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盛世才繼續寫道：「當我們正準備返回的時候，一位黨的官員帶着斯大林的指示來旅館拜訪我。根據這個指示，這位格魯吉亞獨裁者（引者按：指斯大林）個人的意見是給予我特殊的照顧，立即吸收我加入蘇聯共產黨。換句話說，即使我是中國人，也可以做俄國共產黨員！這位特使又要我簽署了服從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書，而在這之後我將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猶疑不定的心情安靜下來之後就表示了同意。以後不久，第二位官員給我帶來了黨證，號碼是1859118和一本黨章。」（同上）

　　隨後，盛世才還與蘇聯簽訂了不平等的《新蘇租借條約》（亦稱《錫礦協定》）。條約簽訂後，蘇聯在新疆獲得了駐兵、採礦、徵用土地、出入境運輸、利用一切自然資源、裝設電話和無線電台等特權。為此，美國歷史學家艾倫？惠廷認為：這個「協定給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廣泛的特權，以致使新疆成為一個既不受烏魯木齊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國中之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第657頁）

　　盛世才與蘇聯反目以後，曾經向蔣介石描述了這個條約的簽訂過程。他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蘇聯派員秘密到新疆來，給我一個絕對秘密文件，系租借新疆錫礦條約，內容非常荒謬與不合理，完全帶有侵略性質。彼時職要求修改內容，以及縮短租借年限，蘇方來員答覆謂：你一個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聯共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命令，更應該為蘇聯的利益作鬥爭。」（同上，第657-658頁）

　　此外，在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蘇聯提出成立新疆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的要求，但斯大林基於其戰略利益的考慮，還是沒有答應。

　　七、毛澤民執掌新疆財政大權

　　如前所述，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一大批中共領導人來到新疆工作，或者是經過新疆前往蘇聯「看病」，毛澤東的大弟弟毛澤民就是其中一個。

　　毛澤民字詠蓮，後改為潤蓮，1896年生人。他從小在家鄉務農，只讀過4年私塾。在毛澤東的影響下，他於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1925年以後，他離開湖南，先後在廣州、上海、天津等地從事革命活動。1931年他來到江西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銀行行長，協助毛澤東掌管財政大權。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他負責籌糧籌款和保障供給等工作。紅軍到達陝北以後，他擔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繼續負責財政工作。

　　1938年2月，毛澤民攜第二任妻子錢希均（第一任妻子系小腳婦女王淑蘭）赴蘇聯「看病」，從延安路過迪化。盛世才要求他留在新疆，他經過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留了下來。盛世才任命他為新疆新疆省財政廳副廳長，代行廳長職務。

　　同年4月，毛澤民寫信向中共中央匯報新疆的財政情況和改革新疆財政的設想之後，又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請黨中央派一批能理財、懂會計的幹部來新疆工作，二是希望把陝甘邊區政府制定的關於財經方面的法令、文件寄過來，以備參考。為此，毛澤東在批示中說：「請陳雲同志替他辦，財政事情第一要緊，不但那裏好，將來也大有助於我們。」（《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第1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出版）隨後，中共中央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選派一批黨員幹部，乘汽車來到迪化，其中有毛澤民的第三任妻子朱旦華。

　　朱旦華來到新疆以後，先在迪化女中擔任教導主任，後來又擔任反帝會女中分會指導，省政府政務委員會委員和省婦女協會秘書長等職務。反帝會的全稱為「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是盛世才成立的一個類似政黨的組織。它的會長是盛世才，歷任秘書長是俞秀松、黃火青、萬獻廷、王寶乾等共產黨人。

　　1938年9月底，新疆召開第三次全省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由黃火青和毛澤民等人起草的《大會宣言》等文件。為此，朱德、彭德懷代表八路軍發來賀電稱：「新疆自四・一二革命以來，在督辦的正確領導之下，……創造了有利於各族人民的許多事業，使政治、使政治、文化、經濟建設突飛猛進。」（同上，第20頁）大會期間，毛澤民由財政廳副廳長改任代理廳長的職務。

　　毛澤民掌握新疆的財政大權以後，認為新疆幣制不統一給流通帶來很大不便，於是他進行了幣制改革。在毛澤民的提議下，官商合辦的新疆省商業銀行於1939年元旦正式成立。該銀行官股占60%，為大洋300萬元；商股占40%，為大洋200萬元。2月1日，新幣在新疆全境正式發行，原有的舊幣一律作廢。為此，毛澤民制定的兌換標準是「舊省票四千兩（後改為六千兩）兌換新幣一元，喀票（喀什地區貨幣）一百六十兩兌換新幣一元。」（同上，第27頁）與此同時，為了完成幣制改革，貫徹新的稅制政策，毛澤民在全省財經系統和各地稅務部門安排了大批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

　　1939年11月，新疆省政府公佈了由毛澤民重新修訂的《新疆省限制金銀出境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每人只限佩帶飾金二兩，飾銀五兩齣境，超過規定者均沒收，並以擾亂新省金融，破壞抗戰後方論罪。」（同上，第41頁）

　　但是這一切非但沒有改變新疆的財政困境，反而讓整個社會陷入極度的物質匱乏之中。為了應急，毛澤民在1938年發動「募集寒衣運動」。據《新疆日報》報道：「迪化全市各單位共捐銀票六百九十二萬九千一百兩。……遠在蘇聯學習的盛世琪、陳秀英夫婦亦捐獻省銀票一百萬兩。」（同上，第22頁）盛世琪是盛世才的四弟，他們夫婦捐獻的數額居然可以與全市總數相媲美，可見他們佔有巨額的財富。

　　為了「支援前方抗戰」，毛澤民還發起「獻金運動」。據說在這次運動中，由於「各族各界群眾涌躍獻金，其中有六、七十歲手扶拐杖的老太婆和七、八歲的小娃娃，甚至乞丐亦將其平日僅有之一點錢交到獻金台去」，所以「到1939年底，共捐款二百餘萬元。」（同上，第42頁）

　　1940年年初，擔任阿克蘇行政長的黃火青發佈訓令稱：「本區發現貧民沿街沿門或在通街大道，橋樑要口呼喊乞討，有失地方觀瞻之雅。各縣應查實，對其中老弱病殘，無依無靠不能工作謀生者，每月發食麵三十斤以維持生活。」（同上，第44頁）

　　1940年2月，毛澤民從蘇聯「看病」回來以後，他的妻子錢希均已經離開新疆返回延安。據《革命與愛：毛澤東與毛澤民的兄弟關係》（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書說，錢女士後來有這樣的回憶：「當時，我很想不通，蘇聯派來許多飛機，運來大量的物資支援中國的抗日，我們不去抗日前線，卻在這裏與軍閥搞統戰。」於是在1939年冬黨組織同意她返回延安，並批准了她的離婚要求。

　　1940年5月，毛澤民經鄧發介紹與朱旦華結婚。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出生，毛澤民為了紀念這個出生地，為他取名毛遠新。毛遠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擔任毛澤東的聯絡員，因此而紅極一時。

　　這時候，儘管新疆的財政危機已經非常嚴重，整個社會也陷入極度的物資匱乏之中，但是當局仍然在組織群眾大搞歌詠比賽。據有關資料記載，1941年1月29日，「因市面羊肉缺乏，羊肉商趁機抬高市價。為了穩定市場肉價，改善群眾生活，財政廳召集羊肉商人開會，毛澤民講了話，他要求各肉商售肉以合理化為主旨，不得任意抬高肉價，從中漁利。」（《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第57頁）到了2月25日，財政廳又組織平價委員會「召開商界大會，會上宣佈了對囤積貨商的處罰。毛澤民出席了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同日下午，反帝總會在總會辦公廳召開第六十六次常務幹事會議。秘書長王寶乾主持會議。會議決議編制反帝會會歌、新疆民眾俱樂部組織章程，舉辦維族歌詠比賽會和關於四月革命宣傳問題等」事項（同上，第59頁）。

　　八、杜重遠「四渡天山」

　　就在盛世才訪問蘇聯的時候，斯大林發動的「肅反」運動已經進入高潮。當時，所謂第三次「莫斯科審判」剛剛結束。這次審訊的對象是以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23人，罪名是「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審訊結束後，布哈林和李可夫等20人被秘密判處死刑。隨後，被稱為「殺人魔王」的葉若夫，也因為其助手貝利亞的告發被處死。與此同時，就連斯大林、加里寧、莫洛托夫等人的家屬和親戚，也紛紛被逮捕或處決。

　　從蘇聯「取經」回來以後，盛世才以斯大林為榜樣，開始了大清洗運動。時任新疆學院院長的杜重遠就成了第一個清洗對象。

　　杜重遠原名杜乾學，1897年4月27日出生於吉林省懷德縣，1917年東渡日本攻讀陶瓷製造專業。1923年畢業回國後投身於實業救國的同時，曾發動抗日示威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化裝逃往關內，在上海與周恩來取得聯繫，並買下位於淮海中路的一幢花園洋房。從此，這裏就成為中共特工密使、上海救亡人士以及政府高官要員來往活動的場所。1933年，鄒韜奮、胡愈之主持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後，杜重遠於第二年創辦《新生》周刊，其寓意和目的顯而易見。

　　1935年5月，《新生》刊登《閒話皇帝》一文。該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難後被上海當局查封，杜重遠也因此鋃鐺入獄。1936年春，杜重遠「因病」獲准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就醫，張學良曾化裝赴上海探望。藉此機會，他向張學良提出與中共以及楊虎城、盛世才實現西北大聯合的建議。不久杜重遠提前出獄，赴西安與張學良共商大計，並參與策劃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杜重遠在太原與周恩來再次會晤並達成共識。他們認為，抗戰的勝利取決於中蘇聯合，而新疆既是中蘇聯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因杜重遠與盛世才有同鄉、同學之誼，周恩來建議他去新疆工作。

　　1937年10月13日，杜重遠「一渡天山」來到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款待。盛希望他能夠留下，但杜沒有答應。杜重遠返回大陸後，在鄒韜奮主持的《抗戰三日刊》連續發表《到新疆去》的通訊。後來，他把這些通訊匯集為《盛世才與新新疆》一書，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面世後，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許多年輕人因此對新疆產生了濃厚興趣，紛紛要求到新疆去。

　　1938年6月杜重遠「二渡天山」赴新疆考察，但他因為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要參加即將召開的大會，於7月初匆匆離開迪化。不久上海淪陷，杜重遠把家遷到香港，與上海《立報》總編輯薩空了一同來到武漢，在胡愈之的住處見到周恩來和葉劍英。周恩來再次鼓勵他們前往新疆，於是杜重遠於10月初乘飛機「三渡天山」抵達迪化。下了飛機以後，他們看到街道兩旁張燈結綵，到處張貼着「列寧主義萬歲」、「六大政策萬歲」的標語。為此，杜重遠根據《新疆日報》和《反帝戰線》刊登的文章和自己的感受，寫了《三渡天山》的通訊，對新疆和風土人情、所見所聞作了詳細報道。

　　隨後，盛世才委任杜重遠擔任新疆學院院長，薩空了擔任《新疆日報》社副社長。為了安心工作，二人返回關內迎接家眷。1939年1月，杜重遠辭去國民參政員、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的職務，謝絕了美國友人勸他去美國辦實業的邀請，帶領全家「四渡天山」來到迪化。

　　第二年2月，茅盾和張仲實（馬列著作翻譯家）應杜重遠邀請來到新疆，分別擔任新疆學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隨後，茅盾又擔任新疆文化協會委員長兼藝術部部長，於是他又把王為一、徐韜、趙丹、葉露茜等人請到新疆，成立了新疆實驗話劇團，並排演了著名的話劇《戰鬥》。趙丹來新疆之前，曾向茅盾打聽情況，但因為盛世才嚴格檢查出入新疆的書信，所以茅盾不敢以實情相告。趙丹到達新疆以後，才知道這裏的情況和他想像的大不一樣，這讓他追悔莫及。

　　1939年9月，周恩來路過新疆去莫斯科治病時，盛世才設宴招待，茅盾也應邀出席宴會。當時茅盾想送孩子去蘇聯留學，便悄悄托鄧穎超給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捎信。後來楊之華回話說：只有中共領導人的子女，蘇聯才接納上學，你的兩個孩子不符合這個條件。

　　九、新疆開始大清洗運動

　　1939年下半年，杜重遠發現盛世才對他不懷好意，便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呈，盛世才立刻同意並把他軟禁起來。1940年2月，薩空了因調解盛世才和杜重遠的矛盾無效，怕自身難保，便藉口離開新疆。為了營救杜重遠，他在臨行前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並把這封信留給毛澤民，請他等周恩來回國時轉交。據說周恩來回國路過新疆時，曾與盛世才交涉，要杜重遠與他同機返回關內，盛推託說：「等下次飛機送他返回關內。」同年5月，茅盾和張仲實看到形勢不妙，也以母親病重為由，請假返回大陸。在此期間，盛世才又炮製「阿山案」、「回案」、「崔榮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

　　1940年6月22日，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潭秋向延安匯報工作時寫道：「新疆政治危機日前嚴重，督辦在民族問題上，將蒙、哈、柯族代表全部扣留，並將其中一部分逮捕。不久前，又逮捕哈族領袖沙里福汗。今年二月間，阿山哈族因拒絕而發生暴動，盛世才派軍隊和飛機去鎮壓，屠殺了數百人。逮捕了維族三領袖。弄得社會不安，人人自危。」此外，盛世才還多次發佈公告，「號召公務員及民眾互相監督和檢舉敵控奸細，托匪……，並允許直接向他告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第52頁）

　　1940年9月，盛世才曾派毛澤民審理杜重遠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我決非托派，硬說我是托派，此系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還苦。」第二年5月，盛世才以「漢奸」「托派」和「陰謀暴動」等罪名將杜重遠正式逮捕，受其牽連，趙丹一、王為一、徐韜以及包括財政廳長、邊務處長、新疆一大批高級官員紛紛被捕，總數在1200人左右。

　　1941年冬，盛世才密電蘇聯當局，說《新疆日報》社社長王寶乾是「陳培生陰謀案」的幕後策劃者，其目的是推翻新疆的現政府。此為，他要求立即逮捕王寶乾，或將其調回蘇聯處置。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曾任新疆督辦公署衛隊團團長和機械化旅旅長的盛世騏在家裏中彈身亡，盛世才認為是盛世騏的妻子陳秀英和蘇聯軍事顧問合謀殺害了他的四弟，並因此發動政變。於是他將陳秀英投入監獄，嚴刑拷打，逼她承認自己的罪行。事後，盛世才寫信向斯大林繪聲繪色地匯報了這一案件，其中除了陰謀暴動外就是不正當男女關係。當然，也有人說是盛世才殺害了他的四弟，原因是盛世琪與他和政見略有不同。事情發生以後，陳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匯報說：「盛世騏成為盛世才反蘇反共陰謀的犧牲者。」蘇聯當局得知此事後，認為這是盛世才為了投靠蔣介石所做的準備。為此，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長德卡諾佐夫攜帶莫洛托夫的信來到迪化，試圖阻止盛世才繼續行動。兩人見面後，德卡諾佐夫對盛世才說：「你是聯共黨員，要永遠信仰馬克思主義，不能動搖。」但是盛世才對他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作為三民主義的忠實擁護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統治。」

　　十、盛世才離開新疆

　　1942年7月，蔣介石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的朱紹良、行政院秘書長兼經濟部長翁文灝、空軍總指揮毛邦初等人飛抵達迪化。經過談判，盛世才答應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1、嚴防蘇聯在新疆各地發動騷亂事件；2、由大陸抽調軍隊來新疆加強防務；3、在新疆成立國民黨黨部；4、中共人員一律停止在各機關工作，並集中起來停候發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員會；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辦事處。

　　一個月以後，宋美齡親自飛抵新疆，代表蔣介石任命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同時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務。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蘇聯當局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政府在三個月內必須撤走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非外交人員。隨後，盛世才將中共在新疆的人員集中起來，由陳潭秋領導進行整風學習。不久，任弼時指示陳潭秋說，莫斯科同意把他們轉送蘇聯，但是陳潭秋認為：「我們過境大成問題，我們將處於東歸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險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將軟禁的陳潭秋、毛澤民、孟一鳴、潘同、劉希平、徐夢秋、林路基、馬殊等人分別投入監獄。隨後，重慶派內政部次長王德溥率人專程來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審判團」的名義對他們進行審判。6月5日，陳潭秋、毛澤民、林路基以「危害民國罪」被判處死刑。9月27日，這三個人和陳秀英等人被秘密處決，並呈報重慶驗證。在此期間，王還對杜重遠案進行覆審。隨後盛世才用毒藥剝奪了杜的生命，並把他秘密埋葬在督辦公署的東花園附近。

　　1944年8月，國民政府明令撤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主席，調盛世才為返回重慶，擔任農林部部長。至此，盛世才結束了他對新疆的十餘年的統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