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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盛世才 |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一大批中共高級領導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過新疆，其中包括周恩來、王明、康生、任弼時、毛澤民、陳雲、李先念、鄧發、周小舟、滕代遠、俞秀松、陳潭秋、方志純、孟一鳴、林基路以及杜重遠、茅盾、張仲實、王為一、趙丹等等。他們有的是路過，有的是到那裏工作。另外，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後，儘管只剩下三萬餘人，但還是組織兩萬多人向西挺進。因此人們自然要問：在那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為什麼要作出如此選擇呢？這一切，都與被稱為「新疆王」的盛世才有關。
一、1928年「七・七事變」
在介紹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國以來新疆的政治狀況。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迪化（今烏魯木齊）和伊犁兩地的革命黨人立刻發動起義經示響應。結果，迪化起義因遭到新疆巡撫袁大化的鎮壓而失敗，伊犁的革命黨人則取得勝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以後，曾經派兵進攻迪化，但由於南北議和的消息傳來，雙方息兵停戰。不久，袁世凱任命原新疆按察使楊增新為新疆都督兼民政長，從此新疆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代。
楊增新（1867-1928）字子周（又字鼎臣），號藎臣，雲南蒙自人。他1889年考中進士，先後在甘肅、新疆兩地擔任重要職務。進入民國以後，隨着政局變化，他在1914年6月擔任新疆將軍，1916年7月擔任督軍，1925年1月改任督辦，一直掌握着新疆的軍政大權。在此期間，他完成了新疆與伊犁的統一和阿爾泰地區的統一，使新疆從四分五裂的狀態下變成了西北地區的堅固屏障。不僅如此，楊增新在行政方面嚴厲打擊貪污受賄，使官場風氣為之一變；在經濟方面積極創辦民族工業，開墾農田，改變了財政不能自給的狀況；在外交方面與蘇維埃俄國友好相處，恢復了邊境貿易；在民族關係方面重視與宗教界人士的合作，從而緩和了漢族與穆斯林的矛盾。這一切，既有利於維護其統治，也有利於社會穩定。
作為中華民國的封疆大吏，楊增新始終以保持新疆的穩定和統一為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問題，後果不堪設想。他曾經說過：倘若新疆一旦政綱失握，外有強鄰之虎視，內有外蒙之狼貪，恐此大好河山將淪陷於異族之手。為此，他對於大陸的政壇風雲和軍閥混戰，採取了「認廟不認神」和「紛爭莫問中原事」的態度；對大陸到達新疆的人員，則注意嚴加防範。北伐戰爭勝利後，楊增新發表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通電，因此他被任命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總司令。就在這時，新疆交涉署署長兼軍務廳廳長樊耀南突然發動政變，將楊增新殺害。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湖北公安人。他18歲考中秀才，1904年被湖北選送日本官費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據說他是一位自奉謹慎、品學兼優、多才多藝的人。樊學成回國後正值清朝末年，因不滿現實，遂在家鄉設館教書，不問政事。辛亥革命爆發後，樊耀南重出江湖，先後擔任新疆法政學堂教員和民國副總統黎元洪的顧問。1917年黎元洪當了總統以後，任命他為新疆阿克蘇道尹，後來又擔任迪化道尹兼軍務廳長、交涉署署長和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監督（校長）等職。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舉行首屆畢業典禮，邀請楊增新等政要參加。典禮結束以後，樊耀南舉行宴會。宴會期間，楊增新被樊耀南埋伏的殺手殺害。
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正當樊耀南以為大功告成，前往省長公署宣佈自己執政時，民政廳廳長金樹仁一面派部隊固守要隘，保護省城，一面率省政府衛隊包圍了省長公署。於是，樊耀南在混戰中被亂軍擊斃。這一事件在新疆歷史上被稱為「七・七事變」。當然，也有人懷疑刺殺楊增新並非樊耀南主謀，而是金樹仁所為，或者是蘇聯在幕後操縱。
金樹仁字德庵，1883年生於甘肅河州。楊增新早年擔任河州知州時，因整頓吏治，興辦書院，使金樹仁受其恩惠。楊增新主政新疆後，金樹仁應其召喚，於1915年西出陽關來到新疆。不久，金參加新疆全省縣長考試，以優異成績勝出，被委任為阿克蘇縣縣長。隨後他在基層歷練十餘年，終因政績顯著升任省公署政務廳廳長。
對於楊增新和發生在新疆的「七・七事變」，著名考古學家徐炳昶曾有如下評價：「藎臣將軍為一極精幹的老吏，實屬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種龐雜、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隨機應付，使地方安靖，洵屬功多過少。不過其思想極舊，以為深閉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變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來因應殊未適宜，故致此變。」當時，徐炳昶是北京大學教務長，同時以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的身份在新疆考察。考察期間，他與楊、樊二人多有接觸。此外，他還拿楊增新與慈禧相比，說楊「思想舊，好愚民，是他極大的短處。」
「七・七事變」以後，金樹仁將樊耀南用殘酷的磔刑處死，然後召開各級軍政要員會議宣佈事變經過。於是，他被推舉為新疆省政府臨時主席兼總司令。隨後，南疆北疆的軍事將領和少數民族的王公貴族也紛紛通電錶示擁護。1928年11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承認新疆「七・七事變」之後的現實，正式任命金樹仁為新疆省政府主席。
二、1933年的「四・一二政變」
金樹仁主政新疆後，在繼承楊增新統治方略的基礎上，又有很多創新。為了培養人才，他一方面派人到德國、日本留學，一方面在各縣設立中學、在50戶以上的村莊設立小學。為了發展經濟，他在修築公路、興建牧場、改良品種的同時，還利用外資開發本地礦產資源。1929年甘肅大旱，他多次撥款賑濟當地災民，被譽為「恩被全隴」。
當時新疆孤懸塞處，外敵窺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長莫及，一旦發生衝突，後果不堪設想。為了鞏固國防，加強軍隊建設，金樹仁於1930年派省府秘書長魯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攬軍事人才。當時正在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擔任科長的盛世才表示願意到新疆效力，經過考察，他終於如願以償。這一年年底，他辭去原來職務，取道蘇聯抵達新疆。
盛世才，字晉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作1895或1896）生於奉天（今遼寧）開原盛家屯。他小時候在奉天讀書，後考入上海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科，1917年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留學。1919年回國後棄文從武，入廣東韶關講武學堂學習。畢業後，他跟隨教官郭松齡返回東北。回到東北後，郭擔任了東北陸軍講武堂教官。當時張學良正在這裏學習。經張學良推薦，郭松齡被張作霖任命為奉軍第八旅旅長，於是盛世才在他手下當了一名排長。郭對盛非常賞識，不僅讓義女邱毓芳（邱父時任團長，是盛的頂頭上司）嫁給他，還舉薦他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1925年郭松齡倒戈反奉，盛世才應召回國，在郭手下擔任營長。郭松齡兵敗身亡後，盛世才逃亡日本，在孫傳芳、馮玉祥、蔣介石等人資助下，才完成日本陸軍大學學業。1927年盛世才學成回國後，先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中央軍校附設軍官學校教官和參謀本部第一廳作戰科長等職務。
盛世入疆後，由於他來自南京政府參謀本部，金樹仁對他頗有戒心，只給了他一個「督辦公署上校參謀主任」的閒職。在此期間，盛世才委曲求全，惟命是從，想方設法獲得了金樹仁的信任。不久，他擔任軍官學校戰術總教官，這為他拉攏學生、培植親信提供了良好機會。
1931年2月，哈密王府軍官和加尼牙孜、總管堯樂博斯發動武裝暴動，甘肅馬仲英乘機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規模民族仇殺之中。為此，金樹仁先後派魯效祖和張培元為總司令、盛世才為參謀長率部前去圍剿。經過幾個月苦戰，先後將馬仲英、和加尼牙孜擊敗。1932年，馬仲英派馬世明聯合和加尼牙孜進攻哈密，盛世才出任東路剿匪總指揮，又將敵人擊退。1933年初，馬世明率部進犯，盛世才兩次解圍，將馬世明打敗。盛世才屢戰屢勝，使他獲得「常勝將軍」的美譽。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參謀處處長陳中聯合迪化縣縣長陶明樾、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等人，在歸化軍首領巴品古特的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歸化軍」由十月革命以後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組成。因為這些人到達新疆後有「歸化」的要求，所以金樹仁便把他們武裝起來為己所用。於是，人們把這支軍隊稱之為「歸化軍」。歸化軍驍勇無比，戰鬥力很強。他們不僅為金樹仁鎮壓各地暴動立下汗馬功勞，也因為與金樹仁的矛盾而萌發叛亂之意。
政變爆發後，金樹仁倉惶逃離迪化，並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叛。與此同時，政變領導人陳中也派人來到盛世才的駐地，請他支持政變，共同主持新疆局面。第二天盛世才率部達到迪化城外，但是卻按兵不動。這時，陶明樾找到東北義勇軍的首領鄭潤成，請他出兵支援。東北義勇軍是「九一八」事變以後從東北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隊，他們參戰以後，迫使據守在城內的政府軍很快投降，陳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變發動者召開會議，商量由誰出面維持局勢。由於政變各方均沒有足夠實力，而盛世才卻握有重兵且近在咫尺，再加上這幾年他已樹立一定的威信，於是大家一致推舉盛世才為新疆臨時督辦，推舉教育廳廳長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臨時主席。這次事件在新疆歷史上被稱為「四・一二政變」。
三、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台不久，便通過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向斯大林秘密提出將新疆劃入蘇聯領土並成為其加盟共和國的要求。但由於當時中蘇兩國剛剛恢復外交關係，再加上鑑於1904年日俄戰爭的歷史教訓，斯大林對日本特別畏懼，如今中日兩國交戰在即，這將大大緩解日本對蘇聯的威脅，所以斯大林沒有同意。
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飛抵迪化，名為「宣慰」，其實是為了調查「四・一二政變」的真相。黃慕松下車伊始，便與陳中等人聯繫密切，從而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陳中等人聯合黃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決定先發制人。6月26日，他以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為名，在督辦公署埋伏殺手，將應邀前來的陳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隨後即以「謀叛罪」將他們押到東花園擊斃。於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為「欽差大臣」的黃慕松只好悄然返回大陸。面對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為鞭長莫及，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舟，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督辦，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謀叛的罪名，將劉文龍及其全家軟禁，並指定年邁多病的朱瑞墀擔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於第二年3月病死，於是盛世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開始對新疆實行獨裁統治。
當時，新疆還有馬仲英和張培元兩股勢力，與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馬仲英原名馬步英，甘肅河州人，是馬步芳的堂兄弟。馬仲英擁有兵力一萬餘人，活躍於北疆等地。張培元有八千多人，佔據伊犁一帶。盛世才上台以後，馬仲英和張培元先後率部進攻迪化，對盛世才形成夾擊之勢。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戰外，還向斯大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處長以「看病」為名，到莫斯科與蘇聯當局接洽。隨後，他從前線返回迪化，與斯大林派來的特使簽訂了秘密協定，其中包括蘇聯向盛世才提供300萬盧布的軍火（內有30架飛機和機槍、通訊器材）等內容。作為回報，盛世才答應向蘇聯出讓開採黃金、石油和其他礦山的權利，並在新疆修築一條通向蘇聯的鐵路。此外，盛世才還答應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產主義觀念」。
在此前後，盛世才與蘇聯駐迪化總領事一直保持密切聯繫。他經常邀請總領事到家裏做客，飯後還請對方參觀自己的書房，並且說他在學生時代就信仰共產主義，書架上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和《列寧主義問題》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書和必修之課。除了這種「精神賄賂」之外，在客人離開時他還有貴重禮物相贈。因此，蘇聯總領事向莫斯科匯報說：盛世才相信共產主義，對馬列主義研究頗有心得。（參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第648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不久，斯大林派蘇聯紅軍進入新疆，換上中國軍隊的服裝，先後將張培元和馬仲英擊敗。張培元失敗後被迫自殺，馬仲英也退往吐魯番、喀什一帶。在此之前，盛世才還以召集軍事會議為名，把東北義勇軍首領鄭潤成等人逮捕並處以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幫助下消滅了全部異己勢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為了幫助盛世才在新疆的統治，斯大林多次向盛世才提供巨額貸款，其中1935年8月高達500萬盧布，1937年1月又提供250萬盧布。另外，「斯大林應盛世才之邀，向新疆政府派遣了政治、軍事、財政各方面的顧問和技術專家300餘人。這些顧問中，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或在蘇聯、共產國際工作過的，原來是中共黨員而後來又轉為蘇共黨員的中國人20餘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黨的『一大』時的共產黨員、化名為王壽成的俞秀松。」（同上，第649頁）
鑑於盛世才的種種表現和斯大林的戰略決策，共產國際於1934年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視新疆問題，並要求把新疆作為通向蘇聯的國際通道。為此，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1935年長征期間，他與毛澤東在四川懋功會晤，並召開了軍事會議。當時毛澤東提出進軍陝北、奪取寧夏、從而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而他則提出三個行動方案：一是向川北、甘南以至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毛澤東提出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進軍的「西進計劃」。他還說：「我們從情報中知道，蘇聯的飛機和軍隊，曾支持新疆省當局平復了馬仲英部的叛亂。從這個消息看來，蘇聯在新疆有相當的力量，新疆當局似持親蘇立場，如果我們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較多的幹部和軍隊，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區。缺點卻是離中國大陸太遠，如果蔣介石封鎖了河西走廊，蘇維埃的旗幟就只能暫時在崑崙山阿爾泰山一帶飄揚。」對於張國燾的第三個方案，毛澤東也認為「新疆倒是紅軍可以休養整理的地方，只是離中國大陸太遠。」（《張國燾回憶錄》第三冊，第230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由此可見，無論「西進」還是「北上」，都與蘇聯的支持和新疆的局勢有密切關係。了解這些問題，對進一步解讀中國近現代史頗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