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從學習《五一六通知》起，到9月初我們被「揪出，掛起」那一段時間，因為搞運動——其實我們是被搞，規定天天到教研室學文件，寫大字報揭發，我們能「揭發」誰？只有被揭發。吳先生的任何一句話，都是要挨批駁的。為了「加強火力」，領導還特從其他組調來幾尊大炮——最革命的積極分子，專轟早已內定的我們幾個。例如吳先生曾說，他在哈佛大學時，系裏（院裏？）辦事人員只有一兩個，事情卻辦得井井有條。這就不得了了，「大炮」立即發言，罵他是崇洋媚外，攻擊了我們的人事配備，毛主席早說了：我們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引而申之，不是和毛主席「唱對台戲」嗎？！真是「狗膽包天」！事後吳先生悄悄問我：「怎麼現在他們對我這麼嚴厲了？說任何一句話都錯？」我說這是在搞運動，對我們老教師——當時還沒有發明「臭老九」之稱——要嚴厲些。運動過了就好了。哪料到一運動就是10年！連他的健步如飛，也被「運動」成了個跛子。此系後話，且按下不表。
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們早已被抄被揪過了，戰戰兢兢地坐在教研室里。忽然一個「革命小將」叫我們出來，在巷道里站成一排，賞每人一塊上書「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牌子，掛在頸上，亮在胸前。掛訖，押到大操場主席台上去接受批鬥。啊喲，我的乖乖！濟濟一台的「牛鬼蛇神」！台下場上黑壓壓的一片「革命群眾」。我們雖然是「一小撮」，但也不免有「浩浩蕩蕩」之感，並不覺得孤寂。吳先生就走在我的前頭，躬腰站在我的旁邊。批鬥完畢之後，系裏一個「革命小將」向我們宣佈：從今天起，你們被專政了，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或寫交代，準備接受批鬥云云。
這裏得詮釋一下「棚友」之義。棚者，牛棚也。凡住入牛棚者，相互間，均得謂之棚友。人而謂之牛者，斥言之耳。牛系牛鬼蛇神之省稱也。我為什麼仿《公》《谷》筆法，之乎者也地解釋一通？蓋竊恐一百年後難住考據學家搞不清楚。用心該算是好的。
其實我們並沒有真正「住」牛棚，晚上是各自住在家裏的。不可「誣衊」「革命群眾」。本來「革命群眾」正籌設牛棚，勒令我們住進去，好監督管理。一時還沒找到適合的地方，「保」與「革」之間便激烈鬥爭起來了。接着又是「一月風暴」和所謂「二月逆流」，他們忙於「揪走資派」，又接着棄文鬥而武鬥，「革命行動」忙煞了「革命小將」，也就無暇考慮我們的牛棚問題；當然我們很樂得如此。
我們的牛棚，其實是存放鋤頭、籮筐、扁擔等勞動工具的地方。一片矮塌、潮濕、陰暗的瓦房。每天早飯後，他們遵令低頭列隊站在指定的教學樓前，恭聆小將一頓呵斥訓誨後，就下降到牛棚，由隊長分配任務，拿起工具就開干。這時，吳宓因為年紀大了，監管人默許他就留在牛棚里，為我們看守衣服。有時叫他燒開水，他卻分不清水開沒開，大家教了他辨認，還是搞不清楚。有一次，在牛棚附近插紅苕秧子和栽大蒜，輕微勞動，叫吳先生參加。他分不清倒順，都栽插反了，出了洋相。被輿論斥為「百無一用的老廢物」「剝削生活過慣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云云。那時用腦子是不算勞動，只有種莊稼做工才算。讓吳宓種莊稼哪能不出洋相？那年頭出洋相的總是知識分子。至於從大字報和高音喇叭傳出的批判詞中，常常會碰到「向偶（隅）而立（泣）」呀，「現刑（行）反革命」呀，「沾（玷）污」呀，「七屈（屆）二中全會」呀，據說那正是「造反派脾氣」的表現，誰敢說他們錯了呢？「知識越多越反動」，愚昧是最革命、最好的。我曾暗中打油二句：「悔不當初事百工，亦未南畝學老農。」而今落得個「牛鬼蛇神」的惡諡，將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嗚呼！徹底完蛋了。至於吳宓先生的完蛋，會比我更徹底，我想。
1968年夏，兩派鬥爭又緊張起來。「革命群眾」突然對吳宓採取了一次「革命行動」。抄走了他的「反動日記」。這可惹下潑天大禍了。不但自討苦吃，還連累到我們。他日記里說，叫中學生造反，等於拿小刀給孩子玩，沒有不傷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這不是明目張胆地反對毛主席？罪狀之一。日記說「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狀之二。日記里有些地方對毛主席的文藝講話，說了不全贊同的話，「狗膽包天」，竟敢「唱反調」！罪狀之三。我們在「學習」中，監督有時不在，不免對兩派的某些事有長短得失的議論。他也記在日記里，而且記下是「某君雲」。「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還了得！」於是我們被勒令於某日上午去某處集合。其他系的幾條「辮子」挨了毒打，殺雞給鵝看。我們還挨了一頓毒罵。吳宓大概因為年老，免於挨揍，但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嚴加監管。還據說「兩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來給吳宓戴這頂帽子」。這下真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了。
1969年和1971年，我們都曾被趕到川東某縣某鄉的一個么店子旁邊去勞動和重新清隊。住地原系勞改農場，以後學院就辦在那裏。
我們當然很清楚，「革命群眾」是勞動鍛煉和「清」我們，我們是勞動改造和被「清」。很榮幸，我的「罪惡」輕些，已放到「革命群眾」中去受監督。領導宣佈編組名單時，擺在最後，加了「還有」，以示區別。其實我並沒有妄圖混進去的意思。而「現行反革命分子」吳宓的幾個棚友，「罪惡」大概重些，單獨關在一邊。三頓飯前，拿着碗筷，還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請罪」。我雖有罪而不請了。誰願意無罪去請罪來着？但「革命群眾」只要高興，隨時可以喊着吳宓或我們的名字，奚落或臭罵幾句，吳宓點頭稱是，我們默不作聲。「秀才遇到（紅衛）兵，有理說不清。」何況你根本無權說呢？「閉關自守」，是我們的基本對策。
一次，開吳宓的批鬥會，會畢，兩個最富於革命精神的彪形「革命『大』將」把跪着的吳宓，兇惡粗暴地拖出去，這是按規矩不能由自己「滾下去」的。不知是有意或無意，一下子竟把吳宓的一條腿整壞了。從那以後便成了跛子，再也不能健步如飛了。「革命群眾」說，對「現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手軟的，否則便要喪失革命立場」雲。
吳先生鰥居多年，由一個隔房的妻侄兒經佑他，給他當傭人。這個妻侄兒五短粗壯身材，流里流氣，不三不四，說不準那是個什麼人，總之，大家對他印象不好。吳宓先生為人忠厚，困難年間，上級分配給他「高知」享受的許多東西，買來都歸他侄兒享用。前後兩間屋，好的一間讓給他侄兒住。這大概是「愛屋及烏」的緣故吧。文革開始，「橫掃」一切，那侄兒被掃回老家去了，吳先生已是「牛鬼」，當然不能有傭人了。白天進牛棚，早晚生活自理。人是個賤皮子，顛頓狼狽，也存活過來了。
從1972年開始，革命高潮已過，學校又逐漸從那么店子旁邊遷回重慶。1973年，工農兵進大學「上管改」，當然「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找哪個做「黑靶子」呢？吳宓名氣大，最合適。上頭也派了人來住下一同整材料。整來整去，就是那麼幾條（如上文所說的），沒有新的。「可恨」的是，這吳老頭歷史上連普通國民黨員都不是，更不要說軍、政、警、憲、特、反動會道門了。再打死老虎，激不起群眾的義憤，收不到什麼效果。「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鬥吳宓，肯定抓而不靈，只好收刀撿卦，算了。這是粉碎「噬人幫」後，上頭派來的那位同志，親口告訴我，對吳宓曾有那麼一場暗算。
對吳宓既然「算了」，組織和「革命群眾」也就不再去管他。「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翼而飛了。吳宓更加衰老，他後來雇了個中年婦女照看其生活起居。據說每月給好幾十元的工資，他從不虧待傭人的。公私均忙於遷校搬家和給「上管改」的工農學員上課，事情很多，無暇去理吳宓，吳宓和這些事也全不沾邊，再說，牛鬼蛇神哪有資格去沾邊呢？我有時偶爾碰到他一瘸一跛地在他門前路上散步，女傭人的姑娘還得在旁邊扶着他。招呼他，他卻叫不出我的名字，老糊塗了，我想。
吳先生雇的中年婦女，早來晚歸。聽說有一夜，吳先生從床上跌下來，稀里糊塗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被女傭人發覺。年過80，記憶力消失殆盡，誰也不願去看看他。說他精神上「晚景淒涼」，應是恰當的。
聽說他兩個女兒中有一個是黨員高幹，要坐小包車來看父親。單位領導也為此忙了一陣。高幹一走，「外甥打燈籠——照舅（舊）。」女兒也未能把固執的老父親接走。後來吳先生的陝西涇陽老家，派人來將他接走了。落葉歸根，狐死首丘，這大概是吳先生情願的。
吳先生長離單位歸去，不知有人去送行否？我估計有也很寥寥。我們這批「棚友」就沒有一個人去的。再則，那時誰又敢去呢？
大概是1978年吧，聽說吳宓先生已在原籍老家病故。大概又過了一兩年，由系主任主持在教研室里，開了一個規模小得不能再小的追悼會。歷時大約十分鐘。用意算是平反，恢復名譽。主持人報告中說，吳宓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反動派再三逼他去台灣，他堅決拒絕了。可見吳先生在政治上何嘗無可取之處？！然而他自己從來沒說，大家也是第一次才聽到。從這件事看來，並不如「革命」大小將呵斥的「反動透頂」。反動容或有之？透頂則未必也。根據我近20年的觀察，說吳先生思想反動，也還需要研究一下：正如毛主席所說，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一般都是愛國的。他們對新社會一時還不習慣，有個適應的過程（大意）。我覺得這是很公平的。我從來就沒有聽他說過一句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話。用馬列主義思想、共產黨員水平（我這裏說的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去要求吳宓這種舊知識分子，當然就百無一是，「反動透頂」了。這是時代的「悲劇」吧？「在劫難逃」！但我深信、慶幸，在我們新的黨中央領導下，這「悲劇」是不會重演的。「棚友」吳宓先生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