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年自然災害」以後，農業生產逐步有些恢復，城市生活的緊張情況也得到了緩解。但是好比一個人生了一場大病，剛剛恢復時，是沒有精神的，也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有健康的生活。所以60年代就感覺到一種迷茫的情緒，要不要做事情，能不能做事情？有的事情想要做也不敢做，怕越做越多錯誤。大家講話也非常謹慎，不談國事，更不談世界。想不到到了1966年下半年，又開始了一場新的大動亂——一場人為創造的、自上而下指導的大動亂。
文化大革命發生前夕，我們這些在政府機構（文字改革委員會——編注）工作的人員，每天奉命準時上班，上班就學習政治文件。有一天，學習空氣特別嚴肅，學習什麼呢？學習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這篇社論實際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篇社論中大罵兩種人：一種是教授，一種是工程師。第二天，繼續學習社論，也是如此，繼續罵教授，罵工程師。這是要幹什麼呢？大家惶惶如也，不知道究竟怎麼回事。到第三天，這個社論的口氣就轉變了，不再罵教授，不再罵工程師了。罵什麼呢？罵「反動學術權威」。隔了若干天以後，才有人告訴我說，由於《人民日報》反對、大罵、攻擊教授和工程師，引起國際上的強烈的不安和反對。所以第三天的社論口氣就改掉了，改為「反動學術權威」——實際指的還是教授和工程師。既然「學術權威」是「反動」的，那中國政府加以反對，國際社會就不好批評了。後來，這個反對的對象改變了，重點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了，重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當時，壞人被清楚地歸納成「地富反壞右」，即「黑五類」。這個時候呢，「黑五類」的構成有所改變，因為地主都被打倒了，「走資派」就變成第一類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頭一兩年，我還是繼續準時上班、學習，但不做任何業務工作了。下午很早就下班回家休息了，沒有事情好做，只感覺到惶惶如也。大概到第三年，情況就越來越緊張了，開始設置「牛棚」。這個牛棚是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我們單位有三間大屋子，原來是汽車庫房，就把這三間汽車庫房收拾一下，放了很多張床，就成了「牛棚」，把「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等多種壞分子，都關押在這個地方，不許他們住在家裏。住在裏面，每天學習，每天勞動。我是屬於「反動學術權威」，所以也搬進去了。在我們單位，我們單位的領導吳玉章、胡愈之沒有被關到這裏面。第三位是秘書長葉籟士，是「走資派」就被關在這裏面了。「反動學術權威」呢，包括倪海曙、林漢達和我三個人。此外，我們單位當時七十幾個人，其中被劃為「黑幫」的有二十幾個，這些人全部被關在這個「牛棚」里。
「牛棚」的生活大概是這樣，上午主要學習《毛主席語錄》。這本語錄大概是中央文革小組發下來，可以說是一種高級的語錄，是油印的，字很大——有點像四號字這樣子。大本的，有好多本，不是一本兩本。主要是自學，自己看，不許做筆記，也不能帶回家，看完之後要上交。學這個《毛主席語錄》，倒的確使我開了眼界了，讓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講話。
除了學習，還得勞動。勞動就是去掃地、拔草、搬垃圾，諸如此類的勞動，不算很重。每天吃飯都得排隊，無論早飯、中飯，還是晚飯。因為我們是「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所以要讓其他人排在前面，讓他們先打飯。住在「牛棚」里，起初管理比較松，每個禮拜六可以回家住，禮拜天上午再回到「牛棚」。但是回家是有任務的，什麼任務呢？繼續「破四舊」。
二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把「破四舊」作為一個重點工作。那時我住在沙灘后街，這裏住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文改會的人沒有什麼增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相關的人，越來越多。「破四舊」的時候是雷厲風行的，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而且不斷聽大報告。報告中表揚有些「破四舊」做得好的，就是把家裏面的舊的東西都清除掉。所有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有關聯的東西，包括從前的文憑、證件、大學聘書、照片，都要燒掉。有的人甚至把祖上傳下來的家具也拿來砸掉。不許留外幣、白銀、黃金，等等。舊的線裝書也是「四舊」。我以前把很多書放在單位的一個小房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我們是「黑幫」，就不能去辦公了，辦公室就不能再放東西。於是我們的書也只好出售。起初出售，價格還是不錯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這些「黑幫」的工資就減少下來，起初大概是減掉一半，後來越減越少，最後減到我一個月只有35塊錢。這35塊錢還得扣除需要上交的各種費用——具體我記不清楚，反正是沒有錢吃飯了。我奉命「破四舊」，把從前的文憑、獎狀、獎章以及有關資本主義的著作，一樣一樣都毀掉。有很大的爐子，把這些舊書燒掉。我的太太張允和，她是搞歷史的，她有一部《二十四史》，就賣給了舊書店——舊書店的人到我們大院裏一家一家地收舊書，一部《二十四史》賣了多少錢呢？賣14塊人民幣。收舊書的人已經很客氣了，否則要論斤稱，大概只能給7塊錢也賣不上。
當時舊書店的人可以隨便跑到你家裏來，隨意看你的舊東西，「破四舊」嘛。他看到我有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就說：「你這個也是『四舊』呵。」我說：「好，這是『四舊』。」我笑笑。這個舊書店的人對我們還是友好的，他說：「你這個書呵，倒有人要，我給你聯繫一下，假如能夠賣掉呢，你還可以拿幾個錢，否則『破四舊』都燒掉了或丟掉了，也很可惜的。」我就說好。不久呢，他告訴我，有一所學校或是圖書館，要這個書，而且給的錢並不少，500元人民幣。當時500元是一個大數目，而我們那個時候正好缺少錢用。我說好，就賣給他們了。500元人民幣，這是「破四舊」能賣掉的東西中價格最高的了。
張允和喜歡崑曲，她拍了很多崑曲照片。同時我們家裏還存有很多老照片，雖然數目不多，可是保留了一些古代的東西，比如我很小時候跟我父母在一起拍的照片、張允和小時候的照片、張允和父母的照片。這些我們不捨得「破」。不捨得「破」不行，形勢越來越緊張，已經有人因「破四舊」不徹底，而變成鬥爭對象了。被鬥爭之後，那「破」起來是更厲害了。
「破四舊」的時候，我們這些被點名的「黑幫」，已經不敢隨便出去看朋友了。我家裏除了我的書，還有朋友的書。朋友的書怎麼辦呢？我隨便把它「破」掉了，將來沒有辦法還人家。其中有一部書，是林漢達借給我的，《世界美術全集》，都是世界名畫的照片，這部書是很名貴的。我想這部書若被我搞掉了，我對不住他，我還是先還給他。一打聽呢，他們家因為孤零零住在他自己買的房子裏，暫時還沒有事——我們家那一帶「破四舊」鬧得很厲害。於是我就在晚上想辦法偷偷帶了這部書去還他。我還書回來，覺得心裏踏實了，做了一件好事情。想不到，第二天，造反派就到了他們家。林漢達是我們單位的，可是他的兒子或是什麼人是另外一個單位的，而這個單位好像跟一個家具廠有關係，大概是這個工廠里的人來「破四舊」。所以說，當時你自己不「破」呢，造反派就會跑到你家裏來幫你「破」。這些人到他家裏「破四舊」，一翻翻到這一部書，哈，這還了得，把「黃色書籍」藏在家裏！他們就把這部書帶走了，「破」掉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兩天，由於隱藏「黃色書籍」，那個單位把他抓去開鬥爭會。這樣，我就很後悔了。因為我們單位的造反派到我家裏來「破四舊」時，他們搜查的都是中文書，看到外文書，一概不動。所以我家裏的外文書一本都沒有動，有許多洋文書我還保留了下來。而他因為這本書卻吃了苦頭。據說，拉他去鬥爭的時候，讓他向群眾下跪，跪着交代。
我們的親戚朋友家，幾乎沒有一家不被造反派「破四舊」的。比如沈從文家，他的書是特別多，就被搞光了。書搞光後，就把沈從文一家集中在他們以前存書的一間小房間裏，一家人住在原來的小書房裏。
還有袁二姐家。袁二姐名字叫敏宣。這個袁敏宣崑曲唱得非常好，受過很好的教育。雖然沒有大學畢業，她進過大學，會英文、德文，崑曲唱得特別好，會畫畫、會寫字，真是一個女才子。以前的慣例，有才能的女子結婚之後是不工作的。她跟張允和都在崑曲研習社，是好朋友，好搭檔。她的丈夫叫胡仙洲，很有錢。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她的鄰居有一個小學校長，不多幾天就自殺了。這是他們胡同里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她不知道怎麼辦，就到我們家來，問文化大革命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那個人要自殺？因為報上這些文章看起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呀，對她毫無影響。
這個時候全國都停下來不做工作，除了農民種田、工人做工，及極少數地方之外，其他學校、研究所、政府機關統統停下來不做工作了。這是全世界沒有的。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命令叫全國停下來不做工作，這是前無古人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們覺得即使想讀書無法安心，研究工作根本不能做，雖然時間還是有的，做研究工作就很困難了。比如說，北京圖書館——當時在北海旁邊，這個時候借書就有困難了。我們家在沙灘，跟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很近，我常常散步就去那邊借書。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裏借書就緊張了，有限制。只能借你專業的書，別的專業的書不能借。比如我的專業是語言學，只能借語言學的書。有一次我去借一本莎士比亞的書，叫作《威尼斯商人》，很有名的，英文叫Merchant of Venice。這本書是用英國的所謂「基本英語」寫的，「基本英語」里就沒有「Merchant」這個詞，就用「Trader」這個詞代替「Merchant」。我要借這本書，圖書館說不能借，你是語言學專業，這本書是文學的。我只好解釋我為什麼要借這本書呢。我說，這本書是用基本英語寫的，我是研究基本漢語的，想要參考基本英語的一些特點。我告訴他，基本英語裏沒有「Merchant」這個字，所以改用了「Trader」，這就說明它不是普通的文學書，它是跟語言學有關係的。我好不容易跟他講了半天，他總算給我面子，借給我了。所以說，這個時候想做學術研究，已經受很大的限制了。
後來我就明白了，從「反右」開始，是一步一步壓制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策略叫「利用、限制、改造」。限制就是這樣子：不許你隨便做研究工作；不許你寫文章；不許你藏書——不許你藏外國的書，也不許你藏古代的書。諸如此類都是限制。「破四舊」當中，特別在我們這種單位里，主要是破知識的「四舊」，毀掉你的書是一個重要的手段。
三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不辦公了，研究也不能做了，而且情緒也很不安定，每天都好像是在大風大浪中。因此我空閒下來，同張允和去看看袁二姐。
袁二姐是一個能說會道的人，跟她聊天是非常有趣。在她家裏聊天時，胡仙洲不太參與我們的談話。每天六點鐘吃了晚飯——我們吃晚飯都很早——之後，我們就到景山公園去散步，胡仙洲也去散步，所以我們就成了散步的朋友了。散步的時候還碰到另外一個朋友，這個人是一個工程師，曾在歐洲讀書的。可是這個時候，他衣服穿得非常土，一身土樣子，生活習慣也很土，顯得非常有趣。比如說，我們在公園裏散步，累了就在椅子上坐會。他不坐椅子，而蹲在地上——不是坐在地上，是蹲下來，拿一條腿蜷着，另一條腿站着，這有點像公園裏的仙鶴。仙鶴休息的時候，把一條腿彎起來，藏到羽毛里，只用一條腿站着。後來我注意到，北京鄉下的很多人也是這樣休息的：不坐地上，因為地上很髒；也不坐凳子，從小家裏不一定有凳子。你怎麼也看不出，這個人是一個很好的工程師。在這個無心做事、無事可做的短暫時期，每天跟胡仙洲以及這一位看起來土裏土氣的高級工程師在一起，在景山公園散步休息，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胡仙洲也是一個工程師，而且他的知識非常廣博。他看的主要都是德文書，每次他讀到一些趣聞，就講給我們聽。比如，印度尼西亞蛇很多，有種蛇喜歡吃豬，一隻小豬蛇一口就吞進去了。那麼怎麼辦呢？農民就把一隻小豬放在木棍做的籠子裏，蛇進去之後，把小豬吞到肚子裏，蛇的肚子就變得非常大。蛇頭可以從這個籠子裏鑽出來了，但肚子卻鑽不出來，怎樣扭動不行，也縮不回去。於是主人第二天就能將這條蛇抓到，將小豬從蛇肚子裏剖出來——當然死掉了，但是照樣可以吃。這是一種捉蛇的方法。後來方法更進步了。農民知道蛇喜歡吃雞蛋，就做了許多木頭的「雞蛋」——將打碎的雞蛋塗在木頭上，放在籠子裏。蛇進去了就吃雞蛋，貪心不足拼命吃，它的肚子就漲大了，跑不出來了。而且蛇吞了這些「雞蛋」在肚子裏，就想把它絞碎，但木頭雞蛋怎麼絞絞不碎，結果蛇就脹死了。用這個方法捉蛇更方便。
印尼這個地方，鱷魚很多，而且鱷魚吃小孩、吃狗、吃雞。鱷魚有個奇怪的習慣，它在哪裏上岸呢，也從哪裏下水。它經過的地方痕跡是很清楚的。於是，農民就等這個鱷魚上岸，在它要經過的地方插上鋒利的小刀。鱷魚上岸偷吃了雞之後，回去還從原來這條路上走，結果肚子就被劃開了，還沒有到水邊呢，鱷魚就死了。當地人用這種方法來捉鱷魚。
每天傍晚，我們在景山公園談得非常開心，不談政治，不談文化大革命。外面文化大革命是鬧得越來越厲害，我們不談，我們談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是好景不長，造反派越鬧越厲害了。造反派就到胡仙洲、袁二姐家去造反了。這個造反的具體情景，我們沒有看到，我們只是聽到他們家發生了大問題，不敢再去看他們了，因為我們住的地方形勢也緊張起來了。後來才知道，當時造反派到他們家，把所有東西，能打爛的打爛，值錢的都拿走。造反派懷疑他們地板下藏了好東西，因為他們住的房子很講究。袁二姐的父親是在清朝做大官的，叫袁勵准。袁勵准題寫的匾額，今天在頤和園的聽鸝館中還可以看到。袁勵准做過宣統皇帝的老師，常州人，是我的老鄉，可能還有點遠親關係。袁二姐是生長在北京的，北京話自然講得非常好。他們家被抄得非常厲害，地板都被掘開了，房子被砸得一塌糊塗。搞完以後呢，他們家有一個小房間，本來是放柴火的，造反派就讓他們一家人住在那個房間裏，其他房間留給造反派住。
不僅如此，還把胡仙洲抓走了。不到一個禮拜，通知他們家說，人死掉了。後來才知道大概情況。他有嚴重的糖尿病，在家的時候不敢吃米飯、饅頭，只能吃窩窩頭、玉米粥。同時他自己準備了藥，必要時可以自己治療病情。他被抓走之後，造反派鬥爭他，把他關在一個茅房裏。糖尿病發作起來就沒有辦法控制了，再加上被打得很厲害，很快他就死掉了。他雖然有糖尿病，但原來身體還是很正常的，真是悲慘。這件事情一直到「四人幫」倒台之後，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才給他平反。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袁二姐住在一個破爛的房間裏，我們去看她。她還是那麼樂觀，依舊談笑風生，非常有趣，而且她講的笑話，文化水平也很高的。後來，她生病無人照顧，就死了。她的年齡比張允和還小，比我小更多了。她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女才子，她的死很可惜。
談到袁二姐，我們就一定會想起袁二姐的一個侄女兒。袁二姐跟她的一個弟弟住一起，他們的房子很大，有好多進，袁二姐是住在其中最好的一進。她的弟弟和弟媳，還有兩三個女兒，住在前面一進。這幾個女孩子都長得很漂亮，有的讀小學，有的讀初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當時的教育告訴她們，她們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這個成分太壞了，說一定要改變成分。怎麼改變成分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下農村去勞動。其中有一個——可能是第三個女兒，當時是初中生，下農村之後，很快就嫁給了一個農民。她當時很高興，以為嫁給農民之後身份就改了，就是國家的主人了，就不是反動階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悲劇就發生了。這個漂亮的姑娘嫁了之後，生了一個孩子。一個是城裏的閨閣千金，父親是在大學裏教書的；而另一個是農民，沒有文化的，家庭很窮。這就發生矛盾了，我們不斷聽到這個矛盾和不幸。後來究竟什麼樣子，是否離婚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非常不愉快。像這樣的事情很普遍，不是一個兩個。
跟這個小姑娘境遇相同的，還有我們的一位老朋友。所謂「老朋友」，因為他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叫許潛庵（許實貞）。許潛庵的孫女兒，也是這個年齡，大概剛剛進初中的樣子。她不是自願下農村的，是被迫下農村。她去的農村更遠了，下到東北，大概是黑龍江。許潛庵在這個孫女兒去的時候，就關照她，無論如何也不能在鄉下結婚，終身不嫁也可以。這個孫女兒就聽了這句話，怎麼樣也不結婚。後來打倒「四人幫」之後，政策改變了，她也被放回來了，今天過得很好。這兩個人是兩種結果。當時許潛庵這位老先生，叫他孫女兒一定要回來，不能嫁給農民，這個話在當時被認為是「反革命言論」，假如被造反派知道了是不得了的。
四
這時，紅衛兵的風潮鬧得越來越大。我們單位很快也組織了自己的紅衛兵。後來我才知道，每個單位一定要自己組織紅衛兵，才能夠防止外面的紅衛兵、假紅衛兵、非紅衛兵到本單位來抄家。來抄家的，許多都是搶砸東西。自己組織紅衛兵，自己造反，某種程度上保護了本單位的「黑幫」人物。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大字報越貼越多。起初在禮堂里貼，後來貼到禮堂、大院外面的牆上。那麼大的北京大學舊址，大院裏整個都貼滿了，就貼到大門外面去。不僅我們一個單位，所有單位都是這樣，都是在本單位的牆貼滿之後，再貼到馬路上去。以我們單位來講呢，往西往北，一直貼到動物園。比動物園更遠的地方有沒有貼，我不知道。這個大字報講什麼呢？就是罵人，罵「走資派」，罵「反動學術權威」，罵「地富反壞右」。我是我們單位的「反動學術權威」之一，當然是批判對象。每一幅大字報上都有我們的名字，用黑墨水寫的，上面用紅墨水打一個叉叉，說明這是反動人物，有的時候把你的姓名顛倒起來寫。
這時候，我被關在「牛棚」里。我的愛人也不敢住在家裏，因為是反動分子家庭，誰都可以來打擊你，來打你的門，把你的門窗弄破，把你窗外的種的東西一概搞爛。這還不算，有時還半夜裏衝到你家裏來打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她就不敢住在家裏了。我的兒子和兒媳婦在中國科學院，住在中關村。我們這邊搞得很熱鬧的時候，他們那邊比較冷清。我的愛人就到兒子、兒媳婦那裏去住一陣。我的孫女兒剛剛上小學不久，我的愛人就陪她到動物園去玩，因為中關村到動物園不是太遠。她們到動物園，一看也有大字報，貼滿了。當中有我們單位的大字報，我的名字被打了一個叉叉。孫女兒認識我的名字，她問奶奶：「這是不是爺爺啊？」奶奶說：「是啊。」又問：「爺爺是好人，怎麼被打了一個紅叉叉呢？」我的愛人告訴她：「爺爺喜歡講外國人好，所以犯了錯誤了。」那我的孫女兒說：「奶奶，你回去跟爺爺講，不要再講外國人好了。」
後來有一天，我們在牛棚里得到命令，要出牛棚，去看大字報。那時候是剛剛吃晚飯，吃完了晚飯就要走，有人領了我們去看大字報。我們的「牛棚」離辦公樓的院子很近。這個辦公樓有六層，我們自己用一層到三層，四層五層——主要是四層，是給「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辦公的，那是外交部的一個下屬機構。那個時候陳毅副總理是兼外交部部長，所以這個機構批判的「走資派」，第一號就是陳毅。我們一走出這個牛棚，才知道批判陳毅的大字報多得不得了。牆上貼不下，就拿繩子掛在院子裏，掛了一條一條，兩條繩子之間不過兩尺寬。這個繩子掛得比人高，大字報一直垂到地上，所以看起來就像一個大字報的森林。你在裏面看大字報都看不見人，都被大字報遮住了，你要找個人是沒有辦法的。噢，這些大字報全是批判陳毅的，說陳毅「反動之極」，是個老「右派」。
看完大字報，我們又回到「牛棚」里，洗洗臉，休息一會兒。我們大家就想，陳毅怎麼是「壞分子」、「右派」、「走資派」呢？大家都不明白怎麼回事，因為陳毅給我們的印象還是挺好的。不過我想起一件事，在「反右」運動剛開始時，陳毅在全國政協做了一個報告，他說「反右」期間如果有人受了委屈，可以對他講，他可以打抱不平。我想起這個話，可能就是嚴重的「右派」言論。後來很多「右派」受了很大的委屈，也沒有地方去申訴，更無法告訴陳毅。陳毅自己也保不住了，所以陳毅講的也是空話。
這時候已經很晚了，我們都上床睡覺。但是剛才看了這些大字報之後，我們還一直想陳毅的問題。這時就聽到很多人在一起喊口號，起初聽不清楚，後來越聽越清楚了：「打倒陳毅！打倒陳毅！打倒陳毅！」這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只是外交部下的一個部門，其他還有許多外交機構，想來都是一樣反對陳毅的。但是有一點不同，就是這些反陳毅的大字報，只能在大門裏掛，不許掛到大門外面去，因為害怕被外國人拍照。
五
第二天清早，我們照例出去勞動。此時這個勞動越來越繁重，鐵做的小推車，實在是不容易推。空車都很重，都不好推，放了許多東西推起來更累。在我們單位的「牛鬼蛇神」中，有一個同事叫陳越，出生在越南，是越南華僑的後裔。他愛國，嚮往革命。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就偷偷地離開越南，來到北京。他寫信給胡愈之，要求安排工作，胡愈之就把他安置在文改會。可是進入文改會之後，他一直受到壓制，每一次運動，他都受到衝擊。我們想不明白，他一直不在國內，會有什麼問題呢？他跟我特別好，因為許多學術問題我們一同研究。這個人非常好，跟我們一同勞動，我推不動鐵推車的時候，他就幫我忙。許多重勞動他都幫我忙，兩個人抬東西時，他就抬重頭。他比我當然年紀輕，大概比我年輕二十來歲，我非常感謝他。
這個人在文改會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說，漢字簡化方案，後來類推成為《簡化字總表》。這個《簡化字總表》是陳越做的具體工作。比如講一件很小的事情，這個《簡化字總表》，起初叫《簡化漢字總表》。陳越就提出，把「漢字」中的「漢」字省掉，就叫《簡化字總表》。這樣簡單明了，大家覺得他的意見很好。還有，簡化字當中，後來增加了幾個字，像「英呎」的「呎」字被廢除，以後就用「英尺」兩個字；「海浬」的「浬」字被廢除，就叫「海里」。有二十來個字，主要是從日本來的。有的一個字讀好幾個音，就改成一個字讀個音。一批科技用字、度量衡用字的簡化，都是陳越提出來簡化的。他還研究用拼音字母來搞速記，出了一本書叫《簡易速記》，搞得很好，很受歡迎。
他有五個孩子，兩男三女，他給五個孩子取的名字含有「紅色」的意思，這是傾向共產黨的意思。很有趣，一個叫陳紅，一個叫陳赫，一個叫陳紫，一個叫陳丹，一個叫陳緋，五個全是紅顏色。所以人家說，他的家庭是紅色家庭，可見他的思想的確是傾向共產黨的。可是他申請加入黨，一直沒有被批准。為什麼他要受到種種限制呢？我不明白。我們起初只知道他是被限制使用的。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為那些被冤枉的人平反時，才知道有一個平反小組，宣佈哪些人是被冤枉的。給有些人平反，程序其實簡單，比如給我平反，什麼程序都沒有，就是說對我的那些批判都是搞錯了。他說我們沒有定你什麼罪名，那些大字報罵的話，都是群眾寫的，也不算什麼罪名。所以這個平反的過程非常簡單，一句話就完了。而對陳越呢，有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因為陳越有一個朋友在香港，他到了北京之後經常跟這個朋友通信。這個朋友住在香港的一個公寓裏，樓上樓下有國民黨的特務。他跟這個朋友通信，有人自然就懷疑陳越跟國民黨特務有聯繫，由於這個嫌疑，陳越就一直被限制使用。文化大革命之後，上面調查清楚了，他那個朋友雖然跟國民黨特務是住在同一個公寓大樓，但是那個人跟國民黨特務沒有關係。所以陳越受到的冤枉就平反了，平反以後，他當然很高興。可是陳越很不幸，過了不久，他就生病了，他的病是突如其來的，據說是腦袋的後面某個部位有毛病了。那個時候腦袋開刀的技術不像今天這樣進步，醫院給他開刀，之後就合不攏了，結果很快就死了。他年紀很輕，熱心、真誠、能幹，我們很為他可惜。
很快，政治空氣越來越緊張。天天讓我們寫交代，寫得不好得重寫，開批判會，一個一個地開批判會。比如說，批判葉籟士。葉籟士是我們單位第一號「走資派」，所以罪名最重。批判某個人時，我們這些「牛鬼蛇神」都要去旁聽，坐在第一排，聽別人批判。批判的時候問他問題，答的不對就打。葉籟士被打得很厲害，有一次被打得一個眼睛看不見。一個多月眼睛都看不見東西，後來才恢復。這個時候不許回家，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也不敢問別人借。他偷偷地告訴我，他沒有錢了。我口袋裏還有錢，就趕快拿了五塊錢給他。那個時候五塊錢是一個大數目，大家窮得兩毛錢都不常有的。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如果被知道了，他要受罰，我也要受罰。我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怎麼能把錢偷偷借給一個反動的「走資派」呢？這可是大罪名。
還有一個人，是我們的副秘書長，叫趙平生。這個人青年時代就參加共產黨，研究哲學。青年時候寫哲學短論文，寫得好極了。在抗日戰爭時候，因被懷疑是共產黨，他被日本人抓了去，受到拷打，人就受傷了，不能寫文章了。這個人非常好，辦事情很負責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辦公樓每一層都弄一個很大的像屏風一樣的東西，放在樓梯口，上面掛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像。大家上樓的時候看到毛主席像，要行注目禮、行立正禮。趙平生這個人向來不隨便講話的，可是這時候他講了一句話，說這個很像是教堂里掛耶穌像。噢，不得了，這句話被人聽見了，被報告到造反派的頭頭那裏。於是就開特別會議鬥爭他、打他……起初只是「走資派」挨打，「反動學術權威」只要交代問題，不會挨打的。有一次開會鬥爭這個鄭之東，還是什麼人，倪海曙跟這個人有些關係，就被要求一起陪鬥。陪鬥，照理不聲不響是沒有問題的，反正在那裏站兩個鐘頭就下來了。這次陪鬥的時候，造反派就問了倪海曙一些問題，倪海曙這個人脾氣很大，他很生氣。他頭上戴了一頂法國式的帽子——這本來已經是不合常規了，他就把這頂帽子往地上一甩，講話很不客氣。結果就激起了造反派群眾的憤怒，他們涌到台上去打倪海曙，把他打倒在地上。這一下，就開了打「反動學術權威」和其他人的先例。打完了倪海曙，就叫另一個被認為是「壞分子」的人上去，問也不問就打。再叫一個人上去，又打，一個一個地叫上去，都打。最後叫到我，我上去，就準備讓他們打了。這時這個造反派頭頭就說：「好，今天這個會就開到這裏。你們這些混賬王八蛋，滾回去！」於是我們就滾回去了。我是唯一一個沒有被打的，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後來有一天在勞動的地方，休息期間，我遇到一個造反派的人。這個造反派是真正工人出身的，他跟我說，我們是把你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處理，所以沒有打你，你自己以後要當心啊。後來又有一個造反派的人告訴我，他說你是外國回來的，我們最懷疑你的就是裏通外國，可是我們仔細查了，你回國以後沒有給外國寫過信，所以我們不定你為裏通外國。
正在這個斗爭越來越猛烈、幾乎到白熱化程度的時候，忽然來了命令，由軍隊接管。不單是我們一個單位，許多單位都由軍隊接管。接管以後，開會鬥爭等都由軍管的解放軍來主持，不由造反派來主持了。我們單位來了一位軍人，我覺得這個人很好，文質彬彬的，很講道理。他來之後第一次開會，訓斥我們一頓之後，就宣佈我們可以回家去睡覺，不要住在「牛棚」里了——當然，白天還得到「牛棚」里來學習、交代。於是大家都回家了，很高興，這個形勢算是有了一個轉折點了。
可是突然又有問題了。一天開會，說我沒有交代清楚，還有反革命行為沒有交代。那麼我就想，有什麼反革命行為沒有交代呢？想來想去也想不到。每天我就是拼命想怎麼交代，交代之後，他們還是說不對，於是我再交代……我回家就跟張允和商量，我說我想不出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交代的。我老婆就說，你呀，好好地想，你對別人講過什麼錯話沒有？噢，我想起來了。這天白天，一個造反派已經提醒我了，說我隱瞞情況，要我好好想想跟人家講了什麼話。我恍然大悟，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倪海曙聊天，倪海曙說「伊凡彼得斯大林」，我接口就講「秦皇漢武毛澤東」，兩個人一人一句正好湊成了一個對子。我想，這個事情以前沒有想起來，說不定就是他們要我交代的。於是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飯，就到「牛棚」里去準備開會。他們說不要開會，讓我寫書面交代就行了。我就交代了這個事情。交代以後，他們說好，就是要你交代這件事，因為倪海曙已經交代了「伊凡彼得斯大林」，你怎麼不交代「秦皇漢武毛澤東」呢？你們兩個人是講反革命語言，要定你們兩個人「現行反革命」。從那天開始，我們的名字在大字報上就加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樣。後來有造反派告訴我，這個交代都是一步步上升的，罪名也是一步步上升的，升到最高就是「現行反革命」，就是到頂了，到頂之後這個交代就要告一個段落了。這個軍管的頭頭宣佈，開公開的檢討會，有罪名的人，一個個上台檢討。於是就挨個檢討，有時候一天檢討兩個，有的時候三四個。最後是我講。我從出身、接受資本主義教育，一直講到新中國成立，講到文化大革命。壞的思想、壞的行動、壞的社會關係、壞的歷史，等等，我都講。講完了，問群眾還有意見嗎？群眾說「不滿意，不滿意」。這位軍管的解放軍說，群眾對你還不滿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檢討。好，就放我回家了。我想，估計還得開一次檢討會吧。結果呢，居然不開了。
摘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