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國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接受了自由民主原則，確定了憲政民主的目標。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政府在一段時期內實行某種權威式的統治，但其目的僅僅在於向憲政目標的過渡。國民黨政府在退守台灣後宣佈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戒嚴法，但畢竟沒有放棄實行憲政民主的最終目標。換句話，國民黨承認威權統治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至少是在理論上始終堅持了民主憲政的原則方向。

李登輝原本是學者，是農業專家，都快50歲了才加入國民黨，才開始從政；當他在1988年1月接替病故的蔣經國擔任總統時，既沒有自己的派系，也沒有自己的班底，和軍方更是素無淵源；在執政黨內部，實權在握的外省籍大佬不少人對他不以為然，在外部又面對民進黨的挑戰。在這樣看上去相當不利的環境下，李登輝不但坐穩了12年總統，而且還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台灣的民主轉型進行得十分平穩，既沒有發生軍事政變，更沒有爆發流血內戰，被譽為「寧靜革命」。

公開信最沉痛的一句話是，他們深感憂慮，「把一個好端端的內蒙古，生生搞成第二個新疆」。這表明，他們都知道新疆發生了什麼。他們對當局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駭人聽聞的野蠻行徑早就十分不滿了。

美國制裁中國企業能否有效遏制北京在南中國海的行動？美中兩國在南中國海的對峙是否會失控以至引爆衝突？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做文章是出於地緣戰略、國際道義和軍事成本的綜合考量，基於這些原因，中國在南中國海的立場上實際上在退縮。

《三國演義》裏寫道：諸葛亮臨終前，劉禪從成都派人詢問他，百年之後，誰可接替丞相之位？諸葛亮說蔣琬；又問，蔣琬之後誰可接替？諸葛亮說費禕；然後再問，費禕之後呢？諸葛亮沒有回答，一看已經斷氣了。其實，就算諸葛亮還沒斷氣，要他說出第三代接班人，他也說不出來。道理...

他披露，一些人承認是在按照中共的指示在批判法輪功。「我也問過一些人，你們按照你們的標準批判法輪功，那麼你們為什麼不批判基督教、佛教和道教呢？他們說，上頭就讓我們批判法輪功來着。」

當今中國，腐敗無處不在，高考領域也不例外。在中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大規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傾斜；而在錄取的時候，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的考生還要受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視，他們的考分必須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樣好的高校錄取。就在這次高考前，媒體又揭露出山東的陳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頂替上大學的醜聞，輿論為之譁然。照說，這種弊案本不難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為懲罰太輕。

這位少女舉白紙，激發了大家的靈感，於是網友們發起白紙抗爭。7月6日這一天，不少人在九龍觀塘商場聚集，大家紛紛舉起了白紙。正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一張沒寫字的白紙，代表了被禁止的口號。我們從白紙上，看到了「香港獨立」，看到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看到了港人不屈不撓的抗爭。在這裏，一個字不寫，就是寫下了一切。

《香港自治法》對相關銀行做出了限制，這一點比較厲害。當中規定，禁止為制裁對象處理任何美國管轄範圍的外匯、信貸和支付交易，這實際上將凍結這些人的財產。當中也禁止被制裁的公司和個人買賣或持有美國物業。所以，制裁範圍不僅包括他們的投資和股票，還包括他們的不動產。這對很多在美國有巨額財產或在美國置業的中共官員來講，確實是個很大的威脅。

2018年3月12日，在中國河南省安陽市的一所高中，年度性全國高考之前，學生參加宣誓大會。中國山東濟寧女子苟晶23年前高考成績被他人拿走頂替上大學的案件在經過兩個星期的網絡熱議之後終於都有了官方調查處理結果。與此同時，觀察家們注意到，中國國內乃至中國境外有...

「六四」的問題決不只是清場的問題，也決不只是執行戒嚴令的問題。因為，中共當局使用了坦克機槍等重型致命殺傷性武器。「六四」不是清場，而是屠殺。當局不但對廣場上的學生市民大開殺戒，而且還對不在現場的民眾大肆逮捕通緝關押。這就決不僅僅是清場，而是明目張胆的鎮壓。談到執行戒嚴令，且不說戒嚴令本身的非法性，問題還在於，戒嚴令只是針對「北京局部地區」，但是隨之而來的大鎮壓卻不但針對北京局部地區，而且針對全國各地，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無論沿海還是大陸，無一處倖免。

「六四」是對和平的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六四」是對中國民主轉型進程的攔腰中斷。正是「六四」，世界上才出現了名叫「中國模式」的怪胎。在中國模式下，經濟的發展非但沒有促進政治的自由民主，反倒強化了中共的一黨專制，反倒使得中共政權對普世價值更蔑視更敵視，並進而對世界和平更具威脅。

1月22日，湖北省政府啟動突發事件二級應急響應。1月23日，武漢封城。這離1月7日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相距整整兩周。這就是說，正是因為習近平1月7日的講話，中國政府錯失了防止疫情大規模擴散的時間窗口，致使疫情失控，釀成了全中國、全世界的巨大災難。對於這場全球性的大災難，習近平無疑是第一責任人。

我認為，中共現階段確實不打算武統台灣。中共現階段主要是防獨而不是促統。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每當台灣方面出現追求台獨的明顯動向，中共必定提高文攻武嚇的聲量，並向美國施壓，要美國出面叫停台獨的動向，從而避免攤牌。如果中共急於武統台灣，它就會聽任台灣人搞台獨，甚至賣個破綻，縱容你，暗中鼓勵你搞台獨，引誘你跨過紅線，然後就「師出有名」，發動武統。可是中共並沒有這麼做，可見它在現階段真的是不想武統。

2018年有美國國務院官員造訪武漢病毒所，在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該研究所存在安全隱患和管理缺陷。所以，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這個問題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實驗室泄漏。但若是病毒從實驗室泄漏而引發疫情，那無論這個病毒是人造的還是天然的，後果都是一樣的。所以，新冠病毒是人造還是天然不重要，是不是從實驗室泄漏才重要。

中共當局雖然採取了武漢封城這樣的史無前例的嚴厲手段，但與此同時仍然在瞞報數據，對外界散佈不實信息。這就嚴重地誤導了世界各國，使他們對疫情掉以輕心。正如伊朗衛生部發言人所說：「中共官方統計數據是一個慘痛的笑話，讓世界上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樣，而且死亡率還更低。」既然別的國家只能根據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因為那是唯一的數據——來推測新冠病毒的殺傷力，並據此作出自己的應對之策；因此，中國政府的瞞報和造假就給世界各國帶來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災難。

西方對中國的懷疑主要有兩點，一個是中國政府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蓄意隱瞞新冠病毒來自實驗室泄漏，這個問題一言難盡，這裏暫不展開。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政府藉助於壓制和封鎖等手段，蓄意隱瞞新冠患者和死亡的數目。因為別的國家只能根據中國政府提供的數據來準備自己的應對計劃，即便他們都知道中國政府的數據一向不可靠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既不可能深入現場調查研究，更不可能進行獨立的數據統計，中國政府的數據就是唯一的數據，再加上世衛組織一味附和。

著名人權活動家郭飛雄先生的妻子張青女士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在從昨天下午到今天的電話通話中可以明顯的聽到張青女士不斷咳嗽的聲音，話音也越來越乏力，她說正在發燒。經商議，現在通過網絡向各界師友緊急尋求藥物救濟（阿奇黴素、硫酸鋅以及羥氯喹組合），敬請各位同胞和師友...

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在2017年「追蹤薩斯源頭」演講里講到：在薩斯疫情發生之初，由於缺乏對此病的認識，最初的薩斯病人，隔離措施做的不到位，包括醫院的醫生護士，他們自身防護不到位，「最早出現聚集性爆發的是在醫院裏」。注意這句話——「最早出現聚集性爆發是醫院」。這次新冠疫情就出現了同樣的事情，也就是在醫院，最早出現聚集性爆發。發哨人艾芬就講到過這種情況。

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並不是薩斯病毒的源頭在哪裏，而是薩斯疫情是從哪裏發生的，是怎樣蔓延開來的。而這個問題本來已經很清楚。如果我們去爭論薩斯病毒的源頭在哪裏，反而會使我們模糊焦點，轉移視線，用一個不重要又一時爭不清的問題，掩蓋了、代替了薩斯疫情是從哪裏發生以及怎樣蔓延這個真正重要的、並且早已清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