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對網絡上瘋狂仇韓現象的分析與批判》(作者:杜車別)
現在網絡上論壇里，反韓是很流行的風潮，看看一些帖子，對韓國人的憎惡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勢不兩立的地步，刻薄，惡毒，尖酸的挖苦，嘲笑似乎已經成了談論韓國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不了解歷史的人，如果看了這樣的景象，多半以為在歷史上朝鮮（韓國）一定對中國犯下侵略屠殺的滔天罪惡，所以現在的一些中國人心裏才會鬱積起對韓國民族（朝鮮族）這樣歇斯底里的仇恨與厭惡，他們對日本似乎都沒有這樣的仇恨。
當然，說起來，這些瘋狂仇韓的人是有理由的，什麼理由呢？就是韓國現在有非常強烈的抹除歷史上中國對其民族文化影響的傾向，甚至把許多源自中國的文化說成是其自己發明的，或者說成是朝鮮民族的文化遺產。這就是一些人憎惡韓國的理由！
但在我看來，韓國人現在這麼做，是值得充分同情和理解的；而現在這些拼命煽動反韓情緒的中國人倒不過是愚昧可憐，不知自我反省的小丑！
中國如果是這樣不肯正視歷史，不肯徹底批判滿清政權罪惡，甚至反而對滿清歌功頌德，那麼這樣的中國本就沒有資格以歷史上中國文明的繼承者自居！更沒有資格對其他國家把一些中國文化當作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的行為說三道四！
韓國也好，日本也好，這些國家為什麼會從歷史上對中國尊崇敬慕，轉變為現在的疏離，厭惡，這個問題是值得許多人好好反思一下。這並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那樣，純粹是因為國家實力消長，貧富變化那麼簡單。
韓國（朝鮮）、日本在歷史上確實是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把中國說成是他們的文化母國，是中國文化哺育了他們文明的成長都半點不過分。
遠的不必說了。就是到明代，這些國家還深受從當時中國傳來的文化與思想的深厚影響。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巨大影響，梁啓超有過這樣的評價：「舜水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極平實淵博的學問，極誠摯和藹的感情，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個變成儒教的國民，最大的功勞實在舜水，後來德川光國著一部《大日本史》、專標『尊王一統』之義。五十年前，德川慶喜歸政，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之大業，光國這部書功勞最多，而光國之學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對日本維新致強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響。」
再比如明代產生的王陽明的心學（簡稱王學），同樣對日本近代產生巨大影響，高瀨武次郎《日本之陽明學》中說「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藤樹之孝，蕃山之經論，執離之熏化，中喬之獻身事業，乃至維新諸豪傑之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王學所賜予」韓國嶺南大學教授崔在穆說「起源於中國的王陽明思想，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產生了一新概念——『陽明學』」
至於朝鮮所受明代中國的恩惠與影響，以及和中國之間的親密關係就更不消說了，葛兆光說：
「對於大明王朝，朝鮮人一直有一種廣泛的認同(identity)，這種認同不僅把自己的國家和明帝國聯繫起來，而且相當深地把朝鮮王國與大明帝國象徵的文化聯繫在一起。」
「這絕不是一種「事大」的權益之策，當時，朝鮮人對於中華確實是有一種相當仰慕的心情。我們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國來朝覲的使臣和他們的隨從的記載，通常被叫做《朝天錄》，在「朝天」這兩個字中，不僅有政治上的臣服，經濟上的朝貢，還有文化上的向心。」
「就連那個無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國的朝鮮讀書人崔溥，在回答中國官員的詢問時，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鮮真正以明帝國為自己的宗主國，問曰:『你國王稱皇帝否?』臣答曰:『天無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誠事大而已』，;問曰:『汝國用何法度?別有年號乎?』臣曰:『年號、法度一遵大明」』。並且嚴肅地申明：
『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不可以外國視也。況今大明一統，胡越為家，則一天之下皆吾兄弟，豈以地之遠近分內外哉?況又我國恪事天朝，貢獻不怠，故天子以禮以待之，仁以扶之，懷綏之化，至矣，盡矣。』」[1]
至於對萬曆出兵抗倭援朝，朝鮮人更是刻骨銘心，感激不已，「在朝鮮李朝的歷史記載中，萬曆皇帝卻享有極崇高的聲譽。在從萬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
(1598)的戰爭中，他派出的軍隊使朝鮮免於被日本豐臣秀吉所佔領，他的舉措挽救了朝鮮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鮮被迫尊奉清廷之後，朝鮮的朝臣還是自稱『神宗皇帝再造之國』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並且堅持明朝的紀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後，萬曆皇帝在朝鮮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鮮肅宗三十年三月，那時，清廷統一中國已經六十年，在朝鮮卻仍然記得『甲申之歲，回於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淪陷之日也』。所以，在這個改朝換代一甲子的時候，朝鮮官方依然要舉行祭祀，祭祀逝去的舊王朝，而且國王還特意說，明神宗即萬曆帝的祭祀
『是早晚必行之盛禮』，表示『空望故國，朝宗無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聖服事之至誠，祇自嗚咽，流涕無從也。昔我仁祖大王當天翻地復之日，不廢焚香望闋之禮，則經今丁皇朝淪陷之日，豈可遣官設祭而已耶』。於是，他三月親自去祭崇禎，九月特地築壇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盡古代諸侯祭天子之儀」
[2]
可以說朝鮮對明朝中國的尊崇仰慕，是出於內心，發於至誠，不會因為明朝中國實力的消長有所變化，甚至在明朝中國已經滅亡以後，這種由衷的感情，依然經久不息。
「在崇禎皇帝尚未自縊，明朝還殘存的時候，朝鮮『不忍背棄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書皆書崇禎年號』。青原府院君沈器遠準備起事反清，試圖事成後
『用崇禎年號，書示八方』，但事敗被殺，其中另一個為首的權鬥昌被捕受刑後說，『國事艱危，為清國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國，欲趁此時內清廷廷，外攘夷虜
』。」
「很長時間裏面，他們仍然堅持用崇禎年號。像雍正四年(1726)，那個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明清嬗變的申澤(1662一1729)仍然署的是『崇禎紀元後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後給他寫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禎紀元，說他『生於崇禎紀元後再壬寅，卒於周甲後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間，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訴探問東國歷史的嚴誠和潘庭筠說，『我國於前明實有再造之恩，兄輩曾知之否?』當不明歷史的兩人再問時，他動情地說:『萬曆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後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之變，未必不由此，故我國以為由我而亡，沒世哀慕至於今不已。』這種在清帝國治下的人看來是狂悖的括，在朝鮮使者嘴中說出，讓兩個清廷文人都無言以對。」
[3]
那麼日本和朝鮮對中國的感情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生變化，又是怎麼發生變化的？
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滿清！
就拿日本來說，儘管在萬曆時期，發動了侵朝戰爭，甚至想進而侵略明朝，但這不過是因為不過實力膨脹導致一時野心勃發而已，就如同中國歷史上也有充滿野心想***或吞併天下的人物一樣，但當時日本對中國在文化上的尊崇仰慕，對明朝中國人的尊敬甚至崇拜這一點是沒有變化的。而並非如葛兆光認為的那樣從萬曆日本侵朝戰爭開始，日本在文化上開始與中國離心的傾向。
這也可以從如下的事實得到證明，在西方傳教士利馬竇與金尼閣著的《利馬竇中國札記》的第一章中說「當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間進行工作時，他注意到每當日本人進行激烈辯論時，他們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這很符合如下的事實，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問題以及關係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因而情況是，他們通常總是聲稱，如果基督教確實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道它並且接受它」[4]
而了滿清統治中國以後，日本人對滿清中國才開始真正鄙夷不屑起來，將其當成蠻夷來看待，即便在滿清武力最鼎盛的時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認為這時候日本才有資格作為中華文明的繼承者，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中國，「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72年林鵝峯的《華夷變態》都已經開始強調，應當把
『本朝』當作『中國』，這是『天地自然之勢，神神相生，聖皇連綿』」，「使日本形成……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觀念」「著名的近松門左衛門所編，
1715年演出的《國姓爺合戰》，則以鄭成功為基礎想像一個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驅除韃靼恢復國家的故事，更顯示了日本對清國的敵意」[5]
還有一些事情，也能從側面說明日本人對清廷中國的態度，「就連日本人也常常試探清人的反應，說在理學方面，清國人崇拜陸稼書很自然，雖然『呂晚村(留良)
卓識，蓋出陸(稼書)之上，然呂，明代人，非貴朝之人』，於是，清人柳橋只好尷尬地承認說，呂留良『歸我而不臣，故書籍，我朝棄禁而不觀』，所以他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陸稼書為『道學第一』。見《江戶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二，頁101。」[6]
這段對話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這個說話的日本人很客氣，但骨子裏對清廷中國鄙夷不屑，已經是透露無遺了，清廷推崇的陸稼書，在這個日本人看來其實是二流貨色，而他所尊敬的佩服的呂晚村(留良)，則是「明代人，非貴朝之人」。譏諷意味之強烈，今人讀之尤覺其鋒芒。
還有一則資料也很能說明在日本人看來，中國的文化其實已經和滿清統治下和統治後的現實中國是兩碼事情了。
宇野哲人（1875-1974）1906年來華後，又在1912年1月來華。他來華參學，被Joshua A
Fogel稱為最後一個「儒家朝聖之旅」，此人長年浸淫中華文化，心儀文化中國，他在《中國文明記》中告訴故鄉親人，初謁曲阜聖廟感動：
「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謁聖廟，徘徊聖林，三生之幸也，歡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聖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間，雖眠於雜草之下，然其靈魂遍滿宇宙，與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然而他看見滿清統治下的現實中國，不得不使他的中華夢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現實中國的殘破，從他在塘沽踏上中國土地時，已經一覽無遺，他這樣形容對中國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陸，最初之所見，非常遺憾，絕非愉快之事。夾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極矮陋之泥屋，牆壁自不待說，連屋頂野是泥土所塗。時值冬枯時節，原野一望無際，滿目荒涼，難怪先時將塘沽之民屋誤為豬圈』」[7]
至於朝鮮對滿清統治後的中國，鄙夷態度就更為鮮明了。這種鄙夷態度同樣是與國家實力消長無關，同樣是即便在滿清所謂鼎盛時期，所謂的「康乾盛世」時期就已經格外強烈。
還是來看下葛兆光文中的大段記載「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鮮肅宗元年(1675)，朝鮮有一個叫金壽弘的人，寫了《辯長》、《論庶》二書敬獻給國王，本來想討好，卻激起一片噓聲。原因很簡單，因為『其貽宋時烈論禮書頭書以康熙十四年。……又於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書康熙(年號)，一門驚駭，謂之家賊。尚容殉節於江都，而壽弘獨奉清國正朔，至書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為什麼說他是『乖戾反常』，因為當時朝鮮『凡官文書外，雖下賤，無書清國年號者，(金)壽弘獨書之』。」
「不僅是朝鮮的官員士人在上書進言中表達着對清皇朝的憤懣和屈辱，就是書寫歷史的史家也在表達着對這個新宗主國的輕蔑和鄙夷。在朝鮮當時對明清之際歷史的記載中，儘管李玄錫《明史綱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禎十七年(1644)，把崇禎去世、北京陷落和順治元年當作明代的終結，這好像承認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鮮肅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漢謙進呈李玄錫《明史》的時候，卻在稿末說明李玄錫編明史的目的是，『大復仇，重討賊，嚴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無施，藉空文以見其志概，是『傷皇朝遺澤之既泯，痛今日大義之莫伸』。這種不承認清帝國合法性的歷史筆法，一直延續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一1773)《明書纂要正綱》就直指李玄錫的做法有不妥，他將明史從明太祖寫到永曆十三年
(1659);趙徹永《續明史》也紀載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即清軍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曆十六年(1662)的歷史，在序中看出，他相當重視華夷之說，並站在南明的立場上，以南明為『我朝』，以清廷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續史略翼箋》也同樣把明史寫到永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開說，『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國』。此外，李錫佑(憲宗、高宗時人)的《芊園家勢續通鑑》二十三卷(記宋太祖至明永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綱目》之第十卷(記崇禎十七年至永曆十六年)，都不認同1644年順治元年作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標誌卻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統政權。所以，吳金成《朝鮮學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鮮奉清正朔百餘年後，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仍照樣記載明朝為『皇朝』，有關明朝的時代史，幾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號為基準，甚至連南明時代也論及，以此來認定南明為正統王朝『，這種激烈的華夷觀念，恰恰是朝鮮學者修明史的重要特點。」
「因此，在清帝國時期，朝鮮人從心底里覺得，他們到中國來，就不是來朝覲天子，而只是到燕都來出差，使者們的旅行記名稱，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他們雖然也恭恭敬敬地來朝賀，但是，心裏面卻滿是怨憤。一個姓韓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說，自己本來不願意到清國去受辱，但是為了國王之事，實在是不得已，『周旋異域，日見醜類，凌逼飽盡，無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賜，固已不勝，其大赧矣』，他覺得，這就是因為『中華文物淪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還是追憶明朝。一直到乾隆、嘉慶年間，雖然離開大明的復亡已經百餘年，但朝鮮關於『大明』的歷史記憶卻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國的這些民風民俗之後，從一開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鮮使者，就更存了輕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長輔就得出一個結論:『清人立國之規，大抵導風俗以禽獸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8]
這類記載不勝其引，更詳細的可以看我文後對葛兆光長文內容摘錄的附錄。
看了以上這些內容，再來看當時朝鮮人所發的「明朝之後無中國」的議論，或許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一個叫做金鐘厚的人，給曾經出使清帝國的洪大容寫信，說『所思者在乎明朝後無中國耳，仆非責彼(指中國人)之不思明朝，而責其不思中國耳』。並且相當激烈地銳，朝鮮對於中國，『所貴乎中華者，為其居耶?為其世耶?以居則虜隆亦然矣，以世則吳楚蠻戎鮮有非聖賢之後者矣』，在他們心目中，中國就應當是中華，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華文明並不在清國，那麼，我『寧甘為東夷之賤，而不願為彼之貴也』。
「這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已不把清帝國作為『中國』，更不把清帝國看怍中華」[9]
不過真是應該慶幸，金鐘厚說「明朝後無中國」是幾百年前的朝鮮人所發的議論，否則的話，一頂大漢族主義的帽子恐怕早就扣了下來了。現在這是朝鮮人說的話，你總不能把這說成是「大朝鮮族主義」吧？
其實從朝鮮對待明清中國態度的變化，我倒覺得朝鮮人還是很有些骨氣的。他們態度並不因為某個政權武力強弱而改變，並不是說某個政權武力強大了，就對其傾慕崇拜讚嘆，主動依附，而某個政權武力衰弱了，就對其鄙視厭惡不屑。恰恰相反，明朝即便武力衰弱的時候，甚至明朝滅亡了，他們對明朝的感情依然深厚，甚至過了一兩百年都沒有淡化；而清政權的武力再強大，他們內心始終對其充斥鄙視厭惡。這樣一種態度，足夠那些欺軟怕硬，趨炎附勢，遇見強大的就去巴結討好，遇見弱小的就去欺凌嘲笑的民族或個人羞愧無地了！
正因為在朝鮮人，乃至日本人看來，「明朝後無中國」，所以在滿清及滿清以後，朝鮮，日本與中國感情也日漸疏離，甚至對中國鄙視厭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他們看來，中國這個土地或許還存在，中國這個名稱或許還存在，但中國的文化實質，中國文明的核心其實已經從這個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說即便中國文化還存在，那他們自己也比這塊土地上的人更有資格作繼承人。
說句刻薄話，在滿清餘毒未消的情況，這種觀點也確實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不過從上面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一點，朝鮮人即便在清廷的時候，其實還是強烈保持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對明朝中國的尊敬，絕不否認歷史上中國尤其是明朝的中國對自己的幫助和恩德，甚至不斷強化這種感情和敬慕；為什麼現在的韓國卻連這種感情都不存在了呢，連明朝對朝鮮幫助都竭力淡化甚至抹殺了呢？甚至連歷史上中國的對朝鮮諸多文化上的影響也試圖竭力否認，而說成是其自己發明的呢？
我不是韓國人，所以無法知道確切答案，但我覺得這裏面的原因恐怕還是和中國本身有關係。
在清廷的時候，儘管朝鮮對滿清充滿鄙夷厭惡，但在潛意識裏其實還是把這個政權同中國，同漢族區分的很清楚的，骨子裏還是認為終究有一天，漢人能夠重新奮起，推倒滿清政權，正本清源，恢復中華文明傳統。這從如下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來，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鮮肅宗十二年（1686年），朝鮮國王為了平息那些對滿清政權憤怒已極的官員的情緒，「說了一段相當有深意的話：
『自古匈奴之入處中華者，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於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於今，痛恨可勝言哉!』」[10]
所以儘管那個時候，他們厭惡鄙視滿清，甚至認為「明朝後無中國」，但是對歷史上中國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國的尊敬，不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還濃烈依舊。
但到了滿清統治結束之後，他們反現自己鄙視的滿清，在中國依然是歌功頌德的對象，相反自己原來尊敬崇拜對象，在中國卻被醜化侮辱的體無完膚。當年朝鮮連書寫其年號都覺得是羞辱，「雖下賤」也不為之的那個康熙，在中國居然被膜拜成了聖主明君，而且這還是滿清屠刀淫威不存下的情況；而他們曾經在幾百年的時間裏，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萬曆皇帝，崇禎皇帝，在中國卻被描繪成了病態人渣，曾經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國，被中國人自己描繪成一片黑暗。
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怕連他們自己都要覺得羞愧了，原來我們這麼尊敬的人，在中國，在漢族人已經擺脫壓迫的情況下，還是被醜化的狗屎不如，那麼我們還繼續尊敬下去，還承認當時中國人對我們的幫助，那只能說我們自己太下賤了吧。
面對中國人這種對待自己歷史的極端病態自虐的醜陋，徹底擺脫與中國歷史上的干係，似乎對韓國（朝鮮）人來說，也就成了相當合理的選擇。
以上的說法，當然只是一種基於情理的推斷，但也應該八九不離十了。
可以這麼說，為了滿清，中國對自己的文化肆意踐踏蹂躪，任意批判否定；為了滿清，中國對自己的歷史任意醜化污衊；既然中國自己這樣喜歡踐踏蹂躪自己，喜歡醜化污衊，還拿什麼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國家來尊重中國自己？
明朝萬曆崇禎皇帝本來在朝鮮一直是被歌頌紀念祭祀的對象，而中國人自己卻將其醜化的極度不堪，也就無怪乎現在韓國人對中國只有鄙棄厭惡，沒有基本的認同了。
如果我不是中國人，我只能說這樣下賤，這樣喜歡自虐，這樣把值得歌頌尊敬的英雄極盡污衊醜化之能事，把侵略屠殺自己的暴君禽獸歌頌膜拜的中國，得到其他國家（如韓國）這樣的待遇，那只有活該兩個字，居然還恬不知恥去嘲笑指責韓國人的行為，真是臉皮厚如城牆，真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
但我是中國人，我只能說，要想讓中國重新真正得到周邊國家的尊敬，要讓中國文化所蒙上的層層污垢徹底洗去，重放光芒，要讓現在的中國能如明朝的中國那樣得到其他民族發自內心的傾慕嚮往，那就必須，第一是嚴厲批判滿清，第二是嚴厲批判滿清，第三還是嚴厲批判滿清。
否則這樣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不尊重自己文化，這樣一個膜拜侵略者屠殺者的民族，即便一時實力上升了，強大了，那也只能象滿清一樣，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懼，骨子裏的厭惡鄙視！
現在網絡上論壇里，反韓是很流行的風潮，看看一些帖子，對韓國人的憎惡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勢不兩立的地步，刻薄，惡毒，尖酸的挖苦，嘲笑似乎已經成了談論韓國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不了解歷史的人，如果看了這樣的景象，多半以為在歷史上朝鮮（韓國）一定對中國犯下侵略屠殺的滔天罪惡，所以現在的一些中國人心裏才會鬱積起對韓國民族（朝鮮族）這樣歇斯底里的仇恨與厭惡，他們對日本似乎都沒有這樣的仇恨。
當然，說起來，這些瘋狂仇韓的人是有理由的，什麼理由呢？就是韓國現在有非常強烈的抹除歷史上中國對其民族文化影響的傾向，甚至把許多源自中國的文化說成是其自己發明的，或者說成是朝鮮民族的文化遺產。這就是一些人憎惡韓國的理由！
但在我看來，韓國人現在這麼做，是值得充分同情和理解的；而現在這些拼命煽動反韓情緒的中國人倒不過是愚昧可憐，不知自我反省的小丑！
中國如果是這樣不肯正視歷史，不肯徹底批判滿清政權罪惡，甚至反而對滿清歌功頌德，那麼這樣的中國本就沒有資格以歷史上中國文明的繼承者自居！更沒有資格對其他國家把一些中國文化當作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的行為說三道四！
韓國也好，日本也好，這些國家為什麼會從歷史上對中國尊崇敬慕，轉變為現在的疏離，厭惡，這個問題是值得許多人好好反思一下。這並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那樣，純粹是因為國家實力消長，貧富變化那麼簡單。
韓國（朝鮮）、日本在歷史上確實是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把中國說成是他們的文化母國，是中國文化哺育了他們文明的成長都半點不過分。
遠的不必說了。就是到明代，這些國家還深受從當時中國傳來的文化與思想的深厚影響。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巨大影響，梁啓超有過這樣的評價：「舜水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極平實淵博的學問，極誠摯和藹的感情，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個變成儒教的國民，最大的功勞實在舜水，後來德川光國著一部《大日本史》、專標『尊王一統』之義。五十年前，德川慶喜歸政，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之大業，光國這部書功勞最多，而光國之學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對日本維新致強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響。」
再比如明代產生的王陽明的心學（簡稱王學），同樣對日本近代產生巨大影響，高瀨武次郎《日本之陽明學》中說「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藤樹之孝，蕃山之經論，執離之熏化，中喬之獻身事業，乃至維新諸豪傑之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王學所賜予」韓國嶺南大學教授崔在穆說「起源於中國的王陽明思想，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產生了一新概念——『陽明學』」
至於朝鮮所受明代中國的恩惠與影響，以及和中國之間的親密關係就更不消說了，葛兆光說：
「對於大明王朝，朝鮮人一直有一種廣泛的認同(identity)，這種認同不僅把自己的國家和明帝國聯繫起來，而且相當深地把朝鮮王國與大明帝國象徵的文化聯繫在一起。」
「這絕不是一種「事大」的權益之策，當時，朝鮮人對於中華確實是有一種相當仰慕的心情。我們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國來朝覲的使臣和他們的隨從的記載，通常被叫做《朝天錄》，在「朝天」這兩個字中，不僅有政治上的臣服，經濟上的朝貢，還有文化上的向心。」
「就連那個無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國的朝鮮讀書人崔溥，在回答中國官員的詢問時，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鮮真正以明帝國為自己的宗主國，問曰:『你國王稱皇帝否?』臣答曰:『天無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誠事大而已』，;問曰:『汝國用何法度?別有年號乎?』臣曰:『年號、法度一遵大明」』。並且嚴肅地申明：
『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不可以外國視也。況今大明一統，胡越為家，則一天之下皆吾兄弟，豈以地之遠近分內外哉?況又我國恪事天朝，貢獻不怠，故天子以禮以待之，仁以扶之，懷綏之化，至矣，盡矣。』」[1]
至於對萬曆出兵抗倭援朝，朝鮮人更是刻骨銘心，感激不已，「在朝鮮李朝的歷史記載中，萬曆皇帝卻享有極崇高的聲譽。在從萬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
(1598)的戰爭中，他派出的軍隊使朝鮮免於被日本豐臣秀吉所佔領，他的舉措挽救了朝鮮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鮮被迫尊奉清廷之後，朝鮮的朝臣還是自稱『神宗皇帝再造之國』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並且堅持明朝的紀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後，萬曆皇帝在朝鮮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鮮肅宗三十年三月，那時，清廷統一中國已經六十年，在朝鮮卻仍然記得『甲申之歲，回於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淪陷之日也』。所以，在這個改朝換代一甲子的時候，朝鮮官方依然要舉行祭祀，祭祀逝去的舊王朝，而且國王還特意說，明神宗即萬曆帝的祭祀
『是早晚必行之盛禮』，表示『空望故國，朝宗無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聖服事之至誠，祇自嗚咽，流涕無從也。昔我仁祖大王當天翻地復之日，不廢焚香望闋之禮，則經今丁皇朝淪陷之日，豈可遣官設祭而已耶』。於是，他三月親自去祭崇禎，九月特地築壇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盡古代諸侯祭天子之儀」
[2]
可以說朝鮮對明朝中國的尊崇仰慕，是出於內心，發於至誠，不會因為明朝中國實力的消長有所變化，甚至在明朝中國已經滅亡以後，這種由衷的感情，依然經久不息。
「在崇禎皇帝尚未自縊，明朝還殘存的時候，朝鮮『不忍背棄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書皆書崇禎年號』。青原府院君沈器遠準備起事反清，試圖事成後
『用崇禎年號，書示八方』，但事敗被殺，其中另一個為首的權鬥昌被捕受刑後說，『國事艱危，為清國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國，欲趁此時內清廷廷，外攘夷虜
』。」
「很長時間裏面，他們仍然堅持用崇禎年號。像雍正四年(1726)，那個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明清嬗變的申澤(1662一1729)仍然署的是『崇禎紀元後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後給他寫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禎紀元，說他『生於崇禎紀元後再壬寅，卒於周甲後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間，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訴探問東國歷史的嚴誠和潘庭筠說，『我國於前明實有再造之恩，兄輩曾知之否?』當不明歷史的兩人再問時，他動情地說:『萬曆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後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之變，未必不由此，故我國以為由我而亡，沒世哀慕至於今不已。』這種在清帝國治下的人看來是狂悖的括，在朝鮮使者嘴中說出，讓兩個清廷文人都無言以對。」
[3]
那麼日本和朝鮮對中國的感情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生變化，又是怎麼發生變化的？
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滿清！
就拿日本來說，儘管在萬曆時期，發動了侵朝戰爭，甚至想進而侵略明朝，但這不過是因為不過實力膨脹導致一時野心勃發而已，就如同中國歷史上也有充滿野心想***或吞併天下的人物一樣，但當時日本對中國在文化上的尊崇仰慕，對明朝中國人的尊敬甚至崇拜這一點是沒有變化的。而並非如葛兆光認為的那樣從萬曆日本侵朝戰爭開始，日本在文化上開始與中國離心的傾向。
這也可以從如下的事實得到證明，在西方傳教士利馬竇與金尼閣著的《利馬竇中國札記》的第一章中說「當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間進行工作時，他注意到每當日本人進行激烈辯論時，他們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這很符合如下的事實，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問題以及關係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因而情況是，他們通常總是聲稱，如果基督教確實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道它並且接受它」[4]
而了滿清統治中國以後，日本人對滿清中國才開始真正鄙夷不屑起來，將其當成蠻夷來看待，即便在滿清武力最鼎盛的時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認為這時候日本才有資格作為中華文明的繼承者，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中國，「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72年林鵝峯的《華夷變態》都已經開始強調，應當把
『本朝』當作『中國』，這是『天地自然之勢，神神相生，聖皇連綿』」，「使日本形成……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觀念」「著名的近松門左衛門所編，
1715年演出的《國姓爺合戰》，則以鄭成功為基礎想像一個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驅除韃靼恢復國家的故事，更顯示了日本對清國的敵意」[5]
還有一些事情，也能從側面說明日本人對清廷中國的態度，「就連日本人也常常試探清人的反應，說在理學方面，清國人崇拜陸稼書很自然，雖然『呂晚村(留良)
卓識，蓋出陸(稼書)之上，然呂，明代人，非貴朝之人』，於是，清人柳橋只好尷尬地承認說，呂留良『歸我而不臣，故書籍，我朝棄禁而不觀』，所以他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陸稼書為『道學第一』。見《江戶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二，頁101。」[6]
這段對話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這個說話的日本人很客氣，但骨子裏對清廷中國鄙夷不屑，已經是透露無遺了，清廷推崇的陸稼書，在這個日本人看來其實是二流貨色，而他所尊敬的佩服的呂晚村(留良)，則是「明代人，非貴朝之人」。譏諷意味之強烈，今人讀之尤覺其鋒芒。
還有一則資料也很能說明在日本人看來，中國的文化其實已經和滿清統治下和統治後的現實中國是兩碼事情了。
宇野哲人（1875-1974）1906年來華後，又在1912年1月來華。他來華參學，被Joshua A
Fogel稱為最後一個「儒家朝聖之旅」，此人長年浸淫中華文化，心儀文化中國，他在《中國文明記》中告訴故鄉親人，初謁曲阜聖廟感動：
「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謁聖廟，徘徊聖林，三生之幸也，歡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聖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間，雖眠於雜草之下，然其靈魂遍滿宇宙，與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然而他看見滿清統治下的現實中國，不得不使他的中華夢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現實中國的殘破，從他在塘沽踏上中國土地時，已經一覽無遺，他這樣形容對中國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陸，最初之所見，非常遺憾，絕非愉快之事。夾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極矮陋之泥屋，牆壁自不待說，連屋頂野是泥土所塗。時值冬枯時節，原野一望無際，滿目荒涼，難怪先時將塘沽之民屋誤為豬圈』」[7]
至於朝鮮對滿清統治後的中國，鄙夷態度就更為鮮明了。這種鄙夷態度同樣是與國家實力消長無關，同樣是即便在滿清所謂鼎盛時期，所謂的「康乾盛世」時期就已經格外強烈。
還是來看下葛兆光文中的大段記載「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鮮肅宗元年(1675)，朝鮮有一個叫金壽弘的人，寫了《辯長》、《論庶》二書敬獻給國王，本來想討好，卻激起一片噓聲。原因很簡單，因為『其貽宋時烈論禮書頭書以康熙十四年。……又於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書康熙(年號)，一門驚駭，謂之家賊。尚容殉節於江都，而壽弘獨奉清國正朔，至書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為什麼說他是『乖戾反常』，因為當時朝鮮『凡官文書外，雖下賤，無書清國年號者，(金)壽弘獨書之』。」
「不僅是朝鮮的官員士人在上書進言中表達着對清皇朝的憤懣和屈辱，就是書寫歷史的史家也在表達着對這個新宗主國的輕蔑和鄙夷。在朝鮮當時對明清之際歷史的記載中，儘管李玄錫《明史綱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禎十七年(1644)，把崇禎去世、北京陷落和順治元年當作明代的終結，這好像承認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鮮肅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漢謙進呈李玄錫《明史》的時候，卻在稿末說明李玄錫編明史的目的是，『大復仇，重討賊，嚴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無施，藉空文以見其志概，是『傷皇朝遺澤之既泯，痛今日大義之莫伸』。這種不承認清帝國合法性的歷史筆法，一直延續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一1773)《明書纂要正綱》就直指李玄錫的做法有不妥，他將明史從明太祖寫到永曆十三年
(1659);趙徹永《續明史》也紀載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即清軍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曆十六年(1662)的歷史，在序中看出，他相當重視華夷之說，並站在南明的立場上，以南明為『我朝』，以清廷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續史略翼箋》也同樣把明史寫到永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開說，『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國』。此外，李錫佑(憲宗、高宗時人)的《芊園家勢續通鑑》二十三卷(記宋太祖至明永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綱目》之第十卷(記崇禎十七年至永曆十六年)，都不認同1644年順治元年作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標誌卻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統政權。所以，吳金成《朝鮮學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鮮奉清正朔百餘年後，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仍照樣記載明朝為『皇朝』，有關明朝的時代史，幾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號為基準，甚至連南明時代也論及，以此來認定南明為正統王朝『，這種激烈的華夷觀念，恰恰是朝鮮學者修明史的重要特點。」
「因此，在清帝國時期，朝鮮人從心底里覺得，他們到中國來，就不是來朝覲天子，而只是到燕都來出差，使者們的旅行記名稱，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他們雖然也恭恭敬敬地來朝賀，但是，心裏面卻滿是怨憤。一個姓韓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說，自己本來不願意到清國去受辱，但是為了國王之事，實在是不得已，『周旋異域，日見醜類，凌逼飽盡，無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賜，固已不勝，其大赧矣』，他覺得，這就是因為『中華文物淪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還是追憶明朝。一直到乾隆、嘉慶年間，雖然離開大明的復亡已經百餘年，但朝鮮關於『大明』的歷史記憶卻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國的這些民風民俗之後，從一開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鮮使者，就更存了輕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長輔就得出一個結論:『清人立國之規，大抵導風俗以禽獸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8]
這類記載不勝其引，更詳細的可以看我文後對葛兆光長文內容摘錄的附錄。
看了以上這些內容，再來看當時朝鮮人所發的「明朝之後無中國」的議論，或許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一個叫做金鐘厚的人，給曾經出使清帝國的洪大容寫信，說『所思者在乎明朝後無中國耳，仆非責彼(指中國人)之不思明朝，而責其不思中國耳』。並且相當激烈地銳，朝鮮對於中國，『所貴乎中華者，為其居耶?為其世耶?以居則虜隆亦然矣，以世則吳楚蠻戎鮮有非聖賢之後者矣』，在他們心目中，中國就應當是中華，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華文明並不在清國，那麼，我『寧甘為東夷之賤，而不願為彼之貴也』。
「這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已不把清帝國作為『中國』，更不把清帝國看怍中華」[9]
不過真是應該慶幸，金鐘厚說「明朝後無中國」是幾百年前的朝鮮人所發的議論，否則的話，一頂大漢族主義的帽子恐怕早就扣了下來了。現在這是朝鮮人說的話，你總不能把這說成是「大朝鮮族主義」吧？
其實從朝鮮對待明清中國態度的變化，我倒覺得朝鮮人還是很有些骨氣的。他們態度並不因為某個政權武力強弱而改變，並不是說某個政權武力強大了，就對其傾慕崇拜讚嘆，主動依附，而某個政權武力衰弱了，就對其鄙視厭惡不屑。恰恰相反，明朝即便武力衰弱的時候，甚至明朝滅亡了，他們對明朝的感情依然深厚，甚至過了一兩百年都沒有淡化；而清政權的武力再強大，他們內心始終對其充斥鄙視厭惡。這樣一種態度，足夠那些欺軟怕硬，趨炎附勢，遇見強大的就去巴結討好，遇見弱小的就去欺凌嘲笑的民族或個人羞愧無地了！
正因為在朝鮮人，乃至日本人看來，「明朝後無中國」，所以在滿清及滿清以後，朝鮮，日本與中國感情也日漸疏離，甚至對中國鄙視厭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他們看來，中國這個土地或許還存在，中國這個名稱或許還存在，但中國的文化實質，中國文明的核心其實已經從這個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說即便中國文化還存在，那他們自己也比這塊土地上的人更有資格作繼承人。
說句刻薄話，在滿清餘毒未消的情況，這種觀點也確實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不過從上面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一點，朝鮮人即便在清廷的時候，其實還是強烈保持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對明朝中國的尊敬，絕不否認歷史上中國尤其是明朝的中國對自己的幫助和恩德，甚至不斷強化這種感情和敬慕；為什麼現在的韓國卻連這種感情都不存在了呢，連明朝對朝鮮幫助都竭力淡化甚至抹殺了呢？甚至連歷史上中國的對朝鮮諸多文化上的影響也試圖竭力否認，而說成是其自己發明的呢？
我不是韓國人，所以無法知道確切答案，但我覺得這裏面的原因恐怕還是和中國本身有關係。
在清廷的時候，儘管朝鮮對滿清充滿鄙夷厭惡，但在潛意識裏其實還是把這個政權同中國，同漢族區分的很清楚的，骨子裏還是認為終究有一天，漢人能夠重新奮起，推倒滿清政權，正本清源，恢復中華文明傳統。這從如下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來，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鮮肅宗十二年（1686年），朝鮮國王為了平息那些對滿清政權憤怒已極的官員的情緒，「說了一段相當有深意的話：
『自古匈奴之入處中華者，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於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於今，痛恨可勝言哉!』」[10]
所以儘管那個時候，他們厭惡鄙視滿清，甚至認為「明朝後無中國」，但是對歷史上中國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國的尊敬，不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還濃烈依舊。
但到了滿清統治結束之後，他們反現自己鄙視的滿清，在中國依然是歌功頌德的對象，相反自己原來尊敬崇拜對象，在中國卻被醜化侮辱的體無完膚。當年朝鮮連書寫其年號都覺得是羞辱，「雖下賤」也不為之的那個康熙，在中國居然被膜拜成了聖主明君，而且這還是滿清屠刀淫威不存下的情況；而他們曾經在幾百年的時間裏，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萬曆皇帝，崇禎皇帝，在中國卻被描繪成了病態人渣，曾經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國，被中國人自己描繪成一片黑暗。
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怕連他們自己都要覺得羞愧了，原來我們這麼尊敬的人，在中國，在漢族人已經擺脫壓迫的情況下，還是被醜化的狗屎不如，那麼我們還繼續尊敬下去，還承認當時中國人對我們的幫助，那只能說我們自己太下賤了吧。
面對中國人這種對待自己歷史的極端病態自虐的醜陋，徹底擺脫與中國歷史上的干係，似乎對韓國（朝鮮）人來說，也就成了相當合理的選擇。
以上的說法，當然只是一種基於情理的推斷，但也應該八九不離十了。
可以這麼說，為了滿清，中國對自己的文化肆意踐踏蹂躪，任意批判否定；為了滿清，中國對自己的歷史任意醜化污衊；既然中國自己這樣喜歡踐踏蹂躪自己，喜歡醜化污衊，還拿什麼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國家來尊重中國自己？
明朝萬曆崇禎皇帝本來在朝鮮一直是被歌頌紀念祭祀的對象，而中國人自己卻將其醜化的極度不堪，也就無怪乎現在韓國人對中國只有鄙棄厭惡，沒有基本的認同了。
如果我不是中國人，我只能說這樣下賤，這樣喜歡自虐，這樣把值得歌頌尊敬的英雄極盡污衊醜化之能事，把侵略屠殺自己的暴君禽獸歌頌膜拜的中國，得到其他國家（如韓國）這樣的待遇，那只有活該兩個字，居然還恬不知恥去嘲笑指責韓國人的行為，真是臉皮厚如城牆，真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
但我是中國人，我只能說，要想讓中國重新真正得到周邊國家的尊敬，要讓中國文化所蒙上的層層污垢徹底洗去，重放光芒，要讓現在的中國能如明朝的中國那樣得到其他民族發自內心的傾慕嚮往，那就必須，第一是嚴厲批判滿清，第二是嚴厲批判滿清，第三還是嚴厲批判滿清。
否則這樣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不尊重自己文化，這樣一個膜拜侵略者屠殺者的民族，即便一時實力上升了，強大了，那也只能象滿清一樣，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懼，骨子裏的厭惡鄙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