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華爾街日報》的一篇署名評論指出了這樣一個被商界廣為接受的事實，那就是剛達成的「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雖能對美中乃至世界經濟未來的不確定性有所緩和，但作用並不如很多人期望的那麽大。換句話說，這個貿易協議的經濟意義其實有限。既然如此，為甚麽習近平和特朗普還要花費如此大的心力，趕在年底前完成這一階段的貿易談判呢？坦率地說，我沒有意識到，在香港危機大爆發以及新疆集中營問題徹底曝光之後，美中貿易談判的政治意義不可避免地要升級，令其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
正如美方最近透露的，把美中貿易談判以分階段達成協議的方式走出習近平5月大翻盤後造成的僵局，是中方提出的。美方居然接受了這個提議，令許多人因此而推測，為了明年連任，特朗普不得不把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問題先擱置起來，先把農民的選票穩住。我相信，習近平和整個中方高層也是這樣看的。但香港危機爆發，大大增加了特朗普的談判籌碼，且中國經濟的急劇惡化也瞞不住美方。在這種情況下，精明的特朗普豈有不得寸進尺的道理。在談判的最後階段，習近平一再以種種手段，試圖讓協議文本與美方曾經的讓步承諾一致，特朗普卻毫不客氣，完全不在意讓習近平和整個中方高層以嚴重的挫敗感接受這個事實：分階段的主意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中方現在不得不吃下自己種的苦果。
那麽，中方吃下這個苦果的具體政治意義是甚麽呢？有人已經將這次協議與歷史上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相比，以強調其歷史意義之重大。我的看法是，雖然這個「階段性貿易協議」的「名頭」不如那兩個條約的「規格」高，但就其歷史重要性而言，確實可以相比。不過，就實質性的政治內涵而言，恐怕更為貼切的，應該是把這次的「階段性貿易協議」與鴉片戰爭導致的《南京條約》相提並論。為甚麽呢？因為《南京條約》的主旨並不是奪大清的國土和財富，而是以西方文明的價值給中國文明「立規矩」。正是這一點，讓當年大清的士大夫們痛心疾首，也讓今天的「黨國」精英如鯁在喉。
與《南京條約》背景相同的是，此次協議雖源於貿易摩擦，但衝突的根子是中西文明的價值分歧。香港危機則提醒我們，要彌合這種文化分歧有多難：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只有當年《南京條約》割讓的香港實現了西方文明對中國文化的現代改造，而在經歷了幾番血與火的洗禮之後，中國本土的皇權文化又全面復辟了。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今後要重複從《南京條約》到《馬關條約》，再到《辛丑條約》的政治演變邏輯呢？
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因為中國掌握了「夷人之技」，使得這個邏輯的重演不僅對西方，而且對整個世界也變得更加危險了。南海替代了黃海，可能為下一個《馬關條約》埋下伏筆，而今天中國官媒的「新義和團」話語，或正在為下一個《辛丑條約》做鋪墊。面對這種真實的危險，美國和整個文明世界的認知和決斷很重要，同樣重要的，是有一定政治空間的華人世界的認知和決斷。這兩個因素的互動能不能減少中國政治轉型的代價，2020和2021，也就是明、後兩年，或可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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