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拉斐爾（Raphael，1483—1520年）名畫《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1509—1510年）局部。畫面中央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前429年—前347年）和其學生、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年—前322年）正在討論。(Public Domain)
曾幾何時，政治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公民可以投票、關注公共事務、爭論稅收或外交政策，然後回歸到日常生活中：工作、宗教活動、家庭、文學、音樂、運動、社交聚會等。
然而，這種舊有的平衡如今已經被徹底顛覆。政治不再局限於政府或選舉；它越來越滲透到娛樂、教育、商業、體育、語言，甚至個人的良知之中。正如我在最近一篇關於「不問政治的人」（apolitical man）的專欄文章「超越政治的文化」（Culture Beyond Politics，5/16/2026）中所指出的，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幾乎所有機構都要求意識形態參與的文化中，甚至連沉默或冷漠都可能被解讀為一種政治行為。
這個問題遠比普通的政治分歧更為深刻。我們正經歷着非政治生活本身的逐漸消亡。如今，幾乎所有事物都承載着意識形態的意義。任何事物都必須先在政治上證明自身的合理性，才能得以存在。
正如偉大的美國當代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政府學系教授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在新著《理性控制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Rational Control，2026年）中所觀察到的，現代社會充斥着各種國家控制工具，「從最瑣碎的到最具強制性的」，表面上是為了讓我們免於獨立思考的麻煩。然而，這些工具也侵犯了個人私隱，對人們的生活和行為施加監督和壓力。現代政治國家不再僅僅統治社會；它越來越試圖賦予社會全部意義。
波蘭當代哲學家里夏德‧雷古特卡（Ryszard Legutko）曾經親身經歷過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他意識到這兩種表面上截然相反的制度之間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在《民主中的魔鬼》（The Demon in Democracy，2016年）一書中，雷古特卡指出，這兩種制度都傾向於意識形態上的趨同，並且都自認為擺脫了歷史的束縛。歷史上的所謂文明，很大程度上只是粉飾太平——一種用來美化骯髒政治機器的裝飾性塗料。
其結果正如19世紀初法國政治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在《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1840）中所預見的那樣：一個「由細小而複雜的規則構成的網絡，這些規則既細緻又統一」，個性通過這個網絡逐漸被削弱、扭曲和引導，最終趨於一致。德‧托克維爾明白，民主社會或許不會滑向公開的暴政，而是會走向一種永久的監護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公民越來越依賴於規範日常生活的行政系統。
這種趨勢如今已滲透到西方文明的幾乎方方面面。情感本身也變得政治化了。喜劇在人們質疑其是否好笑之前，就已經被意識形態標準所評判。藝術變成了行動主義（activism）。體育變成了道德劇場（moral theatre）。教育關注的是政治塑造（political formation）而非知識學習（knowledge learning）。就連覺醒主義（wokism）那些顯而易見的荒謬之處，也往往無法引人發笑，因為它們早已被貼上了政治標籤。
現代國家已經變得不把文化作為值得保護的獨立文明遺產，而是越來越傾向於將文化視為原材料，需要對其進行監管、修正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過去那種理想化的、自立自強的公民形象逐漸被「治療性臣民」（therapeutic subject）所取代：雖然被管理、監管、控制，卻始終在「我們的民主」（our democracy）中享受被保障的自由。
人們不禁想起如今已被棄用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口號：「你將一無所有，卻依然幸福。」（You will own nothing and you will be happy.）這不過是舊式不問政治之人與國家虛假結合的產物。依賴（dependency）被重新包裝成解放（liberation）。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變成了心理治療（therapeutic care）。古典不問政治之人的幸福，已然變成了政治人物強加的滿足。
俄羅斯20世紀神學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1874—1948年）在《人的命運》（The Destiny of Man，1937年）一書中就曾警告過這種傾向。他描述了現代國家為了追求完美幻象，甘願犧牲自由——自由本身就蘊含着對風險和失敗可能性的接受。一旦政治承擔起構建道德意義的責任，國家控制就再也沒有真正的界限。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為政治領域，因為每個領域都可能促成意識形態的趨同或異議。
與此同時，維繫西方文明的遺產正在逐漸衰弱。我們的統治階級居住在古代建築的空殼之中，卻與孕育它的文明幾乎毫無聯繫。他們從未讀過柏拉圖或西塞羅（Cicero，前106—前43年，古羅馬哲學家），甚至幾乎不知道維吉爾（Virgil，前70年—前19年，古羅馬詩人）的存在，並將歷史視為一種尷尬或政治上的麻煩。古典世界所蘊含的無限潛能已被磨滅；人類成就的宏偉藍圖也日益被刪減。
所幸的是，並非這一切都已經消逝。在教會、地方社團、獨立期刊、小型企業以及嚴肅的文化作品中，依然保存着僅靠政治無法維繫的文明碎片。這些「非政治力量」（apolitical forces）提醒我們，人類若完全生活在意識形態體系之中，其精神層面必然會受到削弱。
只有當生活中仍有政治無法完全掌控的領域存在時，文明才能延續。一旦政治凌駕於一切之上，文明本身便開始消亡。
大衛‧索爾韋的最新散文集是《深刻的膚淺》（Profoundly Superficial，新英文評論出版社，2025年）。他翻譯的以色列當代詩人多夫‧本‧扎米爾（Dov Ben Zamir）的詩集《新瓶舊酒》（New Bottles, Old Wine，小夜鶯出版社）於2026年春季出版。索爾韋已發行兩張原創歌曲專輯：《血吉它及其它故事》（Blood Guitar and Other Tales，2014年）和《偏愛該隱》（Partial to Cain，2019年），後者由他的鋼琴家妻子珍妮絲‧菲亞門戈（Janice Fiamengo）伴奏。第三張音樂專輯《黑暗》（The Dark）正在籌備中。
本文的原始完整版本最近發表在在線期刊《C2C雜誌》（C2C Journal）上。
作者簡介：
大衛‧索爾韋（David Solway）是一位加拿大散文家、政治評論員、詩人兼詞曲作家，他的最新散文集是《深刻的膚淺》（Profoundly Superficial，2025）。
原文：The Politicization of Everyth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