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知道吳宓先生的人，大概並不少。據說《大英百科全書》裏也列了他。可算一個「知名人物」吧。
但這標題得先聲明一下：「棚」非「朋」之誤，兩字也不能通假，請校勘學家不要誤會。
不管從哪方面說，我還夠不上是吳先生的朋友，但確實是「棚友」，同在「牛棚」之友也。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卻是猗歟久矣。近日偶閱1984年《學林漫錄》第九集金克木《記曾星笠（運干）先生》那篇文章，其中有這麼幾句話：「……還有吳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舊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卻還未見有文章談他。」不免觸發了我想來補這個空白。不過說起新舊文化，我都是外行，說不出個什麼道道來。這兒只記我與吳先生成為「棚友」前後的一些聞見和個人的想法。
以上算是「序」或者叫「引言」吧。
事情得從頭說起，聖經賢傳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麼？「近道」何敢，為記敘方便而已。這得請讀者不嫌我囉唆為荷。
大概是1937或1938年吧！那時我正在高中念書。一天，從《大公報》上看到一篇很長的大學各科「部聘教授」名單，記得中國文學有胡小石先生，英國文學是朱光潛和吳宓。至今印象深刻，其他的人名全忘了。為什麼呢？大概因為我比較喜歡中國，而最感頭痛的卻是英文。從高小到高中，以致後來上大學，英文總是不及格。最難背的歷史人名地名，我都記得，卻偏偏記不得英文單詞。因此，我對於英語學得好的人，總是肅然起敬，艷羨得很。即使在「不學ABC，照樣鬧革命」的喧囂聲中，也並未降低我的肅然和艷羨——不過，我「狡猾」，沒有表現出來。從此我這個小小中學生，對鼎鼎大名的英國文學部聘教授吳宓先生，有了不忘的記憶。
上小學時，老師教了我們讀《婉容詞》，對作者吳芳吉很崇拜。後來知道吳芳吉就是白屋詩人，而且是咱們四川江津人，崇拜得更加虔誠。過了些年頭，友人送給我一部《吳白屋先生遺書》，知道吳白屋吳宓二吳是摯友，還有《兩吳生詩集》，也有《吳宓詩集》一大本，使我對吳宓先生就更加景仰了。學貫中西嘛，怎不令人佩服？不過他的詩集，很抱歉，我卻沒有拜讀。我得老老實實，不能冒充讀了。因為在「史無前例」中，「造反派」經常呵斥我們：「要老老實實交代！」所以我至今是老老實實的。沒讀就沒讀，不能說謊。
後來，有點糟糕了。我從魯迅先生的文章中，三次碰到他批評吳宓，大意說吳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兒，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化身。新中國成立前夕，又學習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更不那麼景仰了，盡仰，頸仰也仰痛了麼！但對於他是英國文學部聘教授，精通外語，還是肅然起敬，很艷羨的。
1954年，我在一所高等師院附設工農中學擔任教育行政工作。院領導為了提高我們學校歷史教師的業務能力和歷史教學水平，叫我們和歷史系的教授講師們開個會，見見面，以便今後幫助我們，我們好向他們請教。會上介紹時，就有吳宓先生在座。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頭戴一頂褪了色的毛線睡帽，一套很舊的中山服，樸素得近乎寒磣，與他的名聲很不相稱。真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卻又使人有「一旦得見，雷從耳出」之感。我是欠恭敬，犯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毛病。我想他怎麼又搞到歷史系去了？而不在外語系或中文系？當然不好問他，他很熱情，表示凡來問的，一定儘量解答。這印象給我卻很好，其實會後我們的歷史教師並沒有去向歷史系的教授講師請教，不知什麼緣故，「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吧？很辜負了院領導的一番好意。大概生扯而不攏與？
1961年夏，我在某高校學習結業了，被分配到這所學院的中文系教書，第一次教研組會上，吳宓先生赫然在焉。他怎麼又從歷史系轉到中文系了，卻沒有去外語系？我不解，也一直沒去調查研究，「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是恪遵了的。根本不問這件事。從此，我就忝與吳先生同事且同組了
既在一個組裏，何以沒給他排課？他身體也蠻棒嘛。我剛去，記得讓他教了一年級一個學期的「文言文導讀」，以後就一直沒他的課上。不過，學院辦助教進修班，派他教英語，這可算發揮了他的長處。英國文學的部聘教授豈有不該教一個助教進修班的？這當然是領導的英明決策。後來得知他在班上可能因為講語法造例句，造了「三兩尚不足，而況二兩乎」的句子。那是困難年間，就被領導和學員認為他在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從此被攆下講台。文革中，批鬥他時，少不了要舉這個例子，證明他很反動。「革命群眾」一舉這個例子，無不義憤填膺，咬牙切齒雲。原來當時的領導和學員中的積極分子認定吳宓很反動，是不能讓他借講台「放毒」的，所以從此沒給他排課。他當時是學院僅有的兩個二級教授之一，月工資270餘元。有的助教這就有意見了：光拿錢，不做事，白吃人民血汗。其實吳先生是曾要求上課的。他說他有最簡便的辦法，三個月內可以將英語教上路，只要肯學，一定不難學好。也不知他那辦法靈不靈，因為沒有讓他試驗，怕他又來個三兩二兩的。我也沒打算「老來出家」（去學），所以始終未去領教。
系裏年輕助教輿論雲，吳宓並不懂什麼英國文學，只不過記得一些英國作家有幾個女兒有幾個兒子，戀愛過幾次，她們的長相、性格、家世情況如何，作家屋子裏有什麼陳設，如此等等；或者一些文壇掌故，文人軼事而已，這有什麼用？說不上文學。似乎他們比吳宓還內行，故能指出其短處。我是不懂英文的，也沒有向他做調查研究，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和他相處近20年，卻從來沒有聽見他口吐一個英文單詞，更不必說拋一句英文了，這和張喬治、李約翰、王瑪麗之流，口中常拋出些洋文，迥然不同。算守舊呢？算什麼的？我不清楚。
輿論既然如此，吳宓不但不通英國文學，一個同志說，就是中國文學，也沒有什麼修養的。例證是他認錯了兩個字。說他還自以為很熱愛中國文學、中國傳統文化呢！又一個同事向我抱怨：吳宓這人真無用，叫他校對教材，盡把簡體字改為繁體字。的確他是從來不寫簡化字的。吳先生反對文字改革，反對漢字拼音化是出了名的。因此為他的「花崗岩腦袋」「老頑固」添了一條有力的「證據」。漢字改革是毛主席的指示，是魯迅的主張。吳宓反對文字改革，就「等於」反對魯迅，反對毛主席。非反動而何？看，多麼嚴密的推理啊！所以文革中，列舉其罪狀，總少不了這一條。後來，我在想，吳宓先生是精通拼音文字的。和漢字比較起來，音符與意符文字的長短利弊，他應該是很了解的，何以還「頑固」地反對漢字改革？我不是文字學家，不懂。最近，一位朋友告訴我，逃居美國的林語堂，曾說過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第二道長城。大家都知道林語堂博士比吳宓先生更學貫中西，他也這麼說，其意若曰，漢字拼音化，就等於毀掉中華民族的第二道長城。今天，第一道長城都不容毀，毀了的地段，還要修復呢。當然有些人可以下結論：林語堂、吳宓就是「一丘之貉」。這多乾脆簡明啊。吳宓抱住漢字不放，真叫作「頑固到底」。概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樹立了一種牢固的信念：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簡言之叫政治掛帥。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凡事絕對化不得，真理跨過一步就是謬誤。不承認學術問題對政治有相對獨立性，許多問題是扯不清楚的。否則就無所謂「百家爭鳴」了。
吳先生很篤於友情。吳芳吉去世多年了，但他每月寄錢去接濟吳的夫人和他的兩個兒子。據說從未間斷過。除了吳家外，他還接濟一些有困難的朋友。吳先生不抽煙（而且討厭抽煙），不喝酒，似乎也不買什麼書，他的一些外文書都捐給院圖書館了，收入那麼多而生活很簡樸，他的衣着，在全院老教師中算最壞的，甚至有人目之為「老叫花子」。是「豪華落盡見真淳」吧？他每月270餘元哪裏去了呢？有些青年教師經過調查研究，斷言：拿國家的錢去接濟壞人了，是吳宓立場反動的表現。這又是吳宓的一條罪狀。文革中「革命群眾」批鬥他時，也沒有少掉這一條。
其實，吳先生不但「接濟壞人」，「好人」他也是接濟的。「好人」向他借錢，他都肯借。有些是存心借了不還，理由是：不義之財該拿來共產。「好人」不還，他也並不逼着要，久了也就算了。認真說來，吳先生在金錢上是慷慨的，並非吝嗇鬼、守財奴那一路數的人。
文革中，我們被扣了工資，只發生活費。我向他借了近百元來生活，後來如數奉璧，他還感激稱讚說，只有您這麼講信用啊。據此推知，對他不講信用，借而不還的是大有人在。《增廣賢文》曰：「酒中不語真君子，財上分明大丈夫。」大丈夫小丈夫且不去管它，與朋友信嘛，這恐怕應是做人的起碼品德。
因為吳先生是個「高薪階層」，我們剛成為「棚友」時，白天勞動，晚上「學習」。監管我們的「紅衛兵小將」有一天晚上，「學習」完，叫我們各人滾回去，只留下吳宓，說是要對他單獨訓話。我們都很關注「訓話」的內容，因為休戚與共嘛。但又不敢打聽。這是「紀律」，不得違犯。記不清過了許久，終於知道所謂「訓話」者，紅衛兵小將要他出200元錢，作為捐獻，支持紅衛兵小將去「大串連」也。吳先生說他是「贖罪」。我們認為這是可恥的敲詐勒索。不但勒索了吳先生，另一「肥實」的「棚友」也是被勒索了的，且遵令不得泄露，否則，「一切嚴重後果，自己負責。」還是那位棚友的夫人——沒有辮子，掛不起，毛着膽子去問那個「革命組織」，事情才敞開來。真是，在「格抄勿論」，「格鬥勿論」，「格砸勿論」，「格搶勿論」之外，還發明了「格借勿論」，這也算「革命群眾的首創精神」吧。我還是沒有調查研究，不知「格借勿論」去的錢退出來沒有？
吳先生離婚後，晚年曾得到一個女生的愛戴，後來作了他的夫人。可惜這位夫人患肺結核，不久就死去了。吳先生將她土葬在距學院數里外原是亂草墳的地方。文革中批判他時，同組一個青年積極分子揭發說，這個女人地主家庭出身，癆病鬼，吳宓愛她，她愛吳宓，心有靈犀一點通，立場同樣反動，所以一拍即合云云。又揭發吳先生寢室中還變相供奉着她的靈位。有一年清明節，吳宓還偷偷摸摸去上墳掃墓，燒錢化紙，大搞「封建迷信」云云。那位青年教師又是咬牙切齒，義憤填膺。
當我們第二次被「勒令」集中監管「學習」時，監督者忙於「革命」搞武鬥去了。棚友們違背學習「紀律」，便不免閒扯起來。一次，吳先生不在，棚友中他的一個學生輩說，吳宓一輩子搞女人，弄得和師母關係不好，他們也不離婚，君子協定，分居各過生活，吳宓每月按約定給師母送生活補償費。那時他們都在昆明，吳宓很守信用，每月領了薪水，當天即奔赴師母住處，篤！篤篤！敲開門，臉朝着一邊，手遞過錢去，師母接了，他轉身就走，不看也不交言。又說吳宓從美國留學回來，在上海和一個有名的交際花叫毛彥文的，打得火熱。毛要求結婚，吳宓老是遲疑不決。突然一天，吳宓接到毛寄來的結婚請帖，是和曾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的熊希齡結婚。毛37，熊73，年齡倒轉巧合上海傳為「佳話」。這可把吳宓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悲憤之餘，賦詩抒懷有云：「奉勸世人莫戀愛，戀愛無益有百害。」吳先生的奉勸當然不起作用，世人照舊戀愛不誤。我們聽了，一陣哈哈。自幸沒有拜讀吳先生的詩集。但不知那位棚友所敘是否屬實。我不是「專案組同志」，沒有資格去「清」別人的「隊」。無法核實。
也是那位棚友講了吳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時的另一件軼事。昆明當時有個牛肉館，老闆異想天開，招牌標為「瀟湘館」。吳先生是紅學家，很氣憤這家館子膽敢褻瀆林妹妹，提着手杖去一頓打，鍋盆碗盞，盆盆罐罐，被砸碎一地。吳先生是社會名流，名教授，那牛肉館老闆只好自認晦氣，誰叫你亂去附庸風雅呢？輿論說，該打。這或可看出吳先生維護傳統文化尊嚴的憨厚直戇，可以發給精神文明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