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爆發60周年，也是文革元年——1966年領袖檢閱上千萬「紅衛兵」驚世駭俗之舉60年。當年的《人民日報》對每次「閱紅」至少連續報道4天，足見重視程度。親身參與採訪的記者，算得上躬逢其盛嗎？
1966年8月18日首次檢閱紅衛兵時的場面，照片中的人群來自北京大學，他們簇擁聶元梓等7人簽名的大字報接受毛澤東主席檢閱。人民日報記者王景仁攝
1.林晰前輩感悟的「缺失」是什麼
檢閱紅衛兵首月即「紅八月」剛剛結束，9月3日，報社「文革小組」編印的活頁《文化革命動態》記載：「最近，報社廣大革命職工就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和進一步貫徹十六條的問題紛紛進行了學習討論」，「同志們稱讚廣大紅衛兵充當了這個運動的急先鋒，說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雖然不久，但卻無堅不摧，震撼了整個舊世界」。
如此盛讚，當然是要與報道「檢閱紅衛兵」相匹配的，那些報道白紙黑字，肯定是「重頭戲」，但又是有套路、有框架的——極力推崇個人崇拜，將成就歸功於一人。在嚴格的「程序」和框架內，奉命撰寫「閱紅」報道的記者不敢越雷池一步，除歌頌之外不能多置一詞。
「閱紅」報道是怎麼采寫出來的。親身經歷的老資格記者林晰留下了若干文字記述：
每一次領袖檢閱紅衛兵之後，我們要連夜趕寫第二天見報的長篇通訊，執筆的人也無不對毛充滿了淳樸的感情，否則這種歌功頌德的文章怎麼寫得出來呢？這種寫作往往是由記者分頭寫自己採訪的一個片段，然後有幾個人統一串在一起，形成一篇長文，我是這幾個人中的一位，往往要工作到天亮。
他寫道，若干年之後，特別是離休之後，回顧幾十年往事，「才感到自己曾經幹過許多愚蠢的事」。
身為當事人，他落筆寫了一些檢閱紅衛兵的文字，有登上報紙的，也有記載於回憶錄的。他對筆者說，記下來的太少了，是明顯的缺失——一個記者的缺失。
林晰回憶錄《幸運煩惱同在》扉頁
林晰前輩為何有如此感慨？做一番比較才發現，他的一些同事也采寫了「閱紅」報道，除了報紙刊登出來那幾行難以查考作者名字的頌揚文字，他們沒有為歲月留痕，哪怕是留下不多的記述——這些文字要經得起時光檢驗的。
唐平鑄是當時的人民日報代總編輯，兩個兒子唐炎明、唐亞明完成了對父親的長篇著述《唐平鑄文革實錄》，其中記錄了一句話：「有個闖進人民日報的紅衛兵高興地說，讓全中國上千萬的紅衛兵白吃白住，白坐車，這得有多大氣魄！……誰能想得出這個。」這段話可能引自唐平鑄所述，現在看來，能留下這點滴記錄也很好了！
這樣的記述，在今天往往要通過沙裏淘金般的努力去發掘和收集，哪怕是片言隻語，也可以作為窺全豹之一斑。
1966年10月5日的天安門廣場李振盛攝，取自他的著作《紅色新聞兵》。
接待紅衛兵總站站長呂鴻心痛的地方
今天的人們很難理解，那年8月到11月，上千萬大中學生和學校的老師，免費乘坐火車從各地來到北京，免費食宿，還有專門組織安排他們遊行、等待覲見，只為這千年一回的際遇。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師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革命運動的通知》，明令開展全國性「大串聯」——這是一個特有的「文革詞彙」。
確切的統計是沒有的。「閱紅」4個月，耗費了巨大的國家資源、民眾財力，卻是為了推動「文革」這樣一場民族災難。
當年置身於「檢閱紅衛兵」隊列里、今日已經白髮滿頭的人們，其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價，有些人帶有一生傷痛，還有若干人在這個過程中付出了生命，對這些人的名字，看來歷史已經失於記載。
對這個情況，當年檢閱紅衛兵的重要組織者呂鴻寫有專門的回憶文章，他寫道:「令人痛心的是，在大串聯、大接見中，總是出現一些傷亡事故，特別是在大接見中，由於人們都希望更近一點看到毛主席。而不顧一切地向前擁擠，結果使一些年幼體弱的學生被擠倒擠傷，甚至個別的死亡。」
呂鴻寫道：大檢閱中，「有由於擁擠被擠倒擠傷致殘，甚至當場死亡的;也有南方來的紅衛兵小將。由於來時衣着單薄，在途中凍傷凍死的。」
他還寫道，「閱紅」中的傷亡發生後，他代表國務院和北京市委去看望在廣場檢閱中因傷殘住院的學生，「看到這些因傷截肢的少男少女，我的心疼得都要碎裂了。但這些受傷的少男少女們，不但沒有一點怨憂之意，相反地還興高采烈地大談參加文化大革命受毛主席接見的光榮。」（呂鴻《我任紅衛兵接待總站站長的日子》，見<炎黃春秋雜誌>1989年第12期）
呂鴻（1915—2022）原名呂儒琦，湖北武昌人，1915年11月生，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9月參加八路軍，1938年11月入黨，先後擔任八路軍115師連文化教員、支隊宣傳科科長。該部挺進山東後任教導團政委；冀魯豫軍區隨營學校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中，他是晉冀魯豫野戰軍11縱31旅政治部主任，二野17軍49師政治部主任、師副政委、政委，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後任武漢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國防部六院政治部主任。「文革」全面爆發前改組北京市委時調任北京市委第一副秘書長，由此成為首都接待紅衛兵總站負責人，經歷了「檢閱紅衛兵」的全過程。後來他返回部隊，曾任總參政治部副主任、總參紀委副書記。2022年6月於北京逝世，享年107歲。
一張「檢閱紅衛兵」的宣傳畫
3張輝燦的歷史記述
可與呂鴻記述並稱的是張輝燦口述、慕安整理的文章《《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內情》，這篇萬字文章刊於《炎黃春秋》雜誌2006年第4期》。作者是當時總參作戰部參謀，參與組織紅衛兵遊行和集會的全部過程。
檢閱紅衛兵的集會和遊行，是由擔任「首都工作組」組長的周恩來負責的。在這個工作組下，設立了8個聯合指揮所，簡稱「八大聯指」，由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具體指揮。其中通過「部隊組」調動衛戍區部隊參與維持遊行和集會秩序。
這年10月18日第5次檢閱，採用紅衛兵列隊主要大道兩邊，毛澤東乘車駛過的方式檢閱。此次受閱紅衛兵達150萬人，為維持秩序，「北京衛戍區4個師中的機動兵力全用上還不夠，又從駐京軍兵種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966年10月18日，北京東三環大街，紅衛兵列隊道路兩旁等待毛澤東接見，坐在前面的是維持秩序的軍人（圖片引自陸偉國《六十年代的中國人民大學》書稿）
張輝燦敘述說，即便這樣，還是出現了險情。當檢閱車隊西進到大鐘寺東側時，數百名紅衛兵蜂擁而上，圍堵了主席座車。這時，衛戍區在北太平莊的4個機動連迅速趕到，化險為夷。
張輝燦記錄了檢閱紅衛兵中發生的傷亡。11月26日最後一次檢閱，數十萬紅衛兵安排在北京西郊機場等候，待檢閱車離去，散場時的紅衛兵發生了踩踏，死數人，傷十幾人。
事後，張輝燦受命，為檢閱紅衛兵過程「撰寫了一個很長的總結報告」，「報總理並轉報主席」。看來這個報告就是他日後作長篇口述的基礎。這篇文章最後寫道：「接見近1200萬紅衛兵，消耗的財力物力無計其數，負面影響不可估量。」
呂鴻和張輝燦的回顧文章，是了解「檢閱紅衛兵」的重要文獻。
檢閱紅衛兵的個人微記錄也是歷史的一個畫面
檢閱紅衛兵達到千萬人規模，世間空前，內情曲折，非若干篇萬字文章所能詳述。從決策指揮層面像呂鴻、張輝燦這樣寫下親歷所知固然難得，眾多親歷者留下個人記錄同樣是歷史的佐證，有益於當今和此後的認識。簡言之，寫下來就是朝着真相邁進一步。
記錄歷史就是面對歲月河流的吟唱，有曲調之分，既有黃鐘大呂，震撼人心，也要有江南絲竹，絲絲入扣。記述歷史需要細節，將個人經歷匯集起來構成完整畫面，那就是歷史。
筆者前次文稿推出之後，有友人孫偉林發來一段檢閱紅衛兵的回憶，徵得他的同意，引錄如下：
當時每年「十一」廣場上都要舉花組字組標語圖案，通常都由小學生來承擔。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我正在天安門廣場組字。
我當年12歲，站在廣場最前列舉花組圖案花邊。
這次國慶遊行比較特殊，「文革」爆發後學校校長靠邊站了，進校的工作組「犯錯誤」，於是紅衛兵掌權，所以這次「十一」遊行由上級指揮部直接召集相關小學紅衛兵頭頭開會，直接交付排練和到時候正式列隊組標語組花邊。
以往的國慶遊行照例是100分鐘，但是1966年國慶正逢檢閱紅衛兵高潮，工農兵遊行隊伍加上各地紅衛兵，從上午10時開始一直走到下午4時才結束。
按規定，組字的中小學生清晨5時前進入廣場。但當時我們這些小學生也是革命熱情上頭，頭天晚上9夜我帶隊從學校出發，步行兩個多小時，12點前到達天安門廣場。
因為年齡小沒經驗，我和同學們在廣場水泥地上坐了一夜，到夜晚很冷，沒有食物供應，到早晨就餓了。第二天，我們在曝曬下舉花組圖，半天多下來精疲力盡。我身在紅海洋中無論怎麼念毛主席語錄，也無法產生「精神原子彈」消除飢餓和疲憊。
下午4時，最後的檢閱隊伍走過天安門。按照排練規定，這時小學生們歡呼着奔向金水橋。
我歡呼着奔向金水橋是拼了小命的。
我沖在最前面必須快跑，必須沖在最前面。要跑到最前面去看看毛主席。
快跑到金水橋了，我的體力幾乎全部用盡了，眼看要跌倒了，身前的一個值勤解放軍跑來，一把抱起我扛在肩上。人群從身邊涌了過去。
我要感謝這位解放軍，他抱起我，免除了一場災難。
1966年檢閱紅衛兵宣傳畫
有一位署名「牧童」的讀者發來他記憶的一段往事：
1966年11月26日，毛澤東和林彪第8次檢閱紅衛兵，把我們安排在西郊機場。早上5點起床，洗漱完畢，吃完早餐，在食堂領了饅頭雞蛋，然後整隊從北京工業學院出發前往西郊機場。到了機場，在機場跑道邊坐好，前邊三排是解放軍，宣佈紀律:毛主席車來的時候大家原地坐好，不要站起來。
下午4時許，人群開始騷動。一輛開道吉普從我們前面駛過，這時人們紛紛站立起來，解放軍極力勸大家坐下，但是沒人理會。很快，人群向主席座車駛來的方向涌去，解放軍也攔不住，這時，主席的車加快了速度，很快駛過隊伍，許多人還沒有看清主席，就把機場塔台圍住反覆高喊:我們要見毛主席！
我看到這混亂的場面，心裏想到，毛主席絕不會再出來了，就一個人默默地走回北工院……
20世紀80年代擔任人民日報工商部主任的林晰
默默感嘆消失的記憶和記錄
毋庸置疑，對當年「閱紅」經歷留下最多記述的當屬彼時的紅衛兵們。如上所述，即便是小學生，也有人寫下了自己的深刻記憶。林晰前輩感到遺憾的是，很少讀到當年同事寫下的「檢閱紅衛兵」記事。
這些當年同事，有的上了天安門，聽到了檢閱者的對話；有的在城樓下和紅衛兵比肩而立，感受到他們的狂熱和悲喜。他們有條件看到了大事件發生的那一刻，或是讀到了重要的文獻。這些，是不是被輕輕放過了？
延伸下來說，像「檢閱紅衛兵」這樣的曠世之舉，在今天還缺乏系統的、有較多數據支撐、包括了一系列細節的記述。這個責任，已經從前人轉肩給今天的人們了。
一個民族需要記憶，新聞記者就是記憶的執筆人。留下記錄是盡到了努力，缺失記錄是對歷史失責。
（2026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