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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 仲維光: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對比

——布拉赫及其對極權主義思想及歷史的研究(續三)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此類政權的謊言和欺騙,在今天的世界上還是到處存在,這尤其是在殘存的共產黨國家中國。然而讓人唏噓的是,那些希望和極權主義者分享一杯羹的國際社會的資本家、政客為了利益,寧願睜眼不看這個謊言以及每天在中國發生的恐怖鎮壓和迫害。因為對那些沒有在專制下的人來說,從極權主義統治者手中換來利益,遠比在正常社會的競爭下,用勞動和智力取得成功容易得多。

3.4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統治的對比解析

在布拉赫對於20世紀,極權主義的世紀的縱向研究中,有兩個貫穿整個歷史的問題值得單獨提出來介紹。其中一個就是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對比研究。

3.4.1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90年代後期,力圖徹底清理共產黨罪行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後,再次引起了曾經發生過的關於共產黨是否可以和納粹相提並論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經產生。布拉赫在他1986年出版的關於極權主義的分期討論中,也對此進行過討論。

對於布爾什維克蘇聯、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和德國的納粹,這些個新產生的專制制度究竟有哪些獨特並且根本性的特點呢?

布拉赫認為,首先是它們如何產生的,它們產生於兩次大戰期間的專制潮流中,這也就是說那種對於獨裁呼喚的需求,是這種極權主義出現的前提。其次另外一個使它成為可能的前提是,這是一個能夠技術性地操縱、控制民眾的思想及生活的時代。因為和一切老的專制不同,這個新的極權主義專制要求完全、徹底地統治和對不同聲音的鎮壓,要求群眾及個人與領導人和黨的各種運動完全一致。而這也就僅僅只能使用最嚴厲的控制和恐怖,通過虛構與謊言及對其的壟斷才能夠既把制度合法化,又讓人們感到有義務相信一個絕對的意識形態,從而迫使民眾自願地同意接受這種統治。

布拉赫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都是把民眾分成人民和敵人,而納粹則是以種族區分敵我,他們由此確立了統治觀念,即形成意識形態,並且同時把這些觀念用於統治,以此來為自己的統治辯護。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下,它或者以人民的名義,或者以黨、領袖的意志,或者如其後五、六十年代,以那種偽“民主”、假“法律”的名義,或者以革命的名義救世、實現盛世,如他們所宣揚的無階級社會、工人階級的天堂那種未來神話。

布拉赫在80年代初期的的這個描述,讓人們看到,它不但根本就是對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及社會的精確描述,而且80年代後,包括今天的中國出現的現象也根本不是新的,而是五、六十年代就在東歐就出現過。中國絕對不是沒了意識形態,近年來那種替代階級鬥爭的“民主”、“法律”、“憲政國家”,甚至“儒家”及“中國傳統”的說法,都不過是把這些東西抽去本來的價值基礎,變成意識形態的欺騙做法。事實上,“孔子學院”就是奧威爾筆下的“真理部”的分店,它輸出的根本就是意識形態。

在筆者看來,它和60年代以前的那種直接的個人崇拜、清教式的訴求一樣,同樣是用意識形態來填補一種不斷失去的“傳統價值”造成的真空。由於無論是希特拉還是毛澤東,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操縱民眾。因此,他們都大量地運用了宗教的各種形式,如群眾性的聚會、儀式、符號、口號。實際上最近三十年,乃至到今天為止,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改革口號、形式、思想內容都沒有超越上個世紀30年代以前的內容。如人們曾經高度評價鄧小平的取消階級鬥爭,但是實際上那不過是把共產黨曾經使用過的“階級敵人”,換成法西斯主義所喜歡使用的“人民”還是“人民的敵人”,來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進行族群迫害。最近幾年的所謂恢復法治,所謂憲政,以及以前毛澤東的大民主、大字報、大鳴放,都不過是布拉赫所說的以偽民主、偽法律的名義。為此,關於在德國時下進行的關於共產黨東德是否是個合法國家的討論中,德國總統高克會毫不迴避、一針見血地指出東德是個非法國家,在那裡根本就沒有法律,有的只是個人、一黨的肆意而為。

極權主義試圖消除所有以前人們所具有的個人及國家賦予的權利,消除人的個體性。與此同時它告訴人們,對於民眾每個人來說,它是迄今為止的最好、最有效的國家和社會形式,它能為民眾帶來真正的民主和幸福生活。這種誘惑,由於使用了現代技術方法,宣傳和通訊,因此它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徹底地得到貫徹。它甚至可以操縱性地利用西方的施密特這樣的政客,來為它的這種宣傳服務。因此可以說,所有這些要求及做法都是一種宗教世俗化的產物,都不是中國式的,極權主義完全是政教分離後、宗教退出後的後宗教社會在20世紀的一種獨特現象。

3.4.2為了說明這三個極權主義政權,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類似性,布拉赫指出了他們三個共同的傾向:

1)一個號稱自己不會犯錯誤,代表真理,要求人們宗教般地崇拜信服他們,組織嚴密的黨是走向和施行極權主義的保障。這個黨攫取政權不僅使用的是傳統的方式,也就是依靠革命和暴力,軍事政變獲得和掌握權力,而且還侵蝕、濫用,公開或暗地操縱民主制度來達到掌握政權的目的。如1933年的納粹上台,利用的就是表面的合法性,再如一般共產黨國家的法律或民主形式。所有代表其他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政黨和社團、群體,要麼被禁止,要麼被徹底消滅,要麼就是通過暴力威脅及強迫導向使他們在假選舉和假議會中成為一種虛假的黨派存在,如共產黨治下中國社會中的所謂人大(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政治協商會議)。

2)這個一黨制的極權主義國家建立在一個絕對的意識形態基礎上,這個意識形態同時作為一種在政治上排他、壓制任何反對意見的救世學說,一種替代宗教,為其強行使整個社會一體化論證和辯護。它同時利用現代技術壟斷和操縱媒體輿論,用各類秘密警察監視公民,用集中營、勞改等迫害民眾,它不僅要求民眾表面的服從,而且要求改變民眾的內心的要求。

3)極權主義統治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它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在一個神話,或者更準確說在世俗神學基礎上的假說。它或者宣稱自己代表未來,在這失敗後,它就改而“宣稱自己代表效率與能力”來為自己的極權要求辯護。

這個效率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極權主義的希特拉和共產黨政權都曾經利用過這一點。30年代,希特拉曾經在德國在很短的時間中取得非常有效的經濟成就,但是時下已經沒有人再敢於拿那個經濟成就來為希特拉政權辯護或者緩頰。

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它的例子則是另外一種類型的。30年代到50年代共產黨是以計劃經濟來證明自己的有效性。西方部分人也曾經在50年代中期歌頌過蘇聯的成就,但是60年代後人們清楚地看到這個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破壞性,共產黨社會也嚐到了它的惡果。70年代後東歐就實行了部分的實用主義,鄧小平等 中共領導人由於文革的破產,也不得不鬆綁。此後由於1989年殘酷鎮壓民眾而受到全世界的制裁,就更不得不在經濟上更加實用主義。儘管如此,由於共產黨掌握了權力和輿論,因此它永遠不會真正承認錯誤,時過境遷,現在居然用“有效性”,以及所謂“盛世”來為自己的極權辯護,忘記了過去曾經是他們自己宣稱“計劃經濟是最有效的”,而現在卻居然變成,它曾經譴責過的自由經濟、實用主義是有效的。

這種實用主義及謊言帶來的惡果,在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當然不可能去討論它,但是可悲的是,在極權主義外部,國際社會,由於利益關係西方也沒有興趣正視它。在布拉赫提出並且討論過這個問題的四十年後,竟然還有一些西方知識精英,乃至領導人以同樣的語言來為中國共產黨緩頰。為此人們只能懷疑他們的用心。

極權主義固然可以通過其對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強行實施一些事情。但是事實上由於在極權主義統治集團內部,在黨內和領導集團中永遠存在的鬥爭,在黨和國家之間永遠存在的無法解決的二元性問題,權力過分集中在中央將會嚴重影響決策的準確性,嚴重地影響它所鼓吹的效率。更何況通過犧牲自由,一般的法律秩序,安全感,而改用物質收買及暴力威脅來實現這一切,一定會失去更多的東西,並且造成不穩定因素,以及嚴重的對於環境和社會的破壞。

對此,80年代初期的布拉赫堅信,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結局,以及斯大林死後,毛澤東死後的情況,已經讓人們看到極權主義統治絕對不是一個能夠“正常地”解決危機,並且更有效力的制度。它的強力控制從長遠來說造成的問題與不穩定,對人類及其生存環境的損害,將遠遠多於看起來沒有效率、決策緩慢的民主社會,這種破壞甚至可以說是致命性的。

布拉赫教授35年前的這個論斷,至今仍然擲地有聲。

3.5意識形態問題

布拉赫大約在提出“極權主義的世紀”的同時,於1982年出版了《意識形態的時代》一書,這本書對於布拉赫來說,可以和《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相提並論,同樣是最為重要的一本書。實際上,在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各類研究中,都一直伴隨着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

意識形態問題,即觀念論問題,如前所述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歷史發展所獨特具有的問題,我們東方人現在必須面對它,是因為全球化、西化。

意識形態問題,從認識論上看,它只會發生在二元框架的文化思想中。各類觀念問題,在人類的各種文化中都存在,但是它發展成為Ideology,卻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這也就是說,它是政教分離後的世俗社會的一個新的現象,即在這個社會,原來在思想和精神領域中佔支配地位的神學退出去之後,世俗的觀念要佔領神學思想的地位,於是才會有“意識形態”之說,絕對化的觀念論之說。而如果說,極權主義是曾經有過的政教合一的社會世俗化的結果,即從一個宗教一統天下,從精神到物質,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到現在由一個世俗的黨派,或者族群來一統天下,壟斷天下,那麼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意識形態問題和極權主義問題的血肉關係。

極權主義的要求決定了它一定會有意識形態的要求,所以有極權主義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意識形態問題、觀念論問題。而反之,在有意識形態問題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滑向極權主義的傾向及可能。為此,意識形態問題,從19世紀中期後到今天,在百年來的極權主義發展變化史中始終處於中心位置。

3.5.1如前所述看,政教分離後的歐洲社會產生的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是以一種以觀念為核心、為基礎的運動,以及在它們之間產生的鬥爭,它告別和顛覆的首先就是長期以來存在的價值和道德秩序。為此,它帶來的就一定是,進一步的新的、明確的、廣泛的和政治及社會聯繫在一起的極權主義的要求。

極權主義必然要求在國家和社會,經濟和文化中相應的意識形態化的變化及操控,極權主義的擴張首先是意識形態的擴張,為此,它就帶來了20世紀初期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獨裁統治的急劇傳播和擴展。承擔這些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族群和政黨聲稱他們代表了絕對合乎規律,代表真理的思想,毫不留情、毫不寬容地以一種極端強硬和迅速的方法要求實現他們的要求。無論是出於保守的、還是民主的,或是社會主義的根源,無論是進步主義還是濫漫主義的反動的衝動力量所帶來的左派或者右派的激進主義,它構成了一種燦爛的溷合現象。舊的政治觀念和政治現實的關係的意義問題,重新更為尖銳地回到焦點問題。

對於“意識形態”,也就是觀念論這個概念的爭論,還包括了為政治統治做意識形態的論證,而這就牽扯到意識形態的決定性及根本性的作用,也就是爭論中所涉及的正確的世紀性的世界觀問題。大部分意識形態,即觀念論同時要求的是他們代表了歷史的進步,正在推動進步。但是,正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與“推動進步”卻都是需要進一步弄清楚是否真的如此。為此,意識形態問題,代替神學思想的觀念論,就面臨了基督教社會後期的情況,需要一種啟蒙、一種釐清,即曾經在宗教社會中需要的啟蒙,現在成為世俗的宗教社會中的需要,甚至可以說更加迫切需要啟蒙和弄清楚。所以實在地說,極權主義帶來了一種比歷史上的啟蒙更為迫切的啟蒙。

在意識形態的時代,尤其是“完全意識形態化”,“真理部”統治的社會中,“啟蒙”是一個極為迫切和重要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那種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中所意味着的對於“啟蒙”的理解,那種去給共產黨政治局“啟蒙”中的對所謂“啟蒙”的理解,和西方近代的“啟蒙”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

3.5.2自政教分離後,從19世紀以來,我們就生活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但是,一些樂觀主義者們卻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聲稱,很快意識形態的時代就會結束。對此,布拉赫在70年代末期說:現在發現這是一種欺騙。事實上,二次大戰後,那些舊的政治觀念,意識形態不僅沒有衰竭和沒落,而是重新再次充實了意識形態的能量,依然在知識領域,對新一代知識分子充滿誘惑,並且致使他們重蹈覆轍。這尤其是表現在那些在現代化過程中,在所謂“後現代”的危機中的各類觀念思想及觀念論者中。在上個世紀60年代產生了新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運動,這些運動是否“新”是非常有疑問的,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對於意識形態的需要,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傾向卻是毫無疑問的。

為此,布拉赫強調,60年代重新開始的這個意識形態的衝動,同樣不僅是在歐洲,而且也存在於美國和第三世界,存在於學生和年輕的反叛者中,反越戰運動及“緩和”政治中,以及人權和對於新保守主義的更新衝動中。與此同時,這個新的意識形態潮流同時在模煳人們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警惕和關注。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的所謂“解凍”,以及西方社會暫時的經濟繁榮和新的社會文化問題,使得那些認為意識形態的思想問題正在消失的觀點盛行起來。針對西方社會自身存在的問題,和東歐的某些表面變化,他們不再看價值問題,而對於國際社會存在的東、西或者南、北對立問題提出質疑。在這樣一種基礎上,在非共產黨國家,西方乃至德國發生的討論中,任何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稍有誤判或者爭議,都會立即被認為是過分強調了意識形態的對立,並且被進一步認為是在消弱“緩和”、製造衝突。

在這種氣氛中,“極權主義”理論及思想在60年代末期後居然在西方知識界及社會中成為了一個禁忌。很多討論用反法西斯代替反對極權主義,從而造成了法西斯主義概念在70年代後的一個繁榮。但是法西斯概念的廣泛使用,一方面它應該是建立在人們對於極權主義的結構和傾向的理解上,另一方面,孤立地使用就可能使得對於獨裁製度的認識成為片面的,只反對右派和資本主義,甚至使得左的一方面的極權主義,所謂社會主義,共產黨專製成為了反對法西斯的積極力量。

對此,布拉赫在70年代末期就指出,事實上,從60年代末期出現的那種強調所謂化解意識形態問題,它的直接效果就是不假思索地完全解除了此前對於極權主義理論和概念的探究,及對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反對。這使得過去那種“反共是我們時代的愚蠢”的觀點,乃至20年代、30年代的那些左派知識分子讚揚及支持共產黨專制的觀點重新又回到了歐洲。

布拉赫認為,的確,人們期待緩和,但是在東西方衝突中的“緩和”概念中,卻更多的是一種被意識形態化。“緩和”不過是一種誤人子弟的、誘惑性預言。它把人們從希望和平的思想徹底地引誘到一種群眾性的和平運動。在人的操縱下導致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對立。而在這種對立下,共產黨及其思想增加了進攻性,民主社會及其思想卻遭到削弱。

布拉赫的這個看法在四十年後的今天聽起來依然發聾振聵,因為“通過接近而轉變”的提法,這個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曾經出現過現在依然不斷出現的提法,但是卻從來沒有發生過。對此,不僅布拉赫,而且1983年,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和夏皮洛(Leonard Schapiro)與布拉赫一樣,幾乎同時用不同的形式做了類似的表達。對於共產黨,他們診斷和預言說:在共產黨國家,“意識形態儘管看起來似乎是死了,但是卻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它對於黨掌握權力的合法化問題是必不可少的。這就像以前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口號對於共產黨國家對外關係的作用一樣。

為此,布拉赫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問題,現在依然有效而且非常現實。那些認為共產黨已經不是以前的共產黨了,意識形態已經死亡了,它的問題其實是:這個意識形態是一種什麼樣的死亡,因為人們甚至可以說在1956年和1968年它就已經死了。但是絕對毋須爭論的卻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依然是作為極權的一黨專制的合法化基礎的前提!絕對毋須爭辯的還有:他們在西方社會遇到問題時,依然是在作為一種和所謂社會主義,也就是和社會正義相聯繫的政治宗教對抗西方社會,並且對西方社會內部的一些政客、商人和知識精英來說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誤導及誘惑力。

3.5.3布拉赫認為,在70年代東西方緩和年代,有三方面的問題值得、並且必須注意:

第一,在外交政治中的自己國家的孤立安全問題被過分強調了。

第二,在外交政治中,對於對方國內的政治問題,人們卻又忽視了對立的極權專制的政治制度問題。

第三,在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中,人們必須注意到,但是卻被忽視了的,它所涉及的根本的自由問題,開放和封閉社會中的對立的根本原因。

因此,布拉赫特彆強調說,這三方面問題告訴人們,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繫的:誰談論外交政治問題,誰就必須涉及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及“意識形態”問題!

因為在具體地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它涉及到的是,對兩類社會的矛盾和衝突的認識,也就是這兩個社會的“不同”究竟在什麼地方;緩和涉及的是如何在不同中保持它不再被激化到極端,也就是不過是減少威懾問題,以及如何不斷地進行調整,即保持平衡問題。對此,必須看到的是絕對不能夠存在有一個最終解決的幻想。西方必須明白:利益和安全的前提是他們必須聯合、團結,堅持自己的價值。在民主和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之間,第三條道路、第三種世界的存在,永遠只會是一個烏托邦、一個幻想。

布拉赫認為,“在東西方問題上的這三方面問題上,我們,政治學家和政治家都要為70年代所犯下的錯誤、疏忽或者低估悔過贖罪!如果說遭到忽視的主要的是民主和獨裁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及它所涉及的我們對於解除意識形態化及緩和所寄予的價值性的目的的希望,那麼接着而來陷入危險的就是我們學術研究的基礎,也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制度中的自由及多元的批評的可能性。通過一拉一壓的誘惑和要脅,儘管它還不過是獨裁者們的準備性的工作,但是不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學術思想上、演講和寫作中,他們在這上面的投入卻已經很久了。這尤其是在德國,而且同樣在歐洲作為一個痛苦的歷史經驗已經足夠明瞭了。”

布拉赫的這段論述真的可謂是警世名言!

3.5.4布拉赫認為當代極權主義政治存在的三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確清楚地認識到:

一、我們生活的進一步技術化也更加完善了監視及更進一步操控民眾的能力:在計算機時代的大眾媒體和信息技術,同時也危害到“建立在官僚機制”上的福利國家的自由,它永遠不停地導致對此的更大期待及由此而來的競爭力。

二、在共產黨制度中的後極權主義,儘管對於它的意識形態是否依然足夠強有力產生了不同看法,但是誰都不能夠否認的是,如果它想要達到目的,還是能夠扼殺掉異議人士中的任何一個反對派。

一個新的對於蘇聯法律和蘇聯現實的研究清楚明確地顯示,儘管已經制訂了經濟,尤其是社會的法律,但是在理論和實際之間依然是分裂的。這對於政治法來說是一個既成事實。嚴格限制的言論自由,法律桉件的保密,每個人對黨的忠誠及義務,永恆地替代守法的要求:代替選舉的壓迫性的鼓掌,對個人人權的輕描澹寫,沒有邊界的國家權力卻有對它的讚美,對宗教的嚴格限制,沒有人身保護法卻有對不同思想的人設置的精神病院,沒有公正的法律審理卻有古拉格流放勞教的威脅,在特權階級與被恐怖所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之間存在的獨斷專行和極端不平等,——簡言之,沒有公民權只有順從權。

對此和以前一樣,完全是黨對於真理的全面壟斷。以及要求制度徹底地服從於黨。人們經常期待、希望的自由化,即便把它變的精美了一些,還是永遠可以隨時消除。但是已經沒有一種意識形態如同對列寧主義的崇拜那樣能進一步廣泛傳播,能那樣再次統治人類很大一部分人,影響到各個洲際的革命的青年運動和解放運動。

三、只要他們由於目標而把方法神聖化,並由此傳播這種信仰——他們已經找到了解決地球上存在的一切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法,那麼,就可以說所有那些建立在絕對的、片面的目標之上的思想和運動至今依然是一種潛在可能的極權主義。通過單方面的瘋狂的使命信仰和社會烏托邦的暴力實現的主張,就一定會損害到我們的多元民主,互相的寬容,以及建立在這之上的自由和議會制。民主是一種自我限制和約束,但是意識形態卻是一種自我膨脹,永遠企圖達到壓倒別人的目的,並且它總是用一種所謂真正的民主的觀念,也就是意識形態,用自由解放的口號,而實際上走向的卻是專制主義。

布拉赫認為,對於人及社會的存在來說,最根本的需要懷疑的問題是,人是否具有一種對自由的渴望與衝動,這種對自由的認識與追求不斷地在成長,還是他總是在不斷地尋找領袖、制度和意識形態,犧牲掉自己的自由,而為之服務。這也就是說在三百年前政教分離後,歐洲社會或者說現代社會擺脫了一種神的宗教後,卻總是有一部分知識精英在尋求一種所謂新的“政治宗教”、世俗化宗教,或者說“替代宗教”,而這就使得善和惡,有意義還是無意義,都再次成為不確定的了。從而這也就使得進步和迷信、科學崇拜和對生命的恐懼再次不可思議地被溷合在一起。

如果是極權主義的方式贏得了統治,其結果,我們所經歷過的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和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就是一個很好的事證。這也就是說,如果某個群體的觀念思想,如階級、種族,或者某個地區的人高於其他人,高於我們對人權的尊重,就一定有發生這種極權主義的可能。

為此,布拉赫教授在80年代初期指出,對於死於左派或者右派極端主義分子的極權主義瘋狂罪惡下的千百萬犧牲者的回憶,迫使我們得到一個永遠有效的經驗教訓:

如果一個政權說它必須用鎮壓和恐怖手段來實現公正和民主,必須通過獨裁來實現民主,那麼很快它就會變成只剩下鎮壓、恐怖和獨裁。

對此,筆者以為,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此類政權的謊言和欺騙,在今天的世界上還是到處存在,這尤其是在殘存的共產黨國家中國。然而讓人唏噓的是,那些希望和極權主義者分享一杯羹的國際社會的資本家、政客為了利益,寧願睜眼不看這個謊言以及每天在中國發生的恐怖鎮壓和迫害。因為對那些沒有在專制下的人來說,從極權主義統治者手中換來利益,遠比在正常社會的競爭下,用勞動和智力取得成功容易得多。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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