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恐怖專制虛偽的時代，師大女附中出了一個勇敢揭露社會真相的王友琴，她的作品完全可以媲美二戰時的「珍妮日記」。
僅將此文獻給這位不尋常的女士。
師大女附中坐落在北京西城區二龍路，以高質量的教學聞名於世。1964年，我開始在這裏就讀高中。我所在的高一（四）班有40名同學，全部都是從外校的初中部考進來的頂尖優秀學生。全校從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都是處於青春期的女孩子，年齡一般在十二歲到十九歲之間。花樣年華，含苞待放。
與我原來所在的女十二中不同的是師大女附中濃烈的政治空氣。開學迎接我們的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具體學習榜樣是一位解放軍戰士雷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無私忘我甘當革命螺絲釘的精神。我覺得雷鋒沒什麼可學的，尤其是他助人為樂的事跡更算不了什麼，我做的比他多多了。我把我的想法跟蘭姐說了，蘭姐是我一牆之隔的鄰居鍾大媽的大女兒，她是大學生，我和她妹妹菊同齡。蘭姐很認真地給我講解學雷鋒的偉大時代意義，順帶着提到一種見解，認為學雷鋒降低了全社會的水平。我牢牢地記住了這句話，為自己的想法有認同者而暗暗高興。
運動落實到每個班級是讓每個同學「暴露思想」，腦子裏都是些什麼東西，附不附合黨的要求。大家七嘴八舌爭前恐後地說，最多想的是當科學家，即成名成家。我的同桌濤笑着說：「你們都想成名成家，只有我想當傳達室的門房，我覺得門房最省力氣。」濤說這番話是為了批判自己怕苦畏難貪圖安逸。一個戴着深度眼鏡，梳着兩條細細辮子的高個子女孩用不屑的口吻說：「你們都想成名成家，世界上哪兒那麼多名和家啊？」她叫顧乃昭。「嗬，這種學校里，還有不想成名成家的。」我感到不可思議。我從幼兒園起，被訓練出熱衷發言的習慣，我歷數自己為考師大女附中如何奮鬥和努力，進而上大學，當科學家。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麼錯。只有位有雙滴溜溜圓大眼睛姓梁的同學稍帶尷尬的微笑冷靜地觀察着每一個人一言不發。被問到頭上，她咬緊牙關說：「我只有報恩思想。」她和我小學初中都是同學但不同班。她爸爸原是工程師，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去勞動改造，沒有了工資，靠媽媽糊紙盒不夠維生，政府每個月給她十二塊五的補助。她記住了我們每個人的發言，一次她嘲笑洋洋暴露的思想，洋洋爸爸是個外交官，她說自己有「崇洋媚外」的思想。洋洋不高興地反唇相譏：「我不像你，除了『報恩思想』什麼都不說。」洋洋的父母常年駐國外，她住在監護人家裏。洋洋很健談，她告訴我：「五七年反右的時候，我爸爸他們都發了槍。」適逢她父母回國休假，「我媽看戲，說不好看，裏面沒女的，我就跟她吵。」「我跟我媽說我暴露的思想，我媽說你有那麼壞嗎？」
學校組織大會，讓我們還能聽到他們選出的不同班不同年級的同學的發言，有數學家華羅庚的女兒華蘇的發言，她提到自己在一次數學競賽報名時怕自己拿不到名次而沒報名。高二（三）有個叫楊鷗的發言特別有趣。楊鷗胖乎乎的，說話很快，她在高一年級四個班集中起來做的發言。她們家九口人，爸爸本是中學校長，「反右」時，除了年幼的她和她媽媽，她爸爸和六個哥哥姐姐全部被劃為「右派」，她說：「有人叫我『反動學生』，我就怒氣沖沖地給了他一拳。」她坦率幽默的發言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校領導發現「社教運動」「暴露思想」讓一些人失去了學習的動力，居里夫人不能重新再提。他們煞費苦心地找來一位解放軍大校軍官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介紹宋朝著名女詞人李清照。「文革」一開始，這成為罪狀之一，引導學生向封建人物學習，不做社會主義接班人。
校領導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說明他們心裏已經沒了底。
學習的時間被擠得不多了。政治成為大家關心的首要問題，在無中生有的喧鬧中實質是什麼樣的人符合時代的需要。我們怎樣才能把自己變成樣板雷鋒？
具體的榜樣終於有了，宋彬彬，一個高三年級的學生，她要被發展成共產黨員了！她的入黨發展會在禮堂舉行，誰都可以參加。那天發展會，禮堂里三層外三層擠的水泄不通。
去晚的人連往裏看一眼的可能都沒有。窗戶外面有人搬了椅子蹬上去看。宋有兩條信息不徑而走，一是中共高幹的女兒，二是學習成績不錯。「文革」一開始，有學生寫大字報指責校領導的「罪惡」，借黨員發展會之機，整幹部子弟等等。
我嘗試着適應這繁忙的新環境，我在初中門門功課滿分，每次考試穩拿第一的時光不復存在。化學考試大多數同學只得四分，梁同學獨佔鰲頭地得五分。問她如何複習的？她謙遜地笑着：「整本書我都快給抄下來了。」沒有人和梁做朋友，尤其是一次春遊，和妹妹班（初一四）做搶水壺的遊戲，她用手狠狠剁一個搶她水壺的小女孩的手，正好被班團支書尹看見，氣得尹大喊：「梁××！你把水壺給她！你把水壺給她！」事後，尹把這事向別的班幹部談，還模仿梁剁人手的樣子。不知為什麼梁相中了我，或許她看我比誰都傻，對誰都一視同仁。在一次我們班組織去過崇文區清潔隊勞動後，她拉着我又去了一趟。我心裏其實老大地不願意，又不好拒絕。我們倆畢竟還是有些共同回憶的事情的。小學四年級時，我們倆被從不同的班裏挑出來，在大會上朗誦詩歌「少年英雄劉文學」，歌頌的是一個與偷辣椒的階級敵人（被打倒的地主分子）做鬥爭而光榮犧牲的故事。一次去飛機場給外賓獻花，我把發的果子麵包吃完了，回家的路上，看她手裏還捧着完完整整的長方形大麵包就跟她要，她拖長地哼一聲，抱着麵包扭過身跑了。
從此，每個星期六，我在梁同學的領導下，跟她去崇文區清潔隊掏茅房，她囑咐我不要告訴任何人，但她卻告訴了班主任李老師和團支部書記尹同學。「文革」開始，班上團幹部議論，李老師讓她們發展梁入團，幸虧她們立場堅定，階級路線掌握得好，就沒讓梁入團。屆時梁已不在北京，高一沒上完，她爸爸刑滿釋放，她們全家搬到河南新鄉去了。
我們班最聰明學習成績最好的是汪同學，她不屬於死用功的類型。她和梁的共同點是皮膚白，大眼睛，長得漂亮。她安安靜靜地從不張揚，她從她媽媽那兒知道的我，說我寫的作文：「像詩一樣的語言。」她媽媽是燈市口女中初三年級的語文老師。燈市口女中和女十二中本是一個學校，初中部過於龐大，有十四個班。就分成兩個學校。前四個班分到燈市東口的高中部所在地，仍叫原來的校名。其餘的十個班留在燈市西口的校園，命名為燈市口女中。我所在的班被分到女十二中。汪同學梁同學分在另一半。她媽媽沒教過我，是在升學判卷中知道我的。考試題目是「我為什麼要考高中」，像小學考初中「我們倆是好朋友」一樣，我的作文是滿分，並被選為範文。汪視學校的功課如草芥，高中二年級時，老師佈置寒假作業寫大字，我老老實實寫了四大本，汪一個字不寫，開學要交作業，她跟我要去兩本敷衍了事。人家牛是有理由的，聽跟她一起上過初中的同學說，全校大字比賽她曾得第一。汪病了，我去她家看她，我們倆抓起流行歌曲「江姐」，看着簡譜唱：「華瑩山上莽蒼蒼哎哎，千年的松樹滿山崗唉唉，松濤陣陣響，如海嘯啊唉，好一片唉唉，好一片雄偉氣象哎哎哎！」這歌兒我們覺得抒情悅耳。有天，汪到我家玩兒，坐在椅子上半天低頭不語，又欲言又止。我猜她有什麼重要的話對我說，就洗耳恭聽。「我爸參加過軍統……後來他知道裏面黑暗，想退出來……」她是這麼信任我，她那麼純潔單純，卻背負着這麼沉重的思想包袱。我該怎麼安撫她？「咱們一塊兒掏茅房吧！」我把梁的高招傳授給她，她欣然接受，從此，我們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隊伍里又多了一分子。後來我的朋友牟志京一度榮幸地成為汪的男友，他對汪可以說終身難忘，但「想起這簡直不可忍受。」
班裏的同學來自不同的家庭，還有位叫筠的同學父親也是右派，筠卻看不起梁，在班裏公開說：「她爸爸原來是幹嘛的？我爸爸原來是幹嘛的？」原來筠的爸爸本是革命幹部，不幸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們班40名學生，陸陸續續有轉走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梁立明，還有楊瑛瑛和鄭德炫。楊和鄭是軍人孩子，楊梳着兩條黑黑粗粗的長辮子，方臉龐，臉色紅紅的。人很和氣。鄭個子偏高，臉和身體都特別瘦，跑步特別快，像飛一樣。她的父親原是國民黨的兵，被共產黨軍隊收編的。文革開始她從外地給班裏同學來信，說自己為了放下出身的思想包袱，在學習原北京市委編寫的有關階段路線的材料。二濤好心地說「讓她別學了吧！」因為北京市委已經都被打倒了。高濱濱和陳靜靜是一塊兒轉過來的。陳的父親是將軍，文革中去世，有人說陳後來去廣州，嫁了一個師長。高是高崗的女兒，文革伊始，幹部子弟開會鬥爭她，大部分同學才知道她的身份。還有郭棲娜，也是轉來的，她爸是付部長。看那陳靜靜，本來是好好的一個孩子，婀娜多姿，愛好舞蹈。班主任杜夢魚跑到人家去家訪，非說陳靜靜腦子裏缺根階級鬥爭的弦。以至於文革即將開始時，班裏一位名叫伍正怡的同學得了肺癌，同學們都去探望她，陳卻說：「別忘了讓她和她們家劃清界線。」伍的父母是高極知識分子。伍正怡不久離世。杜老師很走運，文革中有人貼大字報說她和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照過像，得了個杜摸魚的綽號，沒受罪。她繼續家訪，67年下半年解放軍進校，她跑到我家跟我媽媽談話，說我所以參加「中學文革報」的活動是因為在入團問題上受了壓，以我的表現，（主要指跟着梁掏茅房）早入了，可有人說再考驗考驗。（幸虧沒入，不然現在成歷史問題了）媽媽說我已改邪歸正，天天去上學了。杜老師看着我，搖着頭：「陶洛誦，你這就不對了……」我早厭惡了學校那一套，天天和遇羅文呆在一起，看謊言被戳穿，感到很難為情。
從1964年9月份開學，到1965年，宿舍樓蓋好了，我搬到學校住，每間宿舍有四個床位，每月交2.5元住宿費。早上我點半起床繞着校外圍牆跑三圈兒，到校食堂吃早點。饅頭，米粥，鹹菜隨便吃。到教室上早自習。我當時還有個俄語課代表的職務，領着大家讀俄語，同學給我起了個外號叫基篩。在俄文里是安靜的意思。自習課喧鬧四起之時，我喜歡用俄語說「安靜，安靜，同學們！」教我們俄語課的是王文老師，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老師進來時，我們全體起立，穿着米黃色長大衣的王老師用俄語說：「早上好，姑娘們。」一句簡單的問候又引起某人的不滿，難道不應該叫姑娘，王老師理直氣壯地說：「你們不是姑娘是什麼？難道讓我叫你們小伙子嗎？」
我們當時姑娘的特徵確實不多。扔手榴彈，拼刺刀是我們日常操練的項目。手榴彈是仿真的，木把鐵頭，有些重量。槍是木製的，文革中，成為紅衛兵打老師的工具。
有天早上，我和幾個同學到河邊練扔彈，不小心，把彈扔河裏了。河水不太深，天氣卻很涼，我們不知所措，把手榴彈留在河裏回學校了。第二天，手榴彈完璧歸趙，附帶信一封。「……我們當時在旁邊沒有幫忙，回校後團支部書記批評了我們……」原來是鄰校35中幾個男孩寫來的，他們從河裏撈出手榴彈給我們送了回來。可我們當時一點兒都沒注意到他們。
我在小學時代倒有些對男孩愛的體驗，我愛過一個叫姚燕光的帥氣的男孩。初中高中進的都是女校，一是沒機會，二是終日忙學習忙革命。在高一的政治課上，政治老師楊震在總結學生暴露思想時提到有人想結婚成立小家庭，楊老師皺眉批判道：「你還沒到這個年齡，想這些幹什麼？」大部分同學認為這是沒有出息的思想。文革女附中第一張大字報楊和幾個高幹子弟貼的，後來被紅衛兵打，我聽二濤說「打得像猴子一樣的跳。」杜夢魚老師告訴我，一個紅衛兵還把自己的弟弟帶過來打楊震。
唯一一次提到男女朋友的名稱是我們班排練一個話劇，讓我演一個叫林育生的男青年，高江寧演我的女朋友。林是嬌生慣養的少爺。當我被分派到這個角色時，馬恬拍着手大笑道：「像極了！像極了！」我感到好生奇怪，我在馬恬心中就是這形象？
狂熱的政治氛圍，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刻苦鍛煉身體，孜孜不倦地學習。這種緊張繁忙的生活在1966年6月徹底結束了。
五月份時，發生了件匪夷所思的事，舉校沸騰，許多同學神神秘秘竄來竄去，手裏握着一本「中國青年」雜誌。我問二濤發生什麼事？二濤指着雜誌封面上的畫，低聲說：「看出什麼來了嗎？」畫上是個粗胳膊粗腿的農村女青年。我搖頭什麼也沒看出來。二濤像博導啟發我：「看那些草！」我翻來覆去地看，還是搖頭。「像不像是一條標語？」二濤看我愚魯，壓低聲音說：「是『蔣介石萬歲』。」「我怎麼一點兒都看不出來啊！」二濤深深地嘆口氣：「要不怎麼說咱們的階級覺悟差，警惕性不高呢。咱們哪兒能夠看出來，這是×××的爸爸，一位老革命幹部看出來的！」這事好折騰了一陣，後來雜誌出來證明作者是個政治上可靠的年輕人才算平息這場風波。
這種無中生有，草木皆兵，歇斯底里的緊張，預示着席捲全中國血雨腥風的來臨。
這場共產黨上層爭權奪利你死我活的鬥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浩劫開始了。
我最後一堂上的是物理課。女物理老師三十多歲，燙着過耳的長髮。她講了幾句光學，苦笑着說：「我講不下去了，你們和我也一樣吧？發生的是怎麼回事？」教室外面亂轟轟的，因為操場上出現一張大字報。是教政治的老師楊振領着幾個高幹子弟寫的，矛頭指向學校領導，大意是說他們不貫徹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貫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云云。我對這些不感興趣，我想的是考大學，報考什麼專業。離高二年級期末考試不遠，暑假過完就是高三了。我戀戀不捨地看着物理老師夾着她的講義離去。我沒想到這居然是我的最後一課。我再拾起課本讀書是十四年後的事情了。
《北京之春》2016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