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吳宓，曾經冒險「偷書」。
這是發生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事，是吳宓自己在日記中如實記下來的（見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續編》，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緣起，在於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抄家。
1966年「八一八」之後，京城紅衛兵開始「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經各大喉舌媒體《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連日裏歡呼「好得很」，大張旗鼓、「狂轟濫炸」般的宣傳炒作，此風迅速蔓延全國，各地爭相仿效。重慶的抄家，是從8月下旬開始，由黨政領導支持的官辦「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赤衛軍進行的。抄家對象名單，一般是由各地區各單位黨政領導和公安派出所擬定的。
吳宓當時在位於重慶市郊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大學）任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因年高（1966年已73歲）且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勢」，已經長時間沒有安排他上課。但他在這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風暴中也不能倖免。8月31日，西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開始抄家，中文系先抄了潘仁齋、鄭思虞等教師的家。據吳宓在他那幾個月日記被紅衛兵搜走後所寫的備忘錄中記載：
「九月二日上午紅衛兵（中文系）來宓舍搜查：共來四次，取去《學衡》《大公報·文學副刊》全套，《吳宓詩集》26部，吳宓日記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吳宓詩文稿筆記，以及其他書物（生活資料、旅遊畫片、畢業證書、有關戀愛書刊、西洋名畫等）。」
後來在1967年除夕之夜，吳宓在日記中補記了他給造反派組織「交待」的那次被抄家後的感想：「經過此次『交出』之後，宓的感覺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靈魂，都已消滅了；現在只留着一具破機器一樣的身體在世上，忍受着寒冷與勞苦，接受着譴責與懲罰，過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飯食，真是有愧而無益也！」
吳宓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反感的。還在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前，他就在7月26日的日記中記下了對這場「大革命」尖銳的評價：
「憶1923濟在《學衡》中著論，謂今之中學生感情盛，意志強，而理智弱，知識、經驗並乏，言論家（政客）惟事鼓盪，至若輩者弱者自殺、頹廢，強者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損，異時禍及國家社會，云云。又西人恆言：『天下最危險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諸小兒之手，使之亂割，傷己傷人。』嗚呼，四十年世變，至今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上之言驗矣。」
8月1日，中共重慶市委駐西南師範學院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宣佈：「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兩個月來，西南師範學院已經揭發出以副院長王逐萍、方敬為首的「黑幫」，號召全校革命師生繼續深入揭批。吳宓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今知運動轉入批判鬥爭階段，宓不勝憂懼。眾對王逐萍及方敬皆『牆倒眾人推』，紛紛從井下石。其實西師領導人中，能知曉教育、學校及學術、課程、業務為何事者，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為西師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見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
方敬是現代詩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三八」式幹部，在西師分管教學業務，對吳宓十分尊重。吳宓說「今見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當然不是把方敬比作董卓，而只是借用這一歷史典故來說明自己在「紅色恐怖」下面臨的可悲處境：不敢對有知遇之恩的人遭難表示哀痛。8月2日，吳宓在工會組織生活會上的發言被斥責為「美化方敬」、「為方敬辯護」，他又在當天的日記中再次使用了這一典故：
「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為王允所殺，宓之謂乎？」
蔡邕是東漢末年文學家、書法家，在董卓專權時，被迫為官，官至左中郎將（故稱蔡中郎）。董卓雖專橫，但卻很看重蔡邕的才學，對他「甚見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誅後，蔡邕在主持誅殺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於色」，王允斥責他「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並認為「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竟將其下獄，後死於獄中（見《後漢書·蔡邕傳》）。
8月7日，吳宓讀了報上批判周揚、羅列周揚各種「罪行」的文章後，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獨特的感慨：「閱報，益覺周揚尚有關心文藝、為民請命之意；此後，除歌頌毛澤東思想而外，無絲毫學術文化之存余矣。」
8月23日，吳宓在學習討論會上的發言「遭眾批判斥責」，他當晚在日記中寫道：
「……自毛主席會見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後，全國騷然，宓既心痛數千年中國文化之亡，又憂宓本人在運動中能否過關之事，於是近兩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導自己之言動……」
他悲嘆：「且自學生主政，運動之期限延長，須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結束，是則宓決難望活至運動結束之時矣。」
在這天日記中，他還記載了下午的全校大會上學生代表要求將學院辦公樓、圖書館等另命名字，院文革籌備委員會主任、院長徐方庭講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況等，他悲傷地寫道：
「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紅衛兵之活動，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恐多，不但千年中國文化，而全國社會秩序亦騷亂不堪矣。」
此後，西南師範學院的形勢發生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眼花繚亂的劇變。先是造反派組織八三一戰鬥縱隊奪了權，打垮了官辦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接着八三一縱隊又在1967年3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組織」，被迫解散，西師改由新成立的春雷造反兵團掌權。4月初開始「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八三一縱隊恢復活動並得到平反，與春雷展開勢不兩立的鬥爭……但不管當權者如何演變，吳宓他們這些「牛鬼蛇神」始終處於被懲罰、被批鬥、被監督管制的地位。只是直接監督管制他們的人員不斷更換而已。
1967年2月8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個除夕。國務院已於1月29日宣佈：「當前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全面奪權鬥爭的關鍵時刻。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為了堅決執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國務院決定：一九六七年過年不放假……」因此吳宓當天仍在教師「勞改隊」參加了勞動（做三教學樓和中文系辦公室的清潔）。當晚，吳宓在日記中悲憤地寫下：
「宓在世已七十四歲，計生平過年未有如今年之悲悽者。倘於1966春死去（病歿）寧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
1967年5月9日，吳宓在「勞改隊」勞動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愛的書物，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1966年八九月之交，紅衛兵抄去鄭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書稿文物，均鎖置於3121室中。今因需用該室，遂於10—11時，呼勞改隊諸君往，將室中所存悉搬來教師閱覽室，堆置書櫥間及地上，宓之日記及《吳宓詩集》、《學衡》雜誌等全在焉。旋命諸君往掃除該室竟。最後二紅衛兵（學生）來，貼封條（『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隊封』）書櫥巷門及宓之書物上。——宓目睹心愛之書物不得取回，不勝傷心憤恨……」
74歲的老人吳宓，就是在這樣「不勝傷心憤恨」的心境中冒險「偷書」的。
1967年6月，西師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衝突，春雷造反兵團獲勝後撤走。7月，八三一縱隊被趕走，春雷造反兵團打回學校重新掌權。因為兩派已陷入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重新統治了學校的春雷造反兵團無暇再緊盯着吳宓這類「牛鬼蛇神」了，而讓他們幾個老師組成一個學習小組，每天進行學習（讀報紙和毛澤東的《語錄》、著作等）。
就在這樣的形勢下，9月27日，機會來了。
吳宓在當天日記中記載：
「下午陰、風、寒。3—5:30學習；仍在中文系資料室。……教師閱覽室門偶開。入內察視，紅衛兵所抄去宓之書物，均在，然多破損。宓乘間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記一小冊。」
初次得手，顯然增強了吳宓的信心和勇氣。十天後，10月7日，他再次「偷書」：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記及畢業文憑（英文）三張。」「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學錄》一冊。」
吳宓一發而不可收。兩天後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書」，沒想到，這次卻出了意外，差點被人發現，但幸好是有驚無險。他在當晚日記中記載：
「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閱覽室取回《吳宓詩集》一部，以贈與凌道新。宓仍插懸於衣內之胸前，但當眾寫大字報時，宓俯身左偏，《詩集》忽墮於地上。——幸坐宓後之劉又辛君，似未之見，此外無人注意。」
所謂「寫大字報」，是指他們被強迫為春雷造反兵團抄寫大字報。凌道新，是歷史系教師，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在他們這個學習小組，而在「勞改隊」（後於1974年初被迫害致死）。吳宓在這天的日記中還寫道：
「又私取抄去之書物歸，今日上午是其最後（終）機會，蓋今日下午即有中文系革命教職員來本室察視整理，隨即用鎖扃本室門，宓不得再入此室隨意取回書物矣！」
但是，吳宓仍不甘心。此後他又繼續了他的「偷書」行動。11月2日，他又發現了機會：
「11—12教師閱覽室門開，宓乃入內，整理所抄去宓之書物，亂堆地上者，粗畢。乘間私取回（一）《雨僧雜稿》零頁之大部分（已全）；（二）《乙卯日記》第一冊以歸。」
12月7日：
「3時，至中文系上班；眾皆未到，系內無人。成君遂為私啟教師閱覽室門，俾宓潛入，私取得(1)《虛無夫人》卓浩然剪貼本(2)《色戒篇》(3)《印光法師嘉言錄》(4)《吳宓詩集》一部。即攜歸舍。」
「成君」即成文輝，原為西師工農速成中學教員，後貶為中文系資料室資料員，是他們這個教師「牛鬼蛇神」學習小組中最年輕的一個，被春雷人員指定為組長。成文輝的家庭經濟困難，常得到吳宓的濟助，因此對吳宓比較照顧。這天日記中，吳宓還寫了當晚凌道新來看他時，他「命新以《印光法師嘉言錄》帶交樊閱。」「樊」指曹慕樊，中文系教師，「右派分子」，與凌道新同在「勞改隊」晝夜看守學校的茅廁（不讓外人來偷糞）。
12月25日，吳宓「得寸進尺」，向成文輝提出要求：
「夕，成文輝來……宓托成君：……（二）得便，放宓再入教師閱覽室檢書物一次。——成君頷之而去。」
兩天後，12月27日上午：
「成君為開教師閱覽室門，俾宓入內，取得（一）《武漢日報·文學副刊》全一份（二）Just Oxford畫冊等，暫存。（三）《古今通俗小說》三冊，付譚君讀。」
「譚君」指譚優學，中文系教師，與吳宓同在一個「牛鬼蛇神」學習小組。
從吳宓的日記中可知，吳宓不但冒險「偷」回自己這些被抄走的書物，而且還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給其他同事去閱讀，甚至「贈予」或托「帶交」尚在「勞改隊」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閱讀。這在當時若被發現，肯定是要遭到嚴厲批判的「傳播封資修黑貨」、「放毒」的「反革命」行為。然而，吳宓根本就沒有考慮這些。
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邁的吳宓對那場毀滅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的反抗。
《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