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31日，韓國國會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檢察官的直接偵查權與補充偵查權。國民力量黨先以冗長辯論阻擋，最後集體缺席表決。8月4日，李在明主持國務會議，通過修正案公佈案，明確表示不行使否決權，並將其定調為「司法正常化的起點」。
這不是修修補補，也不只是重新劃分檢察官可以偵辦哪些案件，而是要拆掉韓國延續70多年的檢察權力結構。到了2026年10月2日，現行檢察廳將正式走入歷史。
一場跑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接力賽
李在明不是突然發動這場改革。他只是跑完韓國進步陣營接力了近三十年的最後一棒。金大中首先把檢察改革拉上國家議程。作為威權時期司法與情報體系的受害者，他上台後推動反貪腐、改善檢察人事及強化政治中立。但當時的改革仍寄望檢察官自我節制，並未真正碰觸偵查與起訴集於一身的制度核心。
盧武鉉則第一次正面挑戰檢察權力。2003年那場全國直播的「與檢察官對話」，原本想以公開溝通推動改革，最後卻成為民選總統與檢察官僚公開決裂的政治現場。盧武鉉試圖調整警檢偵查權、改革檢察人事、限縮最高檢察廳中央搜查部，卻在檢察體系與保守勢力的抵抗下功敗垂成。
卸任後，盧武鉉遭檢方大規模偵辦，最終於2009年去世。從那一刻起，韓國進步陣營終於明白：問題從來不只是少數檢察官不中立，而是一個機關同時掌握偵查、令狀聲請與起訴，權力大到足以左右政治人物的生死。
文在寅把改革推進到制度層次。他成立高位公職者犯罪搜查處，取消檢察官對警察的一般偵查指揮權，並在2022年進一步限縮檢方直接偵查範圍。但這場改革只做了一半：檢察廳依然存在，檢方仍保有偵查團隊、重大案件直接偵查權，以及案件移送後的補充偵查權。
最諷刺的是，文在寅2019年親自任命尹錫悅為檢察總長，希望由他整頓檢察體系；尹錫悅卻成為抵抗改革的旗手，最後辭去檢察總長，踩着檢察與青瓦台的衝突進入總統府。尹錫悅執政後，因共同民主黨仍掌握國會，無法直接推翻既有法律，便透過法務部施行令擴大「貪腐犯罪」與「經濟犯罪」的定義，把原本遭排除的案件重新塞回檢察官手中。法律沒有改回去，檢察權卻繞過國會復活。韓國媒體稱之為「檢搜原復」，說穿了，就是以行政命令替檢察體系開後門。一名前檢察總長當上總統，再把大批檢察系統人士帶進行政權核心，「檢察共和國」不再只是批判口號，而成了赤裸裸的權力現實。
直到李在明上台，共同民主黨同時掌握行政權與國會多數，才跨過歷任進步政府未能跨過的門檻：不再爭論檢察官可以辦哪些案件，而是直接拆掉偵查與起訴合一的舊體制。
廢除「檢察官的辦案權」
改革後，檢察官不能自行發現案件、立案、搜索、訊問或搜證。案件由警察或其他偵查機關移送後，即使證據不足，檢察官也不能親自補查，只能要求原機關重新調查。警察原則上須在一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再延長一個月。
令狀程序也將改變。未來由警察或偵查機關提出搜索、逮捕或羈押聲請，交由檢察官審查後再向法院申請。檢察官仍是警察與法院之間的法律把關者，卻不能再一面辦案，一面為自己的偵查行動聲請令狀。
修法也增加法院駁回公訴的事由。起訴若建立在重大違法偵查之上，或檢察官明顯濫用起訴裁量權，法院可以直接駁回。當警察決定不移送案件時，被害人、告訴人及告發人也有權提出異議、閱覽並複印案件紀錄。
改革的邏輯並不複雜：偵查者不能決定是否起訴，起訴者也不能回頭製造自己需要的證據。不能再讓同一批人既當獵人，又當裁判。
李在明這次改革的真正突破，是把問題從「誰控制檢察權」，推進到「為什麼一個機關可以擁有這麼大的權力」。（法新社）
拆掉檢察廳不等於拆掉權力
2026年10月2日，韓國檢察廳將被拆成兩個機關：法務部所屬的公訴廳，負責審查案件、決定起訴與出庭公訴；行政安全部所屬的重大犯罪搜查廳，負責貪腐、重大經濟、國防工業、毒品、內亂外患及網絡犯罪等重大案件。一般刑案主要由警察負責，高位公職者犯罪則由高位公職者犯罪搜查處處理。
兩個新機關刻意分屬不同部會，目的就是讓偵查與起訴在組織、人事及指揮體系上真正分離，避免同一機關包辦搜證、聲請令狀與決定起訴。
但拆掉檢察廳，不代表改革已經成功。檢察官失去補充偵查權後，案件可能在警察與公訴廳之間來回踢皮球。警察與重大犯罪搜查廳接收大量權力後，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人力與監督機制，也仍是問號。更麻煩的是，韓國憲法明定令狀須由檢察官向法官聲請；一個沒有偵查權的檢察官，卻仍須對令狀負責，權責如何銜接，勢必引發法律爭議。
修法通過後，代理檢察總長具滋賢立即請辭，多名前任檢察總長要求李在明否決。共同民主黨內部也有一票反對、一票棄權，顯示疑慮並非全是既得利益者的反撲。李在明仍決定公佈修法。他的立場很清楚：制度有漏洞，可以透過配套法規修補；但不能因為改革不夠完美，就讓舊體制繼續壟斷權力。
刀不能只是換一個人拿
韓國過去的政治循環，是保守派執政時利用檢察體系追查進步派，進步派上台後又更換檢察人事，試圖把刀奪回來。每次政黨輪替，刀始終沒有消失，只是換了揮刀的人。
李在明這次改革的真正突破，是把問題從「誰控制檢察權」，推進到「為什麼一個機關可以擁有這麼大的權力」。
然而，權力不會因為機關改名就自動受到制衡。檢察權被拆散後，大量權力將流向警察與重大犯罪搜查廳。如果缺乏獨立人事、外部監督與透明程序，韓國很可能只是從「檢察獨大」走向「警察獨大」，或者再造一部招牌不同、功能相同的政治偵查機器。
金大中開題，盧武鉉衝撞，文在寅制度化，經歷尹錫悅反撲，最後由李在明完成結構拆分。這場跨越四分之一世紀的接力賽，終於跑過第一個終點。
但韓國民主真正的考驗，不是檢察廳是否從政府組織圖上消失，而是下一次政黨輪替時，掌權者還能不能把刑事司法當成清算政敵的武器。檢察廳可以一夕廢除，權力的慣性卻不會。真正的改革，不是把刀從檢察官手中奪走，再交給另一批人；而是讓任何人拿到這把刀，都不能隨意揮向政治對手。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