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美國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到她曾經拿着那幅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前往四所北京大學，看看有多少學生認識這張照片。100個學生中，只有15個知道這張照片是1989年在北京拍攝的；不少學生認為，這是在閱兵。知道「六四」的年輕人竟然如此之少，這讓林慕蓮很驚訝。畢竟，現在是互聯網時代，信息的流動是無法阻止的。這些北京名校的大學生只要願意，他們完全有能力繞開防火長城；不過，就算他們繞開了防火長城，很多人也不去查找有關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的信息。

"六四"過去33年了。有人說，"六四"已經遠去，它已經和今天沒什麼關聯。有人說，"六四"只是中國的事，和別的國家、和世界沒什麼關聯。不對，完全不對。正相反，時間使邪惡增值，隨着歲月的流逝，"六四"的罪...

八九民運無疑是我們民族的一次高峰體驗。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從來沒有表現得那麼純真，那麼美好，那麼讓人敬佩，那麼讓人感動。可惜八九民運功虧一簣。「六四」後33年的持續高壓，導致了民族精神的可怕沉淪。「六四」屠殺摧毀了很多人對正義的信念，摧毀了他們對歷史與現實的應有的道德感。於是他們就接受了成王敗寇的邏輯，轉向對權力的崇拜。但我們仍然不應對我們的同胞失去信心。既然你曾目睹它飛掠高峰，你就該知道它不是雞，它是鷹。

金波的這種感覺對我並不陌生。我在青少年時代也有類似的感覺，一種和當下的現實不協調，游離於社會邊緣的感覺。記得在下鄉插隊當知青時，有知青朋友就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多餘的人」？「多餘的人」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塑造的一種人物形象，這種人受過很好的教育，富於理想，但是在現實中卻無法施展，在社會上找不到屬於自己的位置。那時我思考的結論是：我們是，但也不是。

現在的局面是：一方面，確實存在着強大的反對習近平的力量；但另一方面，這種反習的力量由於不能互通聲氣、互相匯合，從而形成一種可見的、現實的力量，因此還處於潛伏狀態。由於現行的體制給表達異議留下的空間極其狹小，如果反習派謹守習近平定下的那套規定，不敢越雷池一步，那麼，他們的失敗幾乎是命中注定的。

共存的前提是，普遍接種有效疫苗達到群體免疫。中國的問題，一是老年人接種率偏低，一是國產疫苗效力不高，國人普遍缺少免疫力。唯有引進更有效的疫苗並且提高疫苗接種率，中國才可以放棄動態清零，過渡到和病毒共存。鍾南山也提出，加強免疫勢在必行，建議使用異種疫苗作為序貫接種。所謂異種疫苗，就是指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即mRNA疫苗。此前中國接種的都是國產的滅活疫苗，數據表明，滅活疫苗的抗疫效力低於mRNA疫苗。

隨着上海等地連日來受疫情封城措施影響，有關"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措施比較，再度引起輿論關注。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在社交平台發文解說道："動態清零，不等於零感染，與零感染有着本質的區別。動態清零是指對於發生的新冠疫情，發現一起、消滅一起，既不讓新冠病毒在疫...

美國的博登書屋出版了《黎安友論中國》（圖書封面照片）最近，美國的博登書屋出版了《黎安友論中國》。這本書是博登書屋計劃推出的《著名西方學者當代中國研究叢書》的第一本。黎安友（英文名：Andrew J. Nathan）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也是中國人、尤其是自由...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習主席這話是發揚黨的優良傳統，表揚和自我表揚。習近平說，中國的防疫抗疫應該得金牌，那其實就是說他自己應該得金牌，因為這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這話他當然不是隨便說說。我也不認為習近平是受了蒙蔽，真以為形勢一片大好。我想他一定也聽到看到了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批評，所以他這麼說呢，也是給自己打氣。

這次上海市就提出了進口疫苗的要求，這等於承認國產疫苗不行，但不知習近平肯不肯放下身段。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最高當局的反應。畢竟，動態清零是不可持續的。當然從理論上也不排除，新冠病毒也會在不久的將來進一步弱化乃至等同於消失，但不少專家都認為新冠病毒很可能還要持續很長很長的時期；其毒性雖然會降低，但是對沒獲得免疫力的人仍然具有不小的殺傷力。如果等到哪一天，全世界都免疫了，就中國還沒有，那麻煩就大了。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李進進執筆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白皮書指出，1989年民主運動是人民和平請願活動；1989年春夏期間，北京沒有動亂；6月也沒有發生所謂的暴亂；「六四」事件的屠殺性質不容質疑。這份白皮書從法理上，對共產黨當年的誣陷、不實之辭進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駁，是海外民運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獻。

在3月14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面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發現的文檔、圖片、實物等證據，「美國駐烏克蘭使館在其網站上刪除所有相關文檔，是想要隱藏什麼？」一名BBC的記者當場反駁道，我看了美國駐烏克蘭網站，相關文檔都還在，你可以自己看一下。趙立堅無言以對，他散佈的謠言被當場揭穿。

在2月22日的一家證券公司的電話會議上，沈逸說：「我們認為，俄羅斯單方面對烏克蘭宣戰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在那時，美國政府根據它獲得的情報不斷地向世人發出警告：俄國要打烏克蘭，而且迫在眉睫。對於這些警告，中國的專家們都嗤之以鼻。金燦榮說，美國一直談論戰爭迫在眉睫，是因為美國希望歐洲亂，歐洲亂了對美國有利。沈逸則用特朗普給拜登取的外號「瞌睡喬」說，怎麼「瞌睡喬」拿出的情報那麼差勁。

1994年，尼克遜在逝世前不久說：「我們也許創造了一個弗蘭肯思坦（Frankenstein）」。《弗蘭肯思坦》是十九世紀英國詩人雪萊的夫人瑪麗.雪萊寫的一部科幻小說的名字。其內容是，一位科學家用實驗的方法製造出一個巨人，可是這個巨人最後竟要摧毀人類社會。「弗蘭肯思坦」本來是那位科學家的名字，他創造出的那個巨人本來沒有名字；可是到後來，人們都用「弗蘭肯思坦」來稱呼那個巨人。「弗蘭肯思坦」已經成為英文的一個新單詞，意思是一個最終毀了它的創造者的東西。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過女多男少的經驗，因此也有一些解決女多男少問題的方法。唯有今日中國的男多女少，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過去都沒有經驗過的。中共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除了執行手段的粗暴殘忍，單單是它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例如老齡化問題，例如光棍大軍的問題，都是不需要任何遠見卓識，單單憑常識就可以看到的問題。我注意到，對現今中國的拐賣婦女問題，莫說外國人，就連很多中國人自己，在評論時都嚴重失焦。大部分評論都只是圍繞着地方官--人販子--村民這個鏈條做文章發議論，沒有看到或者是沒有聚焦於中共當局的強制一胎化政策。

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紀律處分條例。該條例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係，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這一條還特地寫到：「利用職權、教養關係、從屬關係或者其他相類似關係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的，從重處分。」為什麼要從重處分？因為這類關係中的性行為常常暗含性侵的成分，雖然不能直接當做性侵處理，但畢竟比一般的性行為性質嚴重，所以應該從重處分。身為中共黨員，身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張高麗顯然是嚴重地違反了這條規定。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雄安封城有可能是疫情嚴重，這才導致當局十分緊張並採取封城措施。他說：「雄安新增5例，這個數據很可能是虛假不實的。實際上新增病例很可能是大大超過這個數字的。所以當局才會那麼緊張，才會把整個雄安城全部封起來。但是當局對封城秘而不宣，因為它最擔心的就是外界把中國疫情形勢估計得高了，把中國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估計得低了。所以才採取這樣一種做法。因為這種做法很顯然是因為雄安這種特殊地區的特殊地位，和北京冬奧馬上要召開有關係。

現在共產黨的大一統才是一個危害，它是強調用一個東西把所有東西都籠住，一國之下沒有多制，一體之下沒有多元。在五十年代，中共不是有個十七條協議嗎？說是要尊重藏人的自主，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共產黨就知道，要把西藏納入中國的版圖，就要尊重別人的自主性。包括人家的社會生活方式，人家的政治制度，不要輕易去改變它。但中共後來破壞了這一點，踐踏了十七條協議。

毫無疑問，在蘇聯的轉型與解體過程中，戈爾巴喬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一口咬定，蘇聯就是讓戈爾巴喬夫給整垮的。他們說，共產黨國家，像蘇聯，除了共產黨自己能夠整垮自己，其他誰能整垮它？這話當然不對。說起共產黨整共產黨，共產黨自己整自己，誰能比得過斯大林、毛澤東呢？斯大林搞肅反，毛澤東搞文革，多少共產黨的老幹部被整得死於非命，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