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獨立時評人章立凡表示，武漢發生的這次疫情涉及到中國政府和武漢、湖北地方政府的責任。由於隱瞞疫情，欺瞞公眾，導致了疫病的大流行和向全世界傳播。所以現在中國很怕這種問責。

新華社轉發的一個微信公號的文章，叫《理直氣壯，世界應該感謝中國》。它講，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世界欠中國一個感謝。沒有中國的巨大犧牲就不可能為全世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時間窗口，是中國用一己之力打了很長時間。但現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都已經成為疫情的受害者，然後你讓這些受害者道歉。這個邏輯是怎麼來的？這其實跟在國內要大家感恩其實是同一個邏輯。

連日來，武漢紅十字會深陷輿論漩渦，其不作為、亂作為以及輿論所指的腐敗無能成為民怨的焦點。體制內慈善機構再次成為千夫所指，體制本身自然脫不了干係，武漢紅會的種種錯亂其實正是武漢政府乃至中共自上而下威權體制一個縮影。為什麼武漢紅會倉庫里的捐贈物資堆積如山，醫院...

地方官員和衛生專家——尤其是地方官員——講出這些話是有政治風險的。那為什麼他們還要講呢？我以為：第一、他們講的都是實情。第二、他們這麼講，也是自保，是不想當替罪羊，因為上面本來很可能給他們扣上「瞞報」和「主持防治工作不力」而免去職務以平民憤的。他們一講，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們不肯發佈疫情，是中央不准，不是他們不想採取得力措施，也是中央不准。這樣，上面，也就是習近平，就很難把他們當替罪羊了。

馬國強這話看上去是後悔是自責，其實他一個區區武漢市委書記哪有資格後這個悔？真正有資格後悔的該是習近平。馬國強這句話是旁敲側擊，它的弦外之音是，就是你習近平不准及時地向公眾發佈疫情，不准及時地採取重大防治措施，才導致今天的局面，你難道就不內疚不自責嗎？

假如故宮博物院院長所說屬實，「露小寶」固然沒犯錯，故宮相關部門也沒犯什麼錯，那這位院長憑什麼又要處罰副院長和保衛處處長，要對他們停職檢查呢？這不是明顯的冤假錯案嗎？由此可見，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聲明，實在是欲蓋彌彰，越抹越黑。這樣一份聲明的出籠，只說明中共官場的水太深，「露小寶」的後台太硬。

港府強推23條立法是一個極具現實性的威脅。因此，港人和關心香港命運的人應當未雨綢繆，準備好應對之策。這再次提醒我們，爭取特首與立法會的雙普選是何等重要。首先是要爭得立法會的真普選。要爭得特首的真普選很難很難，但是要爭得立法會的真普選要容易得多。因為立法會的全部普選是寫進基本法的，所以要爭取到手並不那麼困難；而一旦立法會實行了全部普選，泛民很容易贏得多數席位。這樣，港府要推行任何不得人心的法規就無法得逞了。

嚴重的問題是，如果美國無力迫使中方在政府補貼的問題上有根本性的改變，那麼，中國依然可以用不公平、不正當的方式參與競爭，依然可以彎道超車；再加上中國的低人權優勢，中國這種血汗工廠式的壞的資本主義比美國的好的資本主義更有競爭力。顯然，專制中國的經濟崛起構成的嚴峻挑戰，不是單憑加征關稅、打貿易戰就可以應對的。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美中兩國的衝突，絕不只限於經濟貿易，更表現在制度的和價值觀的巨大差異。

按中共官方的說法，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完成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這對實現中共制定的所謂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一百年目標意義重大，也意味着抓經濟將是2020年中國各級官員的首要任務。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20年新年賀詞中說衝鋒號已經吹響，號召民眾萬...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周一表示，如果美中兩國不能達成貿易協議，美國將提高對中國商品的關稅。羅斯說：「12月15日是合理的最後期限，」「如果從現在到那時什麼都沒有發生，總統已明確表示，他將加增關稅。」這就說明，當特朗普說美中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可能要等到美國大選後完成，實際上是在向中方施加壓力。另外，這也是特朗普對中國報復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一個回應。

香港明星杜汶澤揭建制派勸降邏輯，承認警暴但不止暴。美國政論家胡平近日撰文分析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把邪惡殘忍合理化，而中共正把這一模式用在鎮壓香港民眾身上。另外，網傳多個視頻顯示，圍攻香港理大的武裝人員實際上已多次使用實彈突擊步槍槍擊理大抗爭者。另外，...

中共革命之所以殘暴，那是和它狂熱信奉的思想體系即共產革命理論密切相關的。共產主義不僅僅是地獄，而且它也是天堂。人們建立共產社會，本意是在人間建立天堂。為了建立這樣一個完美的新世界，革命者就必須把一切壞的人和壞的事通通清除掉。在革命者的心目中，壞人壞事清除得越徹底，新的世界就越完美；壞人壞事清除得越迅速，完美的新世界就實現得越快。

推特上三大高手：鄧律文，胡平，許志永，近日來一致發聲，反對香港人的暴力抗爭，一起打着所謂的和理非的旗號。這三人中，鄧是公認的中共喉舌，胡平被認為是海外民運人士，許志永則被認為是中國國內著名異議人士，新公民運動的代表。這個局面清楚地表明了海內外反對派一致的迷...

不久前，美籍日裔政治學家福山在接受採訪時談到，如今，自由民主制度唯一可能的對手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中國公開宣稱中國的制度更優越，因為他們可以長期保證穩定和經濟增長，而民主卻做不到。如果再過30年，中國果然變得比美國更強大更富裕而且依然很穩定很統一，那將是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嚴峻挑戰。

就在全會閉幕的當天，新華社發表報道：習近平同志《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一書，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國發行。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所謂「中國特色」，用官方的話就是，為世界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的「中國方案」；所謂「中國之治」，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就再一次證實了我們先前的警告：共產專制下的中國崛起，是對自由民主的巨大威脅，是對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隆重推出「中國之治」，新華社歡呼，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邁向「中國之治」的更高境界。 《人民日報》斷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將為人類探索建設更好社會制度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從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成就來看，這恰恰證明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社會主義是錯誤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本身就是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一個根本否定。

歷史上，也許有的政治迫害事件比鎮反更殘暴，但不會比鎮反更背信棄義；也許有的比鎮反更背信棄義，但不會比鎮反更殘暴。作為政治迫害事件，鎮反應是背信棄義+殘暴的史上之最。這就是對鎮反運動的蓋棺定論。

1951年春，鎮反運動進入高潮。在已經捕殺了相當一批反革命之後，各大中城市又依據最新的殺、關、管計劃，在三、四月間的某一天，採取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一捕就是數千人。例如重慶的3.13大逮捕，一夜之間就抓了4000多人；上海則有4.28大逮捕，於4.27午夜之後在全上海進行了一次拉網式的突擊搜捕行動，一舉拘押了10000多人，如此等等。

所謂鎮反，實際上就是鎮壓那些早已放棄反抗並因此得到中共承諾寬大處理的國民黨政府人員，甚至包括那些得到中共承諾既往不咎、一視同仁的起義投誠人員。鎮反運動是中共出爾反爾、自食其言、背信棄義的登峰造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