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調查局（FBI）在華盛頓總部的印章。(Photo by 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正體簡體
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本月早些時候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證詞中表示，1月6日國會山事件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廣泛存在的國內恐怖主義問題的徵兆。雷這麼說只能從一個方面來解釋：他是在為FBI在拜登和其背後勢力的指示下利用專制手段埋下伏筆，以支持一波可能是出於政治動機的調查。
2020年9月17日，在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Hous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主持的選舉前證詞中，雷透露了他願意參與最近有所擴大的、白人至上主義的話題，當時他作證時還表示，比無政府主義者和安提法（Antifa）組織更嚴重的美國國內威脅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
我們對雷最近的聲明不應該感到驚訝。他最近的大部分證詞都是些結論性的陳述，而這些陳述聽上去反映了民主黨的談話要點，而不是基於明確事實的獨立判斷。
雷最近重複了他9月份的結論，明確指出，（美國）當前的主要威脅來自「出於種族動機的暴力極端分子，他們鼓吹白人種族的優越性」。正因為這樣的人（真正的種族主義者）是卑鄙的、可恥的、值得排斥的，所以我們必須仔細勘定（種族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的）定義，並只在真正合適的地方使用該種詞彙。
執法人員知道，來自「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s）等組織的威脅雖然仍然很大，但在過去幾十年裏已經明顯減少。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聯調局的大規模舉措及昂貴的臥底行動。在臥底行動中，聯調局臥底探員潛入各種真正的白人至上主義的民兵組織進行活動。
然而，現在將白人至上主義的定義擴大到包括那些不同意左派政策的人，這就為旨在消除不同意見而使用鎮壓手段製造了道德上的理由。
雷作證說，聯邦調查局裏不會容忍「煽動者」。而誰來準確定義什麼是煽動，以及如何與有憲法保護的、充滿激情的表達意見和信仰的演講相區別？對我們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威脅應該已經讓倡導公民自由的民眾警覺了。但迄今為止，他們和（主流）媒體一直保持沉默。
針對對他的客觀性產生的一些質疑，雷作證說，1月6日「沒有看到假的川普支持者出現的證據」，及國會大廈並沒有出現被滲透的跡象，儘管雷的證詞與目擊者的描述相反。
雷隨後得出結論，1月6日的事件構成了國內恐怖主義。在回答參議員艾米‧克洛布查（Amy Klobuchar）的提問時，雷確認當天的事件構成了武裝叛亂，這顯然與一周前在參議院他的反恐助理主任吉爾·桑伯恩（Jill Sanborn）的證詞相矛盾。桑伯恩的證詞說沒有平民使用任何武器。
至此，徒手闖入國會大廈的不理性行為被上升到並等同於精心策劃的、有協調、有組織的謀殺行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論？因為它為對普通美國人的日常活動進行廣泛的調查提供了基礎和理由，這些普通美國人現在被打上了「恐怖分子」的烙印，因此不僅值得調查，而且也許有必要為了新近產生的國家安全威脅而進行監視。
因為其在1月6日國會大廈內的活動，聯邦調查局於1月14日逮捕並起訴了反川活動家約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正如聯調局的刑事申訴和宣誓書所描述的那樣，沙利文於1月6日在那裏（國會大廈內）熱情地鼓勵其他人參與非法闖入國會大廈。
關於沙利文與BLM和安提法（Antifa）組織的關係，有相互矛盾的報導，公佈的照片顯示他（在未說明的時間）戴着一頂支持川普的帽子。這與雷的關於沒有挑撥者的證詞如何交叉驗證？
當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詢問時，雷拒絕提供1月6日在國會大廈執勤的警官布萊恩·斯尼克（Brian Sicknick）的死因。雖然聯調局不披露與正在進行的調查有關的事實是標準做法，但不披露遇害人死因（僅是一個公開記錄）是非常不尋常的舉動，可以說是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提供宣誓證詞時不當地行使權力。
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適當反應應該是提出閉門作證，以便讓當選的公職人員評估是否有必要向公眾披露信息。其後，兩名男子因毆打斯尼克被捕，不過（斯尼克的）死因仍未公佈。
然而當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就同一話題提問時，雷表示感謝，並帶着一層薄薄的譏諷之意稱讚參議員們對一名「在保護你們所有人時」失去生命的執法人員有如此高的關注度。
當克魯茲問及司法部及聯調局下轄的國內恐怖主義專案組是否還在開展工作，該專案組成立的目的是打擊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有政治動機的人對警察和聯邦財產的襲擊。雷回答說，「專案組開始的工作還在進行中。」這是以一種隱晦的方式表示，該專案組不再繼續作為一個專案組發揮作用了，因此，該項工作已被淡化了。
在雷將聯調局的調查活動範圍擴大到國內事務的同時，在涉及到那些同情現政府的無政府主義者時，構成恐怖活動的範圍也被縮小了（只要訪問一下安提法的網站就會發現）。
在確認成為司法部長的聽證會上，法官梅里克‧加蘭德（Merrick Garland）作證說，像俄勒岡州波特蘭聯邦法院大樓這樣的襲擊事件，由於發生在夜間，意義不大。因此為聯邦法律中有關攻擊聯邦財產的規定設立了「夜間例外」。正如《俄勒岡人報》（The Oregonian）所引述的那樣，「在法院運作期間襲擊法院，並試圖阻止法官審理案件，這顯然是國內極端主義、國內恐怖主義」，加蘭德說道，「而僅僅是在夜間或其它情況下對政府財產進行襲擊，也是明顯的犯罪，而且是嚴重的犯罪，應該受到懲罰」，但顯然不是作為恐怖主義。
川普時代的國內恐怖主義專案組的取消，再加上任命一位不強調左派恐怖主義犯罪性質的總檢察長，這對聯邦調查局的未來是個不好的預兆。對於聯調局的僱員來說，對於那些每天冒着風險、冒着生命危險保護公眾、維護憲法的現任和前任外勤人員來說，是一個痛苦的失望。
這種趨勢不僅限於聯邦執法部門。隨着聯調局的上層管理層被政治化，從前任局長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開始，然後是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現在是雷，軍方也紛紛效仿。
最近對媒體的攻擊，尤其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的攻擊，確實令人震驚。穿着軍裝的海軍陸戰隊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批評第四權（媒體）的輿論聲明，這是對自由社會的憎惡。
客觀、獨立、非政治化的警方和軍隊是自由共和國的基石。如果允許這些機構積極地政治化，鼓吹支持某些意識形態團體而損害其它團體的利益，我們憲政共和國的基礎就會開始崩潰，而且這種勢頭一旦開始將很難（也許不可能）減緩。
原文Dim Prospects for an Independent, Objective FBI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馬克‧羅斯金（Marc Ruskin）在聯調局工作過27年，是英文《大紀元時報》的固定撰稿人，也是《偽裝者：我的FBI臥底生活》（The Pretender: My Life Undercover for the FBI）一書的作者。羅斯金曾擔任美國參議員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立法工作人員，並在紐約布魯克林擔任助理地方檢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