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左）的眼神里總有一絲哀怨
01
6月26日，是孿生姐姐的忌日，是她去世27周年的日子。
歲月沖不淡我對她的思念，這也許是因為雙胞胎的心靈感應，因為從娘胎起就相依相伴的依戀，她仿佛就是我的另一半。失去她我是那麼地不適應，有時覺得活着沒有姐姐的相伴分享簡直沒有意義。20多年來我不曾解脫，每次在夢中相遇，總是看到她那哀怨的眼神和艱難的處境——潛意識裏一直籠罩在她下放時的陰影里。
在安徽南陵一個叫戴鎮的丘陵山區，背朝公路不遠處有座孤零零的土屋，掩蓋在雜草樹木中。那就是公社用下放專用資金為母親（下放幹部）和姐姐（下放知青）搭蓋的草房，平行相距10來米處有一農戶老楊頭家算是最近的鄰居。
白天站在土屋前的曬場居高臨下朝前看，是一望無際的稻田，幾里處影影綽綽的一片就是戴匯鎮，鎮口有棵大樹遮天蔽日，上面棲息成群的斑鳩飛來飛去，每次小弟去母親那兒都要帶上彈弓打斑鳩，一彈一個，引得當地人一片讚嘆，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知道了斑鳩的美味。
鄉下平常的日子裏是見不到葷腥的，有一次北京的表妹和我一起前去戴鎮探望姐姐，姐姐用鋼精鍋燉了一小鍋豬肉，加上自己種的小圓白蘿蔔切片下在肉湯里，我們三人吃了又吃，湯里不停的加水和蘿蔔，吃到最後撐住了還不願意停口，那燉化了的肥肉一吸滋溜一下就到肚中，滿口流油好香啊！一位姓童的本地鎮上的女汽車售票員，因為天天來姐姐的土屋等候班車，隔三差五地帶來自己做的豆豉，中間澆上一大調羹鮮紅的辣椒醬，真是好吃又下飯。這些算是在苦難日子裏一些星星點點的美好記憶吧。
平常的日子裏用水要到河裏挑，燒柴要靠自己上山打，菜靠自己種，稻子要自己挑到米坊去殼——生活極其繁重艱苦，我開始去姐姐那裏居然不知道幫忙，等下工回來已經疲憊不堪的姐姐下河挑水燒飯，後來姐姐實在忍不住，說你也動動手幫個忙吧？挑了幾次水，一口鐵鍋既要燒飯燒菜又要燒水，我就再也不用熱水洗臉洗腳了，大冬天也是直接去河邊洗臉。
最大的問題是燒柴，附近山上的灌木都被人砍光了，村里人經常去偷砍林場的樹木，樵夫可不是女人能承受的體力活，姐姐和我只有去扒路上的野草曬乾作燃料。附近的枯草都被村裏的小孩扒光了。那些農村小孩哪怕剛剛會走路，都知道把大小便拉在自己家地里做肥料，絕不會屙在別人家門前。大冬天的哪怕下雪，村子裏那些孩子光腿光腳地拖着膿鼻涕打鬧，也不見因此生病的，大人們還笑着說：「他們不嬌貴不像城裏人，凍慣了一樣」，實在是佩服中國人的生存能力！
母親是下放幹部，身體又不好，總是找藉口不蹲在鄉下，這就苦了姐姐了。姐姐一個人常年生活在農村，為了掙工分養活自己，不得不每天出工勞動。還要砍柴種菜挑水做飯，為此姐姐常有怨言，早知道還不如和同學們一起下放過集體生活，起碼輪流值日燒飯，不至於一個人什麼都要自己干。姐姐甚至羨慕農村人，起碼農民家還有個男女分工，做農活的男人回家還有口熱湯飯吃。可不是嗎？當年有許多女知青頂不住生活的壓力嫁給農村人，完全是因為生計所迫令人同情。
小土屋前白天風景不錯一到夜晚整個視野一片漆黑，遠處偶爾有狗的吠聲，萬籟俱寂猶如世界末日。夜晚一個小碗裏用香油浸泡着一根燈芯，像鬼火一樣勉強照得見室內，不敢想像姐姐一個人是怎樣度過那些恐怖的夜晚的，所以每次去我都儘量延長和她在一起的時光。
冬天裏床上薄薄的鋪蓋肚子裏又沒有油水格外寒冷，我幫姐姐抱來新鮮的稻草白天弄到土屋外曬，晚上鋪在棉絮下，高高的足有一尺來厚，夜晚聞着噴香的帶着陽光味的稻草香甜入睡，那也是一個溫暖難忘的記憶，現代什麼高檔的席夢思也不能代替那種天然環保的稻草。
經常陪姐姐打着手電在漆黑的夜裏在蜿蜒的田埂上走上10來里地，到那些公社幹部家探消息送東西。平時省吃儉用用票證換來的肥皂香煙從生產隊長到大隊書記到公社主任民兵營長等等，數不清的大小幹部人人都不敢得罪，家裏還要經常接待來城裏看病的基層幹部，找人找醫生比接待親戚還要盡心。想想現在社會的腐敗之風，起源就是從知青回城開始的，記得一次到大隊幹部家送東西，那個姓陶的主任頤氣十足，我們姐倆不但要破財還要聽他「好好勞動表現要與家庭劃清界限」之類的屁話，真像是被判了勞改的人。
鄰居老楊家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男孩二十歲左右女孩十七、八歲，老楊頭精打細算在村里算是人口很少家庭生活條件偏上的。老楊的女兒小蓮子長着一雙細小的腫泡眼，健壯的身子加之豆蔻年華——也算是十八歲無醜女吧。小蓮子生在農村心有不甘，處處與姐姐這個「街巴佬（城裏人）」比，插秧勞動時盯着姐姐，說插得不如她多；挑擔時又說挑得不如她重到隊長那裏吵鬧要扣姐姐的工分，。姐姐嬌小瘦弱的身軀怎能和從小生在農家的她相比，被小蓮子逼得叫苦連天，弄得姐姐像進勞改隊一樣，整天有個監管看着。
女孩的哥哥正值青春期還沒說上媳婦，三天兩頭的往姐姐的屋裏跑，進門就到堂屋的屋角糞桶前解開褲子就尿，姐拎起棍子邊罵邊趕，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經過農村的勞動鍛煉和吃山芋（發胖），姐姐出落的愈加豐滿健康，白皙漂亮的姐姐一直是當地男人覬覦的對象。苦和累不說，每天還生活在危機四伏的環境裏。
一天放工回來姐姐獨自走在公路上，本隊的一個復員軍人駕駛員把車停在姐姐身旁，一定要捎帶她回家，姐姐推辭不過只好上車，誰知車子一啟動那人就動起手來，姐姐奮力反抗，最終從行駛的卡車上跳下摔得昏了過去，父母得知後非常震驚，母親就下放在本公社居然還發生這樣的事，這與後來父母堅決不讓我下放有着直接的關係，他們保護不了自己的女兒。
那時女知青面臨的困難和危險超過男知青。我們初中的班長K的知青點，經常有村裏的光棍去騷擾，不是把泥巴牆掏個洞就是把草屋頂掀個角偷窺，弄得女知青人心惶惶夜不敢寐。一個風雨之夜，K一個人留守在知青點（其他人都上調走了，K因為家庭問題不能上調），本村一個禿子光棍扒開了K住的草屋頂。此時K把心一橫，她拿起菜刀跺在桌子上，對着禿子道：「本來不想活了，今天你來正好，來一個夠本來二個賺一個」，禿子嚇得不敢下來，2人對峙到天亮。
當時安徽《大江》雜誌社副總編苗振亞也下放在戴鎮，與下放在公社醫院的夫人一起生了一雙小兒女。我們一有空就到鎮上他家去玩，為了躲避文革風暴苗振亞棄文從醫，在當地開了一個小中藥鋪，他用他的方式來抗議時代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和歷史上那些被流放的文人一樣，我們的話題多是對時事的憂慮，苗振亞眼鏡後面有一雙深邃漆黑的瞳仁，很難忘他說「不吃嗟來之食，不為五斗米折腰」時的激憤，我們在一起聊天時是在戴鎮最愉快的時光，文青遇上前輩，有說不完的話題。苗振亞是這樣描述他第一次看到姐姐時的情景：在灰濛濛的公路旁小站前，站着一個瘦弱的小姑娘，看上去像個小女孩——居然是老程（我母親）只有16歲的女兒，居然也被下放了.....
附近的知青等車時，都會到姐姐的小土屋裏坐上一坐。一群上海知青是常客，其中一位白淨書生摸樣的是王光美的妹妹王光和的兒子，因為姐姐和他聊得投機有人就開玩笑說：「敢不敢和他軋朋友啊？（指他的家庭背景）」姐姐說：「有什麼不敢的啊？！」我相信姐姐當時說得是真心話，反正當時我家也是「黑九類」，烏龜配王八而已！
很多年之後一次我出差經過那條公路，淚眼中我努力尋找公路旁那座土屋，它好像還在那裏，只是公路兩旁那些磚瓦結構的現代建築太多，以致我看見的那座土屋好像有點虛幻的感覺，不能確定它是否真的還存在，物是人非只有那些心裏滴血的部分還留在心底深處，所以一到夢裏那些憂愁絕望就像潮水般的湧來，姐姐在那裏哀怨地朝我凝視，我想抓住她的手告訴她現在一切都好了跟我走吧，但她總是欲言即止，最後還是消失在包圍她的霧霾里，在夢裏我能看到她就是不能帶回她，一回到現實里姐姐就消失了，多麼殘酷！
我詛咒那個年代，它是姐姐的噩夢也是我的噩夢，是千千萬萬下鄉知青的噩夢！
02
姐姐的命運多舛，冥冥之中幸運總是與她擦肩而過，厄運緣於政審和「家庭出身」，姐姐下放5年經歷了3次「上調」未遂事件：
第一次大約是1972年，父親的衛生系統內部有上衛校的指標，原衛生局長的父親與衛生局交涉，以照顧系統內家屬定向招生的名義，弄了一個指標到公社。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最後走的竟然是舅母的侄女——舅舅把指標掉包了給了舅母姐姐的女兒寧生。寧生和姐姐下放在一個公社，公社說反正都是你家人他們不管。得知消息後母親沉默不語，父親也對小舅子無可奈何，只有姐姐呼天搶地拼死拼活，誓與舅母誓不兩立也未能挽回結果。寧生一家是從南京下放的，寧生上了中醫學院後來還讀了博士，這一切原本都是屬於姐姐的，如果姐姐當年走的是那條路，也絕對沒有後來的不幸。
第二次是張鐵生事件那次。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動亂中唯一的一次。這次考試中，「白卷英雄」張鐵生的出現影響了當年大學招生的路線，導致學生考分越高越是沒有學校敢要，被錄取者多是成績平平甚或中下者。無數知識青年的「大學夢」在瞬間變得支離破碎，一切又跌入階級鬥爭的深淵……
我寫過一篇《代考記》，記錄了1973年6月30日冒充姐姐代考的經歷。
1973年7月，張鐵生交白卷那年，我曾經替雙胞胎孿生姐姐代考進考場，神不知鬼不覺地當了一回槍手，論資格我堪稱現代槍手們的祖師爺。
雖然是雙胞胎，姐姐與我長得不是很像，我像父親她像母親。除非是一塊長大的鄰居發小，外人是看不出來的。我倆走在校園或街上，不管別人叫我們文或非（我倆的名字），我倆都答應，懶得一一解釋。據此種種，我有了代考的底氣。
姐姐16歲就被下放，那時已經熬了整整三年，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總算盼來一次機會（可以有參加考試的資格），那時我們家是黑九類之一，打入另冊的那種，帶着原罪之身下鄉勞動改造，姐姐可是度日如年啊！
為了萬無一失，家裏人不約而同的想到了「代考」這一招。因為那時我上了高中，學習成績也比較好，考試比初中畢業的姐姐把握更大。
我趕到姐姐下放的縣城，火速進入角色。
對考試我不需要特別的準備，因為比起下放學生我畢竟剛剛走出校門，問題是怎樣才能避免被與姐姐下放在一起的同伴們認出或者看出蹊蹺，真是煞費腦筋，與姐姐商定，只有進考場後儘量避免接觸人這一招了。
考試那天，我一早就去考場，躲在校園裏的一個角落裏。偏偏有一大群興奮不已、四處轉悠的下放學生，老遠喊着姐姐的名字朝我奔來，嚇得我嘴裏含含糊糊地應着，飄忽的眼神不知道該招呼誰，不知道他們中的任何一位的名字，心裏狂跳好怕哦！
總算應付過去進入考場了，知道周圍都是姐姐下放公社裏的知青，心裏平添一份壓力。好在大家精力都放在考試上，沒有人特別注意我，漸漸地放鬆下來，趕快做題。
我做着題目，感覺監考的男老師總是停在我面前，還駐足看我答題——我心懷着鬼胎，不知道哪裏露陷了，只聽到他輕輕地說：「你真不錯，連分子式都寫對了，這考場就你最好，其他人都寫不出來……」
我這才明白他老是在我面前晃悠的原因，又擔心起來，不能考得太好與別人懸殊太大，怎樣才能拿捏好分寸呢？於是放棄一些題目留些空白，早早交了卷子逃離考場。
再後來，眾所周知的張鐵生「白卷事件」，徹底地打碎了姐姐的上學夢，那場驚心動魄的考試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
對於我們姐倆，這飽含姐妹情深的替考事件，當時是不敢說的。那時有對男雙胞胎和人打賭比吃，半道上假裝上廁所換了個兄弟，大家說起他們的趣聞時，我心裏暗想，還沒有我替考的創意好呢？！
我記錄下來，權當是對那個年代的紀念，對飽受命運折磨的姐姐的紀念。
第三次是1974年。
姐姐下放4年了，好不容易公社總算同意推薦姐姐上調，上報不久縣五七辦公室通知，姐姐因為政審不合格被刷下來了。我哥從蕪湖趕到南陵，領着我姐大鬧縣五七辦公室，姐姐跑到縣五七辦女主任的家，聲稱如果不同意她上調就死在主任家門口。消息傳來我簡直不敢相信，一向柔弱的姐姐哪來的勇氣，那是絕望中的掙扎和以死抗爭。那個極左的南陵縣五七辦女主任，對拼死拼活的姐姐毫不留情（毫無人性），姐姐在她家門口守了幾個晝夜，姐姐白鬧了一場大傷元氣無果而歸。
政審屢次不過關，姐姐斷了上調的念想，生產隊把她調到幾里外的一個村子當民辦教師。
姐姐當了個娃兒王，那是村裏的小學，鄉民簡稱「看水」（鄉民下地拍娃兒掉到水塘里淹死），小孩從3、4歲到13、14歲全部攏到一起，大概二三十個孩子。娃們破衣爛衫大冬天的很多孩子都沒有穿襪子，掛着鼻涕吸來吸去竟然不生病。
破草房裏4排條凳，一排一個年級，一組娃聽完輪下一組……
冬日裏姐姐看我來了，一時興起讓娃們出來曬太陽，山坡上教娃們唱歌，自己想起一句娃一句，無人的曠野里迴蕩着一片天籟聲，多麼美好！姐姐告訴我她說高興時就給娃們教唐詩，說自然講地理，山高皇帝遠由着性子帶孩子。
質樸的鄉民維繫着尊師重教的傳統，看到我們姐倆拉到家就是一碗溏心蛋泡炒米；端午節孩子們進屋就往抽屜里塞進鹹鴨蛋、粽子，高興得像小鹿般的跳躍…….
那是我姐下放農村5年中最美好的一段記憶。
就在姐姐心灰意冷、安心做鄉村教師的時候，上面傳來下放知青可以「三抽一」（一家下放3人允許回城1人）的政策，我家兄妹5個已經下放了4個，僅我一人還是用病殘的名義留城的。姐姐終於可以上調回城了（2個弟弟在農村一直待到1977年恢復高考，一併考上大學才離開農村的）。
這一次政策性回城，姐姐仍然沒有逃脫政審關。明明公社下來的指標是蕪湖市一個大型國企，可是到了南陵縣就被縣五七辦公室用集體單位掉包換下了姐姐的國營指標，開後門給了別人。姐姐欲哭無淚，找誰說理去？！
03
歷時5年，1975年姐姐終於上調回城了。
1970年初中畢業時，我們姐妹兩人被工宣隊「二抽一」，姐姐代替我下放到農村。小小年紀備嘗「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5年後終於回城了。雖然是大集體的搬運公司，大部分工人都是做苦力拉板車，或者開三輪車修三輪車，但也比農村強上N倍，畢竟成為有城市戶口有單位，有糧票有工資的人了。
姐姐意外去世很多年後，我曾在街上遇到過她的同事好友，她告訴我一些從來不知道的姐姐單位里的事。
據說在姐姐去世前，她們公司領導準備把已經是政工科政工師並擁有大學文憑的姐姐下到下屬企業當工人，而把一個原下屬企業女工調上來取而代之，原因是那個女人與領導上過床了！這讓姐姐非常地憤怒。
回想當年，改革開放後我們兄弟姐妹的單位都還算不錯，只有哥哥姐姐兩人在企業，一個是公交公司一個是外貿企業，相對工廠倒閉改制衝擊來得晚些。經過太多坎坷的姐姐想必已經嗅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一直沒有安全感的她，對努力爭取到的職業地位轉眼間就要失去，那是多麼大的打擊——而我們忙於自己的事忽略了姐姐，不能體會姐姐的心情，沒有在意她的精神狀況。她的老公一介書生沒有能力幫助她，嫌她像祥林嫂一樣嘮叨單位那些事，書呆子不會安慰她反而刺激她，悲劇也許就在不經意中發生了。
一直不相信下放五年遭遇過種種磨難的姐姐，會在看似好了不知多少倍的日子裏離開人世；不相信那個開荒種地挑燈夜讀努力奮鬥的美麗女子會有想不開的時候；不相信姐姐會捨棄我捨棄她兒子——但願她真的是意外（那幾年因為水煤氣不安全，全市發生很多起煤氣中毒死亡案件）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