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有一個群體：他們遭受迫害的時間最早，受迫害所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更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這個群體就是地主和富農。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我們還必須提到地富的子女。儘管在毛時代，家庭出身歧視是一個普遍現象，但其間仍有輕重之分。身在農村的地富子女無疑是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後被「接班頂替」，淪為專政對象，其悲慘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專政對象。各種好事，如升學、招工、參軍、提干，統統沒有他們的份。他們和別的農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樣的過錯則罪加一等。在婚姻問題上更是備受歧視，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結實又能幹，卻老是娶不着媳婦，只好長期打光棍。在各種二代中·，地富二代身處最下層。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改革開放後的農村，最先富起來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農的後代。
上海學者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里寫道，他沿着黃河考察，發現，在農村，先富起來的人，主要是地富後代。
曹錦清寫道：「鄉村地主之子代，或孫代，在集體化時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壓制。在農村改革開放浪潮中，這些絕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孫在工商領域裏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與他們的那個階級出身的人數比起來，有一個相當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帶調查時已發現這一現象，如今在北方農村再次聽到這一情況。這在全國範圍內是不是一個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現象呢？如果是一個普遍現象，就必然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原因；這或許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對改變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會地位，有着更強烈的衝動。改革開放雖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與經濟機會，但他們更早、也更強烈地利用這一機會。二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在城市裏有較多的可資利用的社會關係。缺少可資利用的城市社會關係資源的村民，單憑自己的努力，是難以在工商領域內發跡的，這是一個普通農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頁）
我們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寫土改的紅色經典是作家周立波寫於1948年的《暴風驟雨》。這部小說描寫了東北一個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過程。半個多世紀後的2004年，兩位紀錄片導演蔣樾和段錦川，到小說《暴風驟雨》的原型黑龍江尚志縣元寶屯，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在第二年《雲之南》紀錄片影像展推出。紀錄片講述了元寶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變遷。有一處，畫外音說：「從1984年開始，元寶村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給了農民。經過20年的發展，當年那些地主富農的後代，將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買，又將土地重新慢慢歸攏起來，形成了產糧大戶。」在紀錄片裡，元寶村現任黨支部書記張寶金說：現在幹得好的那些大戶，還是原先那些成分不好的（即地富），乾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還是中農成分的，也有咱貧下中農，可是比較少。（轉引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郭建教授《五部〈暴風驟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頁。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2019年）
西方學術界也注意到這一現象。
2020年9月17日，《經濟學人》發表文章稱地主後代收復失地（）。文章說，在毛時代進行了歷史上最徹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給貧窮的農民，數十萬地主被殺害。在很長一段時期，地主的後代接受教育的機會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後來發生了逆轉。根據一個國際學術團體收集的數據，後來，老精英們的後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產黨員的收入還高。研究人員發現，與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的後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孫子們更有進取心，工作時間更長。雖然精英階層的資本在70年前被摧毀，但他們的社會資本卻經久不衰。
我當過知青，我也問過當過知青的一些朋友，在當年插隊落戶的地方，後來是哪些人富起來了。回答幾乎一樣，都說是地主後代富起來的占很高比例。其實用不着我們現在去詢問，就憑當年我們的印象我們幾乎就可以推斷，那些地主後代多半——當然不是全部——會是先富起來的一批，因為在當年我們就發現他們多半比別人更勤勞更能幹。
為什麼深受壓迫的地主後代能夠收復失地？按照曹錦清和BBC報道中學者的分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較好的社會關係。
我認為這兩個原因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先說家庭教育，在毛時代，有幾個地主敢在家裏實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幾個地主在子女面前還有家長的威信？再說社會關係，較好的社會關係並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較好社會關係的地主家庭，由於在毛時代的政治環境下，這種關係是被壓抑因而很淡薄很疏離，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後未必馬上就變得很熱絡很有力，因此對地主後代的幫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來，地主後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應歸功於基因遺傳的力量。中共統治中國這幾十年，好比做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大實驗，其時間之長，樣本之多，邊界條件之確定，都使得其結果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威性。地主後代這個群體，受到了長達30年的打壓，外部環境之惡劣超過任何其他群體。然而一旦他們獲得了和其他群體同等的機會，便立刻脫穎而出。這證明了基因遺傳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紅衛兵提出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批為反動的血統論。一時間聲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說，現在看來，這副對聯其實沒錯啊。不對，這副對聯確實是錯的。因為這副對聯強調的並不是先天的遺傳，而是後天的影響。因為革命和反動是政治理念的問題，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後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遺傳的。現在愛說紅色基因，但我們知道，紅色不是基因，沒有紅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遺傳的，但人的政治觀點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遺傳的。「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話，說的是父與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說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體貌，可以遺傳，但不是說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遺傳。這一點是需要說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