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高崗受毛澤東重用時已有不祥之感(資料圖片)
1.關於捷沃西安（何文譯為捷沃相）訪問中國大陸的情況及高崗為什麼要去東北。
何文引用了毛澤東的話：「高崗在捷沃西安訪問中國大陸時想出一切辦法到東北去，雖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實上，高崗不僅與捷沃西安會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場。」並說「在途中，高崗與我們談了兩次話。」
我要說明的是：
首先，在那個時期高崗曾不止一次作為中方代表去蘇聯，他與蘇聯人接觸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奇怪的，完全沒有必要故意尋找機會去接觸蘇聯人。
1953年12月中旬，蘇聯派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冶金工業部部長捷沃西安來華，目的是參加鞍山無縫鋼管廠等三大工程竣工投產典禮。這是當時蘇聯援華的標誌性項目，雙方都很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講，高崗作為國家副主席、計劃委員會主席和主管工業工作的負責人，無論從職位上，或是從工作性質與工作範圍上來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沒有什麼不合適的。記得在12月17日上午，高崗與計委的兩位副主席李富春、賈拓夫在計委辦公室商量由誰陪同蘇聯客人去鞍山的問題時，他們三人都想去，爭議了好久。按理說，李富春去比較合適，高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後還是李富春、賈拓夫讓了步。後來才知道，高崗堅持要去東北，的確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蘇聯人接觸，而主要是因為，一是由於他在毛澤東面前為饒瀨石說話而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二是在毛澤東離開北京期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藉此機會去瀋陽向東北局的同事打招呼，消除一些過去對劉少奇不利的影響。
第二，1953年12月25日一早，高崗按照原定計劃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當天下午3點到達鞍山。同行的有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翻譯李越然、國家計委委員兼秘書長馬洪和高崗的秘書趙家梁等。一路上我沒有看到尤金。
在高崗的專用車廂里，除警衛、隨員和高崗自己的臥室外，還設有一個較大的會客室兼作餐廳，因此他的一切活動都在這節專用車廂里。當天上午在車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權和李越然的陪同下來到高崗的會客室。他們談話時，馬洪和我都在場，我沒有看到尤金，也沒聽到高崗談論有關中共中央的情況。關於這個問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多次有人來找我調查，我當時就如實寫了證詞。
其實，捷沃西安是蘇聯主管工業的部長會議副主席，不是蘇共中央的領導人。高崗即使真的有什麼話，也不可能向他說，更別說什麼政治上的機密。再說，當時在車上，不僅是高崗與捷沃西安兩人和翻譯，還有我們三個人在場。高崗怎敢當着這些人的面說什麼出格的話?更何況，當時高崗已經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不妙，正忙於想去瀋陽「擦屁股」都來不及，哪裏還有心思再去找蘇聯人惹麻煩!
第三，正因為如此，12月26日舉行過慶典活動之後，高崗便急急忙忙趕到瀋陽，於28日召開東北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加強黨內團結的指示，一改往日對劉少奇的態度，強調劉少奇在歷史上的功績和在黨內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擁護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休養期間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時，也要求東北全黨團結在以林楓為核心的東北局周圍，搞好工作。
顯然，他是在做補救工作，但為時已晚。他從瀋陽回京以後，就不再上班，開始準備反省檢查。至此，他給東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經達到，所以也沒心思再繼續「接觸」蘇聯客人。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點，周總理親自給馬洪打電話，說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轉告高崗，請他送他們上飛機，一定要去，這是中央的決定。
2.1954年1月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尤金和捷沃西安時的談話。
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應召去杭州，而不是負命去杭州。也就是說，他們並非是為了向毛澤東「通報蘇聯情況(處決貝利亞)」而去見毛澤東的。其實，早在1953年6月中旬，蘇共中央已經正式向中共中央通報了關於貝利亞事件的情況。那是財經會議召開(6月13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說的7月7日)，中央接到蘇共中央的急電，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負責人去莫斯科，有緊急事情通報，沒有說明是什麼事情。經過醞釀討論，中共中央決定派高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和翻譯師哲。毛澤東作出這樣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對蘇共方面來說，派去了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兩個，令人感到高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澤東前去的，是夠隆重夠規格的。可是另一方面來說，毛澤東讓自己的秘書和翻譯陪同高崗前去，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崗在蘇的活動和蘇共的意圖，這至少是一種謹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崗很快就回來向中央匯報了關於貝利亞事件緊急通報的詳細情況，並交上了有關的文件。這件事也成為財經會議期間一件引人矚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崗當時的確有一種異常心態，他在臨上飛機前，私下對妻子說：「這次去蘇聯，我擔心有人要害我。萬一出什麼事，你要把孩子照顧好。」至於他為什麼會在備受毛澤東器重的時候產生這種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毛澤東與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談話內容。我認為，最直接而確切的敘述莫過於當時的翻譯師哲先生的回憶。在這裏引用於下：
1954年元旦剛過，毛澤東便邀請蘇聯客人捷沃西安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到杭州見面。
1月4日，見面後稍事寒暄，對若干問題作了一般了解後，便向他們介紹了中共黨內和國內的一些情況。
毛澤東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我們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這是歷史上的事實。那麼現在怎樣?還要等等看。」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陝西是指高崗，但他沒有明講。捷沃西安和尤金似懂非懂地聽完談話後，回到自己的寓所，兩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個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讓我聽到，對我態度都變了，因為他們誤解為是我要打倒毛澤東。……不僅他們，就連我當時也是在五里雲霧之中，什麼也不清楚。
3.高崗與貝利亞有關？
何文引用了1955年3月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其中兩處使用了「可能」二字。這說明，無論高崗「與貝利亞之間有陰謀」也好，乃至「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繫」也好，都是毛澤東的猜測和臆斷。
其實，「高崗裏通外國」的罪名至今廣為流傳，其由來是有人在中央高幹座談會上揭發說，在東北時期，高崗「與一個洋人單獨談了三天三夜」，引起與會者譁然。
事實並非如此。
那是在1947年與1948年之交，蘇聯的一個名叫卡瓦列夫的軍事情報員來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找劉亞樓索取「關於東北敵我軍事力量對比和增長的估計」等材料。當時劉亞樓是東北民主聯軍的參謀長，卡瓦列夫與劉亞樓有過工作上的聯繫。可是劉亞樓不在，便要找當時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員高崗。高崗讓秘書劉家棟將其介紹給作戰參謀處處長尹達接談。在整個過程中，高崗根本沒有和卡瓦列夫見面，哪來「談了三天三夜」?更何況他不懂俄語，又怎能單獨密談呢?
1953年6月，貝利亞事件發生後，蘇共領導人把一份資料交給中共中央代表，並說：「這些挑撥中蘇關係的失實情報，就是貝利亞乾的壞事!」
當時去莫斯科聽取蘇共中央緊急通報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別人，正是高崗，翻譯就是毛澤東的翻譯師哲。高崗回國後即把文件和資料交給黨中央，並如實作了匯報。如果他真的心裏有鬼，怎敢將材料全部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