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和純粹地立足於社會變革之中新的社會現實的王朔
嚴肅作家王朔
文｜汪兆騫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巨大的活力與普遍的墮落同時出現，一個被物慾驅使的幾近瘋狂的時代，首先在都市拉開了大幕。城市的文化情緒、文化表達也透露出新的氣息。中國的社會生活本身發生了重組。
對這重組的態勢用文學做了最直接的表達者，便是王朔。他對時代特質的把握，他用最地道的社會意識寫作，為文學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視角和一種新的社會心態，其價值遠遠超越了同時期醉心於借鑑世界文學精神和技法的作家，而使他成為當時不可多得的一位嚴肅作家。其作品造成的轟動影響，文壇群雄難以望其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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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作家王朔，曾受到最不嚴肅的對待。
有人看不慣王朔以對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的激烈褻瀆者的姿態，堂而皇之登上文壇。有人不贊同王朔對一切傳統精神內涵予以肆無忌憚的嘲諷：既不相信"文以載道"，也不相信"為藝術而藝術"。
有人憤怒於王朔把"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當成碼字為生的普通職業，變為"遊戲人生"的把戲。有人指責王朔拒絕崇高、解構英雄主義，淡化道德責任，消解宏大話語等對主流意識的反叛。
客氣一點兒的說，他是"從純情到邪惡"（《當代》編輯章仲鍔語），不客氣的，見王朔在小說中自稱"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就稱其小說為"流氓文學"，稱他為"痞子作家"。
有趣的是，就在這些人喋喋不休、咬牙切齒，不時討伐王朔之時，他的小說卻愈加風靡全國，1988年被稱為"王朔年"。
接下來幾年，他的小說幾乎全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紅火得讓人目瞪口呆，遂有了王朔獨步文壇影壇的別樣風景。
王蒙在20世紀90年代初，站出來，公開為王朔撐腰，但還是只限於就"崇高"與"鄙俗"這一層面來談。睿智的文壇領袖給王朔正名，一時傳為佳話。可惜，王蒙並未意識到，讀者對王朔的擁戴是屬於社會學範疇的，只從文學趣味上找原因，怕很難中的。
應該把王朔現象視為中國社會大變革，在文學當中引發的一個反應。王朔是在社會擁戴中登上文壇，成為"市民社會"的代言人。恩格斯曾借用一位詩人的名言，深刻地道出"時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的性格"。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學代表人物，不再是劉心武，也不是王蒙，而是徹底和純粹地立足於社會變革之中新的社會現實的王朔。這話有點繞，卻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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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文學早期，文學的審美信念產生譁變，由追求崇高轉向褻瀆崇高。這是對"文化大革命"造神運動的一種反駁。在社會上掀起的破除迷信、反英雄化、反假大空式的崇高的浪潮時，文學也站了出來，積極參與消解、批判假崇高。
原本，崇高作為文學信念與審美範疇，既是文學的一種藝術主題，又是文學的一種功能與精神境界。但當極左的欺騙與虛偽充斥其中時，它必然走向了反面。
轉型時的文學在解構與褻瀆崇高時，其藝術方式形成雙水分流。一支用原生態的瑣碎生活與充滿折磨的生存處境來消解崇高；另一支用戲謔、調侃、嘲諷去解構崇高。
前者如劉震雲，他的小說以"一地雞毛"式的生活瑣事，磨蝕人的進取心消除了崇高；後者如王朔，用小說的人物語言，妙趣橫生地直接嘲諷褻瀆崇高。劉震雲說："大家活着是挺累的，被瑣碎的生活糾纏着，顯得心力交瘁、疲憊不堪。"（《糾纏和被糾纏》）王朔說，"就想讓老百姓做個夢玩"，"把生活中原本無意義的東西還原成無意義"。
王朔在他的《我是王朔》中，曾批評過劉震云："劉震雲給我一種特別刻薄的感覺。他把生活平庸化了，乘機他自己深刻起來。"
在我看來，王朔的戲謔與調侃背後也不乏"刻薄"，把生活與藝術平庸化，哪裏有深刻可言？實際上，王朔分明也在批評自己。
王朔看似是冷漠的、旁觀的、超然的、惡謔的。但當你注意到他的小說對生活中的痛苦觀察那麼細緻，對痛苦又格外敏感，以佯狂與佯謬的面貌示人，就會發現，其實他並非如他的人物所說："我不悲哀，樂着呢!"那樣，這種拒絕承認痛苦的表白，正是王朔心裏深藏着的痛苦。他是以否定一切虛偽價值來維繫自我的尊嚴的。骨子裏是複雜的，靈魂是豐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