故事就很具有代表性。劉文典系中文系的前輩教授，也是一位在國學研究方面頗有名氣的學者。沈從文沒有任何學歷，到大學當了教授，往往受到學院派的白眼。劉文典先生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一次跑空襲警報時，路遇沈從文先生，劉竟然對沈說：「你跑什麼？我跑，是因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講《莊子》了。」面對這種莫名的挑釁話語，沈從文一言不發，扭過頭，一走了之。錢鍾書到聯大外文系執教時還不滿30歲，才華橫溢，也頗有點年輕氣盛。他曾經對聯大外文系教授的學術水平發表過一番大不敬言論，其中就有「陳福田（時任聯大外文系主任）太俗，吳宓太笨」這樣的話。這樣的衝突雖然只是插曲，但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聯大的包容性。
中西融合也是聯大老師們治學的共同特點。僅以馮友蘭為例。馮先生講中國哲學史，總是聯繫西方哲學史來考察。他講中國哲學史，卻把學生的興趣引向了西方哲學史。通過比較，讓學生認識中西哲學之得失。
前面提及，西南聯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所謂「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聯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而我們60多年來卻一直把「同而不和」當做寶貝捨不得丟棄，所以也就只能日益「小人」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