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採取這種極不合理的土地「國有制度」，農民被強制手段改造為無產階級，失去了他們視為生命的土地，且被驅使着強制勞動，生產積極性大大降低，以至「現在春天來了，各地農民動手耕田的還很少」。「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並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毛澤東《關於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
五、蘇區的經濟狀況
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都不得不承認三十年代是上世紀前半期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六年全國每年工業增長達百分八以上。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全國新增工礦企業達六百多家，共修成公路十一萬六千公里，修成鐵路一萬公里(不含日本人在東北所修五千公里);政府債券制度也發展起來(債券主要由國家政府銀行及上海私人銀行購買)。全國私營報館林立，文化事業也進入上世紀的最繁榮期。國民政府從列強手中收回了海關管理權，領事裁判權。一九三六年公佈的「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同時立法院先後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這一系列立法行為為當時的經濟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可能說這個時期是上世紀上半頁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得到全面發展的最好時期。
而此時在蘇維埃區域則呈現絕然不同的情況。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說：「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和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井岡山的鬥爭》)，蘇區的經濟已瀕於崩潰的邊緣。
在農業方面，由於青壯年男子大多當兵，生產靠婦女兒童維持，而當地當時多是不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腳女人，她們被迫脫下長衫，換成短褂，剪成短髮從事農業生產。就連列寧小學的兒童也有「捉來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有罰餓飯的」(《長岡鄉調查》)。「暴動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全區荒了許多田，在全區沒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沒有煮酒的，生產低落百分之二十」(《才溪鄉調查》)。
在工商業方面，毛澤東說：「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井岡山的鬥爭》)，「工人，木匠失業百分之三十，裁縫大部失業，泥匠失業百分之三十，篾匠失業百分之十，理髮增加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全區絕跡」(《長岡鄉調查》)。湖北大冶縣蘇維埃領導人曾因擔心採取極端措施而導致小煤礦主逃離而受到中央點名批評，要求他們對小工廠主採取完全沒收政策。蘇區內的工商業一遍凋零。
在經貿方面，蘇區最有優勢的項目是竹木、鎢砂等資源，但由於戰爭封鎖，這些資源根本就無法流出蘇區，為了打破封鎖，「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並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從出入口貿易的數量來看，我們第一個大宗出口是糧食，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穀子出口」(《井岡山的鬥爭》)。但糧食的大量出口對貧窮的蘇區來說無異於飲鴆止渴，它進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飢餓現象。
在稅收方面，蘇區統一由縣蘇維埃徵收，交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由於蘇區是貧困落後地區，幾乎沒有什麼工業，經濟落後，稅源少，徵稅工作十分困難。蘇維埃政府頒佈的《土地法規定》徵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稅，「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財政的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蘇維埃政府違反《土地法》規定，擅自抬高徵收標準，毛澤東承認：「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井岡山的鬥爭》)，這自然又加重了農民負擔。
在物價方面，毛澤東給我們記錄下了詳細情況，在「模範的長岡鄉」按市價谷暴動前每擔三元，三二年四元七角;花生暴動前每擔三元，三三年三元五角;番薯暴動前每擔一千文，三二年一千三百文;豆子暴動前每擔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豬暴動前每斤六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八百六十文;雞暴動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雞蛋暴動前每個二十五文，暴動後四十文;片柴暴動前每斤八文，三三年十二文;木油暴動前每元五斤半，三二的三斤半一元，三三年十二兩一元;鹽暴動前一元七斤，三一年一元一斤，三二年一元三斤半，三三年一元一斤，蘇幣二元一斤;中等藍布暴動前一百五十文一尺，三二年二百五十文，三三年三百八十文;洋火暴動前四十文一盒，三二年七十文，三三年一百八十文;洋油暴動前五百三十文一斤，三二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三三年一千六文。而在另一個鄉——才溪鄉——情況也基本相同：暴動前做一套單衣要十八毛，三一年二十一毛(合大洋一元半)，三三年三十四毛(合大洋二元四角);鹽暴動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時僅買十四兩;菜油暴動前每元三斤半，三三年每元一斤十三兩;鐵比暴動前貴一倍;洋油，暴動前百分之五十人家點洋油，每元買七斤十四兩，三三年只買一斤五兩，因此除機關辦公外，無人點它了，均點松光。魚，現在已無市。從這些記錄看，暴動後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生活口最低的也漲價百分之四、五十，最高的漲價竟達十幾倍。蘇區農民生活之苦由此可見。
在群眾生活方面，「信春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眾缺糧。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僱農十分之六比最貧的貧農要好些，十分之四則同於貧農」。「富農家況比僱農差」(《長岡鄉調查》)。缺糧缺鹽是困擾蘇區的最大難題，特別是鹽，由於「國民政府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每人每月賣鹽不得超過一斤。」當時流行一句話：「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江西出版社姚名琨《回憶中央蘇區》)，周圍的食鹽根本走私不到區內，蘇區、白區成了兩個絕然不同的世界，蘇區農民生活痛苦不堪。
上述種種已使蘇區經濟、群眾生活出現了嚴重倒退，然而他們的痛苦還不僅止於此，經濟公債、合作社集資、慰勞紅軍、攤派義務工、重要商品的壟斷經營使整個蘇區農民成為蘇維埃政府的集體農奴，他們的勞動成果幾乎被掠奪殆盡，農民負擔空前加重。
經濟公債。一九三三年蘇維埃政府按轄區人口約三百萬人的規模發行經濟公債三百萬元，但由於地主、富農財產業已罄空，大批農民被脅持入伍和一些貧僱農處於絕對貧困狀態，經濟公債主要由在鄉農民承擔。如長岡鄉攤銷公債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鄉除去當紅軍者外，在鄉者不論老幼婦孺共一千四百六十五人，人均攤派三點七元，但實際在鄉十六至四十五歲人口男女僅七百六十人，每個勞動人口實際負擔七元多。但農民大多沒有現錢，「收到了穀子八百二十二提，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現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沒有收齊，限十一月二十日收齊」(毛澤東《長岡鄉調查》)。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歲在鄉人口男女共六百二十八人，攤派公債四千元，人均六元多。下才溪村在鄉同齡男女六百六十七人，攤派公債四千一百四十六元，人均也達六元多(毛澤東《才溪鄉調查》)。這其中還要考慮照顧孤寡、優待紅屬減免部份，有的農民一戶攤派竟高達四十五元。毛澤東說在長岡鄉開了四次會才攤派下去，他承認百分之六十的兒童都買了公債，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不等，在「另鄉有強行攤派」，並向中央瞞報「群眾完全滿意」。這三百萬元公債為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提供了充足經費，時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感嘆「經年剿匪，耗費百萬」，雙方經費的豐竭可見一斑。
合作社集資。蘇維埃政府為了實現商貿壟斷經營，在蘇區各鄉設立了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油鹽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其運作資金就是向農民攤派。如長岡鄉消費合作社向農民集資三百五十元，糧食合作社集資二百六十元，才溪鄉糧食合作社集資一千八百多元。壟斷經營必然贏得暴利，毛澤東說：「區社半年四百多元本錢賺了六百多元」，社長、會計各發放獎金六十元。而六十元在當時可以買三頭牛。
慰勞紅軍。強制性的慰勞紅軍同樣加重了農民負擔。毛澤東是這樣向中央介紹他們的攤派工作的：長岡鄉「每村答應毛巾四條，黃麻草鞋與布草鞋長岡村答應一百一十雙，塘背一百雙，新溪九十雙，泗網一百雙」。才溪鄉「布草鞋上才溪八月五百多雙，九月一百多雙，十月九十多雙，下才溪八月三百多雙，九月二百零八雙，十月三百雙，十一月六百三十雙」。同時強令農民開展所謂「擁護區蘇」活動，「決定贈送紅匾一幅，一尺四寸紅布，寫四個字，要打爆竹(結果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眾自己買了去打的)」。鄉蘇維埃甚至規定在村兒童「交月費一銅片，慰勞紅軍」。對農民的盤剝可謂敲骨吸髓，無孔不入。
攤派義務工。在湘贛《土地法》中有除老弱病殘外所有人都須強制勞動的條文，同時規定「老小雖無耕種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後，政府亦得分配以相當之公眾勤務」，就連強迫入編的兒童團，毛澤東認為「男少隊，可當長夫，女少隊，可當短夫」。攤派義務工方面的最好事例就是毛澤東在長岡的一項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修理河堤道路：決定限十一月二十日十天內，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長的大路，修六尺寬。修好後再修他路，四尺寬。於路修好後修那個一丈寬被水沖壞了的河堤。至於那座大木橋，則與榔木鄉合修」。長岡鄉在村青壯男婦只有七百多人，攤修如此大的工程量，負擔不可謂不重。
廣大蘇區本來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區域，除了少數商品需要域外流入，大部份基本生活資料完全可以滿足日常所需。由於需要供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人，更重要的是大量青壯年男子調到外地及蘇維埃的壟斷經營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稅、集資款、經濟公債、義務工和強制勞動，使蘇區農民實際負擔遠遠高於白區佃農百分四十三地租的負擔，蘇區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一年多里，轄區內爆發群眾自發的數十起武裝反抗鬥爭也就毫不奇怪了。聯繫到當代中國農民承受着亂收費、亂攤派，動輒被收走土地、牽走豬羊的種種痛苦，原來中共的農村政策是其來有自，一以貫之的。
六、「工農民主專政」的「選舉」鬧劇
蘇區政權的組織形式與蘇俄是相同的，即代表會議，這是俄國工人階級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時創造的一種政治制度。工人、農民、紅軍士兵有選舉權，其它一切階級都被排除在外。為完全操縱選舉結果，偽《憲法大綱》特別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多無產階級代表比例名額」。為了體現工人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甚至推選了一位工人——向忠發——為總書記。即使如此，蘇區幾乎沒有什麼工業，因而無產階級代表——工人——很少，於是選舉時張羅一批半農半手工業者湊數。這樣的工人素質自然十分低下，以致一些人感嘆：「農村工人一點沒受過教育，蠢得很，什麼也不懂，甚至比一般農民還要落後些」(《王明言論選輯》)。一九三三年在蘇區進行了一次鄉級蘇維埃政府代表直接選舉，農民以村為選舉單位，工人以鄉為選舉單位。毛澤東一九六五年為《長岡鄉調查》一文作注時特別說明：「鄉村的工人是手工業者，如建築(泥水匠)、打鐵、造紙、裁縫、木匠、篾匠、剃頭師傅。人數很少，叫他們單獨組織工會，領導廣大農民，農民是不服氣的。農民不認為他們是自己的領導者，工人方面，也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可以領導廣大的農民。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以後，才沒有再鬧這種笑話」。這些半農半手工業者為了得到土地，大多承認自己是農民，但蘇維埃政府為了體現其工人階級政權性質，將他們一律列做工人，包括他們的家屬。
選舉委員會發榜，有選舉權的一張，十六歲以下無選舉權的一張，地主富農等無選舉權的一張。前兩張紅，後一張白。候選名單恰如應選人數。地主、富農、工商業者、知識階層、僧道自知沒有份，都沒有到會。選舉會上先由選舉委員報告，鄉蘇主席報告，區蘇同志報告，問選民有意見沒有(沒有)，依候選名單逐名介紹、表決(無否決者)，所有代表一致通過。接着進行攤銷公債，如下才溪的選舉大會上就攤派公債一千五百元;選舉會上甚至有人提議全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無疾病者全體上前線，也獲多數通過;會上組織者提出要到會群眾批評鄉蘇工作，但無敢批評者。最後上才溪農民二千六百人選出代表四十人，而工人一百八十人選出代表三十五人。共產國際關於「黨團必須是蘇維埃的提案與決議的創首者及召集報告會與其他各種會議的發起人」的指示在這次選舉會上得到完全執行，就連毛澤東也不好意思的承認：「選舉委員會在組織候選名單問題上沒有起什麼作用，只有黨的活動」。
七、人間地獄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張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蘇維埃存續的歷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殺掠奪史。譚平山、鄧演達就曾指責中共暴動是殺人放火的過激行為，是赤俄陰謀唆使共產黨徒搗亂國民黨統治。對此共產黨自己也不諱言。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約中央的信》中發出這樣的牢騷「屠殺主義又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不能再號召群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叢書》記載湖北陽新縣僅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半年間就殺死地主、富農三千一百七十人，一九二八年元月中共游擊隊襲擊劉家祠堂，殺死地主劉慧臣一家五口。地主黃香谷六十壽辰，中共農民武裝殺死黃香谷，搶走銀元八百元。大冶縣地主黃曉階嫁女兒，中共手槍隊打死黃曉階並搶走嫁妝。種種暗殺、沈塘沈江、燒人住宅的暴虐行為書不勝書。這樣的屠殺搶奪就連共產黨內部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覺不安，陳獨秀曾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來代替建設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合法運動的口號來取消奪取群眾準備武裝暴動的工作，經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者下去和平發展的思想來取消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統治的行動。他因而以「右傾」錯誤而被開除出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紅四軍第六次黨代會上，有人提出「禁止盲目焚殺」的提案而無人理會。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鄂南蘇區特委目前工作計劃的決議案》明確提出發動貧農、中農起來驅逐反對家屬。各級蘇維埃政府命令赤衛軍、少先隊用強迫手段將「反動家屬」趕出蘇區，對不願離開者施以棍棒，斷絕飲食。於是這些被沒收了全部財產、土地，身無分文的地主及家屬四處亡命。可見整個蘇區對地主、富農的屠殺、流放是有指示、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其組織內部在反「改組派」、「AB團」、「托—陳取消派」、「羅明路線」鬥爭中採取「一疑、二捉、三打、四供、五殺」的簡單政策，也有數萬人頭落地，其中僅陽新、大冶兩縣就殺了兩千多人。
除了屠殺，紅軍平民財產還進行了有組織的搜括搶掠。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黨史研究參考資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記載了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的情況：楊成武回憶說「看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有的不是土豪，而是華僑。」《聶榮臻回憶錄》：「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壢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紅軍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籌集了款項一百多萬元。「全軍在汀做了整齊的服裝，每人發四元零用費，給養已不成問題」(毛澤東語)。三零年紅三軍團「在黃石港宣佈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上萬農民組成搬運隊」，「農民挑着銅幣、銀幣，一擔一擔送到紅軍司令部」(《彭德懷自述》)，黃石港乃鄂東一小鎮，不知那裏哪來的帝國主義?紅五縱隊在大冶縣金牛鎮殺了幾個土豪，籌得大洋三萬塊。毛澤東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說「僅僅髮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錢亦完全靠打土豪」，「九月罰地主九元，捐富農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元，少的十元)，富農的現款過去罰的也有，現在罰的也有，無所謂捐」。其搶掠民財已經成了毫不掩飾的公開行為。紅軍不僅自己搶掠，還組織群眾參與，毛澤東在文集中自豪地誇耀「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個」，「閩西贛南的民眾都非常之好，在長汀縣城及新橋、河田等地工作時，奪取土劣穀子的群眾，一聚就有幾千」。燒殺掠奪使蘇維埃政府一時間聚集了巨額財富，以致紅軍後來從蘇區潰逃時，蘇維埃國家人民銀行行長毛澤民找到其兄，商量搬運「秘密金庫」，將大批金條、銀元分散搬運，這些金銀成為紅軍潰逃時的主要經費。
八、蘇維埃政府的腐敗
腐敗問題隨着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而產生，成為中共無法根治的頑痼，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絕對權力的必然伴生物。一九二八年井岡山蘇維埃政權甫告成立，毛澤東就察覺「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到處發現」(《井岡山的鬥爭》)。就連其最基層的農村幹部在打擊地主、富農時也將豬雞等物，煮起來少數人吃;瑞金紅軍醫院就曾發現醫官私自買藥。中上層幹部腐敗現象則更加嚴重：一九三三年福建省寧化縣僱工工會組織部長謝浪金貪污光洋三十多元、福建省軍區特務營副政委黃裕湖與大隊長黃士輝合夥貪污擦槍費和沒收來的物資案剛被查處，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文書金華堂貪污公款、閩贛省黎川縣兒童局書記馬玉堂貪污兒童捐款案又被發現。一九三四年中央蘇區開展檢舉揭發、懲治貪污浪費鬥爭，僅兩個多月就從中央總務廳、財政部、勞動部、貿易總局等機關和中央造幣廠、中央合作總社等企業及工農劇社、互濟會查出貪污分子四十三人，其中造幣廠會計科長凌全香一年內貪污二十一萬多元、會計蕭倫海貪污一千多元是第一大案，他們的貪污額幾乎夠一個師一年的經費。中央印刷廠會計科長楊其茲與軍委印刷所會計科長路克勤每隔一天就到餐館聚餐一次，每次吃掉二、三十多元，這在當時可算是超級豪華宴席，後查出楊其茲貪污十七萬多元，路克勤貪污四十多元。中央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殺夫奪婦、並曾殺死一掉隊軍醫，奪其金戒指，因蘇區中央局任職的謝春山包庇而一度釋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大禮堂基建工程處處長左祥雲因貪污被判死刑，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親自在于都縣主持審判大會，劉仁祥、劉天浩、李其芳等貪污被判死刑，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被判監禁一年。
由此可見從地方蘇維埃政權到蘇維埃中央政府都存在嚴重的腐敗行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王明所謂的「只有蘇維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潔政府，這種廉潔政府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時時刻刻的希望出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王明言論選輯》)只是自欺欺人的無恥讕言。
九、小結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在蘇俄的羽翼下孵化壯大起來的，是蘇聯對外輸出革命，建立紅色衛星國步驟在中國的具體實施。蘇俄的這種陰謀在當時已為國人識破，一九二六年以章太炎、馮自由為首的「反赤救國大聯合會」就致電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議加拉罕在中國宣傳赤化，「煽惑無知之青年，啖以金錢，授以利器，為虎作倀」，(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申報》)，章太炎說：「現在的共產黨，我們可以直接稱他俄黨，借着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辱的事。我們應當反對藉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產黨」(一九二五年《醒獅周報》第五十八號)。中共領導的武裝暴動是在工人階級鬥爭理論指導下的農民暴動，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調查的贛南各縣黨員人數及社會成份統計表清楚地表明，在其黨內工人只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民佔到百分之七十，知識分子等其它階層佔百分之二十。即便如此，中共也頑固地認為工人階級有凌駕其它階級的種種特權，這種被馬列主義精神控制的農民革命盲目提出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焚毀教堂、寺廟，撤毀鐵路、電線」(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是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的再次重演，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和抗日的進行，給民族造成深重災難，是一場應該全面否定的革命。
中共反對完全符合國情民意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實行普選制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一九二三年《元旦宣言》)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確主張和不懈努力視若無睹，詆毀「三民主義」是「白色恐怖的旗幟」(王明《為什麼不組織僱農工會》)，鼓吹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以暴力方式推行土地制度改革，主張專制復辟，因而沒有絲毫先進性，與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規律完全相悖。中共在中蘇邊境戰爭中站在蘇聯一邊，出賣祖國;在「九一八」事變後主張先推翻國民政府，後進行抗戰;污衊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上海抗戰不是國民黨領導的，而是反動軍閥為了升官發財和投降帝國主義。它在二、三十年代的所作所為已徹底站在了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對立面，遭國人唾棄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蘇維埃政府在轄區內外實行屠殺掠奪政策，推行激進的土地制度和商貿壟斷經營，將廣大農民捆綁在其集體農莊強制勞動，因而受到社會的普遍反對。毛澤東在其文集中至少三次提及紅軍每到一處遭受冷落，駐紮下來與當地群眾關係不良，蘇維埃政府同群眾的關係十分不好的事實就是確鑿證明。當時社會「糟得很」、「是殺人放火的過激行為」、「過激份子搗亂」、「土匪行徑」的輿論是其最好旁證。蘇維埃政權的殘暴統治充分表明了馬列主義理論上的謊謬及其實踐中的反動性，所謂代表民眾利益，解放民眾困苦的革命行動變成殘民虐民的恐怖行為，整個蘇區成為那個時代最為黑暗的社會，人民陷入痛苦深淵。長期以來那段史實被掩蓋，人們被歪曲宣教所蒙蔽，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今仍戴着人民政權、「模範蘇區」的炫眼光環。揭開那張偽裝的面紗，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是我們知識階層應盡的職責。讓我們永遠銘記苦難民族的創傷——牢記並反思那段恐怖歷史——不是為了清算過去，而為了審視現在並憧憬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