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當年全國大專院校、中專技校畢業生開始分配，基本方向是與工農兵相結合，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當普通勞動者。我們1963年入學的全班同學在校五年後應屆畢業，總算沒有被文化革命拖延。比我們早一年即在1962年入學的1967屆同學，則推遲一年畢業，與我們1968屆一起在年底離開學校。我班二十九名同學「一顆紅心，四個面向」，大多數奔赴外地，包括家在上海的施天權、陳桂蘭、陳龍秀、童兵（童寶根）及李良榮。近一點的去安徽江西，遠一點的到內蒙新疆。七名同學留上海，我是其中之一，不過都沒有像以往那樣進入新聞單位。文化革命中報社通訊社電台電視台都由工農兵「摻沙子」，新聞系科班出身的與新聞單位無緣。留上海的同學中，老家山東的齊允海及家在上海的鐘修身，直接進入長寧區中學任教，一人到省吾中學，一人進東海中學。其餘五名王勝利、沈全梅、王錦園、程暉（程復興）與我，不知何去何從。12月21日傳來領袖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最新指示為我們指明了去向。
鄉村西洋樂隊的迎賓曲
1968年12月27日，在這個特別的節慶日子裏,來自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三百餘名應屆畢業生，在彩旗飄揚的十六鋪碼頭登上駐滬海軍「黃河號」登陸艦,開赴位於長江口的崇明島，受到隆重歡迎。歡迎隊伍中除了敲鑼打鼓的民族樂隊外，竟然還有幾支銅管軍樂隊，樂手中小號、大號、長號、圓號、大小軍鼓一應俱全，令人大開眼界。這種崇明特有的鄉村西洋樂隊讓我們對島國文化有了新的認識。原先只知道崇明地理位置特殊，四面環水，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民風簡樸，是上海郊縣中的落後者；後來慢慢感受到這個中國第三大島的另一面：它地處長江口，面向大海，對外來文化持包容接納態度。崇明民間歷代出現不少文人雅士和外來僑民，西洋樂器在島上得以引進和普及，銅管樂隊成了與島民生活緊密相連的傳統習俗。每逢節日、廟會、婚禮、生日喜慶，新兵入伍歡送或家庭宗親祭祀等重要活動，既保留本土吹打樂「敲十番」，又推崇洋氣十足的銅管樂隊。崇明作為上海郊縣的「銅管之鄉」，那時頗具規模的大樂隊全島就有十幾個。樂隊成員平時下地干農活，有生意搞活動時聚集一起。演奏曲目從「解放區的天」、「社會主義好」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文革語錄歌。
崇明人在非常時期以開放態度接收了來自上海市區的幾百名最高學歷的「知識青年」。其中復旦大學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哲學系、中文系，新聞系的幾十名同學落戶在以三江口小鎮為首府的江口人民公社，直至1970年7月離開，當了一年半農民。嚴格說來我們不是農民，而是拿固定工資，享受公費醫療待遇,國定節假日也有休息的事業單位職員。每個月五號,我們前往公社領取由市里轉來的四十三元五角工資，由於地區差別，比市區月工資少了五元。那時我們的編制已經歸屬市教育局，但開始我們並不知情，只知道是下鄉鍛煉，不知道待到哪年哪月。有公社幹部曾經私下告訴我，看着我們的工資單，就知道這些人在農村呆不長久。放眼中國大地，崇明插隊落戶的幾百號人，在一千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洪流中，不過是一片小小的浪花；在文化革命無奇不有的百草園裏，又可謂奇葩一朵。
我的房東朱媽媽
上級要求我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對於在大學期間經歷過兩次農村四清的新聞系同學來說，「三同」不在話下。在我眼裏，崇明縣江口公社與我們以往生活過的寶山縣羅店公社，上海縣龍華公社差不多。新聞系的王錦園、王勝利與數學系的李新洲、蔣學沛、陳紀修、陸永根，吳正明同學混合落戶在第八大隊；沈全梅、程暉及我與物理系的沈維滇、厲家峻、王南虎（外號王老虎）、楊美賢、鄭邑、李亞平（改名徐亞平）、徐兆祥、徐紹順同學混合落戶在第四大隊。四大隊和八大隊南北相鄰。我與物理系的徐亞平被分配到四大隊一小隊，落戶在不同的房東家。
我們所在的生產隊主要是「朱」、「黃」兩姓。我的房東伯伯朱金元，忠厚木訥，不善言語，內外家事公務均由房東媽媽全權管理。落戶同學每月交納十元五角搭夥費加上糧票油票給房東。就當時上海郊區農村家庭來說，每個月有一些現金及票證收入，對日常生活不無小補。按規定插隊人員每個月可以回上海休息三、四天，房東媽媽客氣地要退回這幾天的飯菜金，我當然不會接受。月初繳糧油票伙食費的那天，媽媽通常會改善伙食。房東兒子朱紀達在公社當辦事員，住在鎮上，有時回家吃飯，媽媽就會加菜，我也順便沾光。我最喜歡她做的「肉包子」，就是油豆腐塞菜肉，雖然蔬菜成分多於肉糜，但真的好吃。房東經濟條件還算不錯，每個星期總有些葷腥。對我來說最不習慣的是玉米飯。崇明農家每年口糧中粗細糧份額按比例配給，所以煮飯時總要在白米上面敷上一層粗玉米粉。白米飯好吃，金黃色的玉米粉好看卻難以下咽。每次到鍋里添第二碗飯時，我總是把白米飯壓在碗底，上面再蓋一層玉米粉，全部盛白米飯心中說不過去，房東媽媽對於我的小動作心知肚明。倘若第一碗飯是房東媽媽先盛好的，白米飯就多，對此我心存感激。
崇明一般農戶的住房後面是一口池塘，當地人稱「宅溝」，若有客人來，主人一般會在宅溝抓魚待客。宅溝後面通常是一片竹林。記得那年春雨後，後門水缸邊上竟然冒出了好幾支新筍。房東媽媽做的竹筍炒鹽雞（崇明人稱鹹菜為「鹽雞」），那個鮮味，令我久久難忘。
徐亞平的房東是副隊長的弟弟，窮得難以言表。兒子與女兒讀小學，還有一個懷抱的嬰兒，大概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受罰，家中勞力又不夠，日子不太好過。年終生產隊公佈分紅賬目的時候，大部分人家或多或少有點收入，他家竟然還倒欠生產隊兩元八角，聽着會計公佈的數字，我覺得不可思議。從階級鬥爭理論上說，落戶人家一定是僱農、貧農、下中農，大學畢業生來到農村就是吃苦改造的，所以落戶人家總是越窮越好。至於為什麼「新中國」成立幾十年後貧下中農還是那麼窮苦,那是另外一個不能討論的問題。徐亞平同學幾次偷偷跟我說他吃不飽，幹活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如實報告給隊長朱小漢,好心的隊長與副隊長商量後請示大隊，更換房東。睡覺地方不變，一日三餐換到新房東家吃。新房東是老房東的哥哥，生產隊副隊長，客氣大方；女兒在上海做工，每月回鄉一次，生活條件在隊裏屬於上乘。
同在四大隊的新聞系女同學沈全梅一人在第七生產隊，孤苦伶仃，一天聽到有人高唱樣板戲，才發現自己與隔壁生產隊物理系的徐兆祥、徐紹順為鄰；物理系鄭邑在第六生產隊；王南虎在第五生產隊。物理系女同學楊美賢在四大隊最南邊的第十生產隊，程暉與其同隊。在八大隊，新聞系王錦園與數學系吳正明在第四生產隊，吳正明家在奉賢,崇明生活結束就返回老家。新聞系女同學王勝利隻身在八大隊第九生產隊，數學系的李新州與楊汝炳在十一生產隊,汝炳對原本不是同一個系，又不在同一生產隊的女同學王勝利長期體貼照顧,患難時代同甘共苦，同學友誼日久成情,最後結成良緣。在八大隊的數學系陸永根同學,後來娶了房東的女兒,徹底融入了農民階級隊伍。
農閒季節或逢雨天沒有農活，同學間你來我往串門子。這種插隊落戶形式造就了自由散漫的小農習氣,上面規定每星期的休息日可以加在一起，於是一個月回上海休假三至四天,有人賴在上海多待幾天也沒有人來管你。那時連接崇明與市區的有兩條航線，一條從吳淞口到崇明中部的堡鎮，一條從十六鋪抵崇明北部的南門港。我們一般乘坐往返南門港的渡輪。在每個月的來來回回中我常思不解的是，領袖早就指出教育農民是「嚴重的問題」，對青年知識分子再教育的重任為什麼交付給本身需要接受社會主義教育的農民，而不是由最先進的社會力量工人無產階級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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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那些到外地部隊農場鍛煉的大學畢業生，崇明自由散漫的農家日子好比天堂；與真的在窮鄉僻壤插隊落戶，與農民一樣苦掙工分的中學生知青更不能比。即便與同在崇明島,接納數以萬計的高、初中畢業生的新海、紅星、長征、東風、長江、前進、前哨八大知青農場比較，生活的困難，紀律的嚴格，勞動的艱苦都不能相提並論。知青農工每月拿18元至24元工資，出工時間長。三夏三秋農忙季節更是「六點出八點歸」，甚至通宵。那裏有嚴格的連、排、班准軍隊編制管理，和「貧下中農宣傳隊」政治學習指導。
崇明農具：鐵搭與阿釺
崇明是沖積平原，土質鬆軟，農田裏基本上看不到硬石頭,所用農具與上海近郊略有不同。有一種長方形如一塊板子的平底鐵搭，不是豬八戒式的有齒鐵耙，切土平整田裏的引水、排水溝很方便。還有窄長的頭上有彎月形利口的「阿釺」，用它開溝挖土就如切豆腐一般。鐵搭平整土地，阿釺掘泥開溝。有時掘河底生污泥作肥料也使用阿釺，上下兩人搭檔，下面一個河底挖泥，上面一個用長柄木盤把河泥接住拋到岸上。
島民的一項重任就是到長江邊圍墾沖積而成的荒地，社員叫做「挑岸」。崇明島西北沿岸江水緩慢，泥沙沉積，淤漲起大小沙灘，每年各公社大隊都會派人北上圍墾，開管道整土地修明溝挖大河，挑泥築壩截流，變河灘為良田。地處西北端新村鄉的幾萬畝耕地，就是由江口、合作等幾個公社的社員圍墾而成的，之後有社員陸續移民過去，成立了新村人民公社。那時輪到「挑岸」，就要帶鋪蓋離家集中住在江邊臨時搭建的工棚里，這些重量級的農活我都做過。
說實話，我們這些插隊者「接受再教育」是假，憑良心干農活是真。隊長對我們出工不出工沒有要求，社員對我們是否賣力更不在乎。大學生多多少少給隊裏提供了無價勞動力，絕對不會與農民搶工分，奪口糧，生產隊沒有理由不歡迎。
一般農活對我來說不在話下，比較辛苦的還有兩件，一是雙季稻種早稻時節,天不亮起床赤腳下水田插秧，夜半天寒，有時水中還漂着薄冰,那種冷真是刺骨。再有就是盛夏搶收搶種的「雙搶季節」，常常是天色已暗，八時已過,隊裏收工，飢腸轆轆回到家裏，只見飯桌上空空如也，原來房東夫婦又到自留地幹活了。「先公後私」，每家如此。我只好再拿起扁擔，忍着飢餓，慢步走向自留地。也許因為本人比較肯干,得到了大隊會計宋朝鳴，黨支部書記高品元在會上的表揚。
糞坑、糞肥與糞船
農活中最髒的當然是與糞便打交道。那個時代人們的糞尿排泄物還是中國農村最基本的農家肥料,是農民的寶貝。化肥用得較少，主要是氨水，由公社配給供應。我曾經與隊長一起推平板車到三江口鎮上公社供銷站運回十幾瓮氨水。
生產隊每家每戶都有各自的糞坑，上海人稱作茅坑，用以儲存大小便。崇明農村的糞坑一般設立在比較隱蔽的地方，我房東家的糞坑就在屋子與後面的竹林之間。也有人家將糞坑設在交通要道旁，一來為路人急需時提供便利，更重要的是能夠多收集一些外來過客的農家之寶。本隊黃家宅幾戶人家的茅坑就並排在丁字形路口。茅坑一般搭有防雨草棚，頂端、後方及左右有竹子茅草編的帘子，以遮羞及防止過多雨水進入坑內。茅坑上面安放有一個木頭架子，叫做「坑郎（坑上）」，使用者可以安穩地坐在上面大小便，棚內沒有草紙奢侈品，但掛有一束稻草，供過客善後。
一日收工較早，我回家走近黃家宅門口大路，只見一中年婦女端坐在茅坑上，西下斜陽下有幾片光亮。我進退兩難，正在低頭慢慢移動腳步之時，只聽見那中年女子開口與我打招呼:「小周收工啦」，原來是水芳姑娘的媽媽。我應聲一下匆匆而過。事後想想人家落落大方坦坦蕩蕩，自己顯得心有雜念，還要裝作目不斜視。
在農村經常與又髒又臭的糞肥打交道,並不稀奇。只是崇明有兩件事情比較特別。一曰「驗糞」。每隔一段時間，生產隊會將各家糞坑中的糞肥集中到生產隊的集體大糞池中，或者直接施入大田。搬運糞肥之前需要由隊長及德高望重的貧協主席對私家糞坑的糞肥質量做個評判，然後折合成工分記錄在賬上。同樣一擔兩桶糞肥，稀稠不同，「含糞量」不同，糞桶口徑不同，記下的工分也就不同。有些小心眼農戶會將太多雨水河水或者草木灰倒進入糞坑稀釋濃度，但難逃隊長主席的火眼金睛。糞肥評級者檢驗糞肥質量時要將糞坑兜底攪動一番，我站在邊上，只聞得已經發酵的糞肥惡臭無比，心中討厭多此一舉，儘管我知道這是保證公平的法定程序。
還有一個糞源就是公社從上海市區購買再運進島內，據說還是配給的。一般都由水泥船長途運來，到達以後隊裏派人用糞桶一擔一擔轉運到生產隊的糞池裏。隊長稱這是「黃埔水」，價錢很貴。糞水上面漂浮着橡膠套套，有農民撈出洗一洗給小孩玩；還聽說有運糞船遇到風浪傾覆在長江波濤之中，心中說不出什麼感受。
老崇明著名的有橋、廟、堡、浜四大鎮,離我們居住點最近的大鎮是廟鎮。此外五小隊邊上還有一個僅僅半條街三家店的無名小鎮，是我們收購計劃外副食品的主要交易處。1969年底我的二姐生女兒，我連續幾天蒙蒙亮起床到小鎮上從農民手裏收購雞蛋，用錢買，用糧票換。最後在餅乾桶中墊上礱糠防震，幾十個雞蛋裝了滿滿一桶帶往上海，供二姐做月子用，在那計劃票證供應的年代，一箱雞蛋足以令人羨慕。我還在小鎮上購買置換過「崇明蟹」，休假時帶往上海。鎮上有一家小店供應老白酒，一斤糧票一斤半酒，四角幾分一斤，比家中自釀的要凶一點。亞平的房東老隊長愛酒，經常拉我陪飲，亞平的酒量不值得一提。大隊會計宋朝鳴，是大隊幹部中專門聯繫我們一小隊的，也是個酒罐，一聽喝酒就眉開眼笑，我跟他在隊長副隊長家喝過多次。隊長的父親當過廚子，每次大隊幹部來喝酒都是他掌勺，他告訴我切肉絲的訣竅：橫切牛肉，豎切雞肉，斜切豬肉。同飲一壺酒是我們接受再教育的重要內容，醉得不分彼此，才是與農友打成一片的美好時光。
公社大隊領導對我們還是比較照顧的，他們對於所收納的這批大學畢業生應當採取什麼政策一直沒有搞清楚。後來每星期規定有半天可以不出工，到大隊部聚會學習,實際上是自由活動，放假休息,或者與大隊的文藝小分隊的姑娘小伙們一起唱唱跳跳，排練節目。有一天下午在鄭邑所在的六隊開會學習，休息時玩跳馬遊戲，厲家駿在越過我的肩膀之時，兩人沒有配合好，致使家駿倒地手臂骨折，痛得臉色發白，隊長叫來幾個青年立即抬擔架送縣城醫院。那晚風雨交加，半夜回來吃了鄭邑房東煮的蒸糕，與鄭邑在一個被窩過夜，由於受寒着涼，那晚起身拉肚子四次。離開崇明多年來未曾再見家駿，雖年代久遠，還是心存愧疚。
雖是窮鄉僻壤，天生麗質的美少女卻不乏其人，讓人心扉蕩漾。物理系的徐兆祥不知何時開始喜歡上了房東女兒，不惜放下身段跟她加入文藝宣傳小分隊，經常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蹈，有情人後來的結局如何不得而知。
姑娘水芳
1969年備戰令下，上級號召家家村村挖防空洞。公社在某大隊召開現場會,讓大家參觀了一個新挖成的可以容納二十多人的防空洞。我跟着隊長一起去開會，只見這個竹林防空洞頂部一米厚的土層全靠地面上的竹子根根相連支撐，隊長說放個屁就可以把洞頂彈穿的，防什麼空。
本生產隊黃家宅有一姑娘年方十七,丹鳳眼一對，笑起來有兩個酒窩,瓜子臉艷若桃花,這個嬌媚的農家姑娘大名黃綏芳,會計名冊上常常簡寫成水芳。一次中午飯後，她來到我的住處，認真邀請我觀看他家挖好的防空洞,那天就她一人在家，防空洞修在廚房底下，足以容納她家三口。綏芳的父親是個木匠，基本上不在隊裏幹活。在外面掙到的錢，大部分交給隊裏折算成工分，少部分自己留下。木匠手巧，防空洞內桌椅齊全，像模像樣。水芳帶我參觀，一一介紹。在洞內近距離接觸，我似乎明顯地聞到了姑娘身上的體香。
還記得水芳有一件事故。不少年輕姑娘有一個習慣動作，喜歡隨手將被風吹亂的額前頭髮往後捋一下。一次夏日工間休息，姑娘們聚在大樹底下喝水乘涼，水芳依然習慣性地捋發，忘記手裏拿的是鋒利的鐮刀。不小心將額頭劃出一條口子，頓時血流半面，立即送衛生站，好在傷口較淺，但在俏麗的臉上留下了傷疤，不得不故意用長留海遮住疤痕，我心中直呼可惜。
拷浜、抓魚、吃槓棋
崇明的河道四通八達，小的叫溝，大的稱河，直連長江。悶熱的夏夜，有時打着手電在明溝邊抓蟛蜞。每逢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閒着無事的小青年就會一起湊熱鬧「拷浜」。先請有經驗者偵察好哪一段明溝有魚可抓，然後在兩頭用木板竹筐爛泥築上臨時的欄水壩，小青年輪流出力用糞桶、水桶戽水出垻，待水基本涸乾，便可下溝抓魚摸蝦。拷浜之後最後一個節目就是選聚在一家燒菜煮魚喝酒。
生產隊有兩大池塘為集體所有，養有不少白魚、草魚、鰱魚、鯽魚、青魚，作為生產隊的副業收入。在夏天，池塘是我洗澡游泳之處。每到冬天來臨，就要將水抽乾清理池塘，所抓之魚，大部分賣掉，餘下按價分魚到戶。最後一個環節是由年輕人赤腳下塘，手持阿釺一段段劃開塘底的污泥，清除躲在河底的野生黑魚，防止來年春天放入塘內的小魚苗被黑魚吃掉。按照習俗，最後赤腳下塘者每人可以免費得到一條魚。我也是自告奮勇的赤腳下塘者，隊長給了我一條一斤多的白魚，我推辭不了收下交給房東媽媽，想來想去還是給了會計幾角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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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隊規，池塘內及周邊的魚都屬於生產隊，白天上工時候每個社員抓到的魚統統繳歸隊裏所有。待這一天隊長宣佈收工以後，才容許個人自由下塘去撿漏網之魚。那天傍晚，亞平神色凝重地拉我到他的房東老隊長家的廚房裏，看到滿滿一小缸活崩亂跳的鯽魚，顯然這是隊裏收工以後撿來的，但通常撿漏者是撿不到這麼多魚的。原來老隊長在白天上工集體抓魚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隱秘的魚洞，隨意用水草遮住，收工後再獨自私抓。老隊長此舉明顯違反規矩。我滿腔正義向隊長報告此事，隊長說他早已知道。第二天凌晨我還未起床，老隊長就登門問罪，氣呼呼隔着帳子責問，小周我平時待你不錯，為啥你為了幾條魚與我過不去？我自知理虧無言以對，江湖上本來友情為重，義字當先。
回顧島國生活不能不提「吃扛棋」。「吃扛棋」是按照崇明話發音的寫法，沒有語文根據。指的是一批人聚在一起集體出錢買羊買酒，自己動手宰殺煮燒大吃一頓。在雨天做不成農活，或者農閒季節，一旦有人提議「吃扛棋」，大家就會一致響應歡快雀躍。我在某一冬日與本隊一群社員吃過一次。一般都是男人參加，幫廚的婦女不上桌子。酒桌上無論窮富，不分階級，沒有官職，都是吃客。這是一種精打細算的窮人的盛宴。下午從鄰隊拉來幾十斤重一頭白山羊（當地人又稱胡羊，據說崇明白山羊還是有點名氣的），大約三、四十元吧，一群餓漢在隊長家裏，七手八腳，分工合作，屠宰、剝皮、褪毛，燒火、澆水，開膛破肚，煮炒炸煎。褪下的羊毛到鎮上供銷社可以賣幾塊錢，最好部位的羊肉賣給外隊富裕人家，又省下幾塊錢。再到鎮上小店家憑糧票買來老白酒。忙碌了幾個小時，鍋里的紅燒羊肉香氣撲鼻,盆里的白切羊肉令人嘴饞，內臟雜碎加上剛從田裏摘下的青菜和家醃的鹹菜，煮成一大鍋。大家圍桌而坐，大碗大盆狼吞虎咽，個個吃得渾身冒氣，人人都是英雄好漢。風捲殘雲，老酒咪咪，亂話講講，牢騷發發，指點江山。在滿屋肉味、膻味、汗味和酒味之中，大家忘掉了寒風，忘掉了勞累，忘掉了苦痛。隊裏朱家宅二青年，算是富農家庭成分，平時開會從不發言，與人很少交往，只有在吃槓棋那晚，我才看到他們從未有過的生龍活虎，真情顯露的青春煥發。酒飽飯足，會計最後一結算，攤到每人頭上不過一塊幾角錢。
蛇的故事
我不算膽小,但是看到蛇還是有點怕。有時在水田幹活,突然一條蛇從腳下游過,嚇了一大跳,還要裝成滿不在乎的樣子。
生產隊裏各個社員的基本工分依據力氣大小，農活技術高低評定，最高一天十分。女社員基本工分比男社員低，最高一天八分。隊裏有一壯漢,名叫強伯，是有名的十工分強勞動力,生產隊貧協主席。此人力大膽大，什麼都不怕只怕老鼠，據說有一次看到一隻小老鼠，渾身直冒冷汗。一天早晨天色微明,強伯在灶頭洗刷鍋子,伸手抓起鍋台上黑糊糊的抹布,不料抓到的竟是爬上灶頭取暖的一條盤着的蛇。
隊長朱小漢的弟弟朱漢明是復員軍人，在縣城郵局工作，一般星期天才回來。弟兄兩家合住一棟磚房。崇明農家普遍使用馬桶,每天會將洗刷好的馬桶放在外面晾曬。某日傍晚，隊長弟媳婦將在外面晾乾的馬桶拎回家放在床頭,但無論怎樣都放不平，她好生奇怪,蹲下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條大蛇盤踞在床前木頭地板上。隊長弟媳婦頓時花容失色,大叫一聲。隊長聞聲趕來,把蛇裝進麻袋抓走。
一天夜晚我剛剛上床,只聽到屋樑上有麻雀在嘰嘰喳喳尖叫,又聽到啪搭一聲悶響。我隔着帳子用手電筒照看,只見一條花蛇掉在我床邊地上，一動也不動,好像跌昏了。我連忙向房東媽媽求救,媽媽提着棍子過來,蛇已經不見蹤影。還好在農村居住，一年四季床上都掛帳子。
「一打三反」學習班
崇明生活的一年半，全國文化大革命如日中天，包括「九大」召開。小島不是世外桃源，但它猶如疾風暴雨中一個比較寧靜的田園。階級鬥爭被淡化，老九們多多少少避開了政治運動的刀光劍影。有些同學夾着磚頭一般厚的書在田埂上晃來晃去，家家戶戶掛着的舌簧喇叭每天晚上播送重要文章和樣板戲。雖然有時白天也會停工在打穀場上開大會憶苦思甜讀報紙喊口號，但基本上沒有口誅筆伐批鬥遊街。政治狂潮從北京湧向上海，再沿着長江水推進到這個小島，勢能消減，興不起什麼浪花。1969年冬季我們被「落實政策」，抽調到公社機關，吃住都在公社所在地三江口鎮上,由公社團委女書記帶領我們，有時做會議記錄，有時搞材料整理。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匯成「一打三反」運動。遇羅克就是這一年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的。那時復旦大學主要是清理「胡守均反革命集團」,派工宣隊來崇明主持「一打三反」學習班，也算是給我們再分配前的又一次政治審查。學習班在地處縣城內的崇明縣衛生學校中舉辦，該校校舍本是古代學宮建築，我們一棒子人集中居住大殿裏，上下鋪雙人床。於是又結識了中文系、化學系、哲學系的「插兄」。新聞系化學系同學編在一個學習小組，有一熱情活躍分子叫李華立。好在島兄們與胡守鈞沒有干係，僅僅哲學系一人鬥私批修。工宣隊走過場，我們惦記着分配方案。
離開崇明孤島，大家各奔東西，拿着介紹信到各個區教育局報到。就我記得的，徐亞平到靜安區海防中學，我們經常往來，我把中學年代老朋友介紹給亞平的姐姐,組成了家庭。李新洲到楊浦區東升中學，我到市東中學。沈全梅到靜安區教師進修學院，多年後轉到《青年報》任職，王勝利到揚州中學，後來回上海電視台做貢獻。王錦園到黃浦區培光中學,程暉到浦明中學。之後我曾經回崇明探望房東鄉親，帶去了他們喜歡的用紅紙包的長條雲片糕。
島民的喜劇與悲劇
文革結束中國有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個人命運也有值得回味的故事。1978年中國恢復研究生制度，給不甘心在中學教師崗位上消磨時光的崇明「插兄」開啟了新的希望之門。在崇明一起鍍過泥的原數學系的李新洲、陳紀修，原物理系的沈維滇，原新聞系的王錦園與我，投考研究生重聚復旦校園十號樓。研究生畢業，全部留校任教，有的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在各自專業領域裏努力。陳紀修成為復旦大學優秀教師，李新洲任華東理工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沈維滇在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任物理系教授，王錦園擔任復旦副教務長，書寫「後崇明時代」歷史。
這個世界離不開悲劇，一位前島民的悲慘故事發生在離開小島之後。某君與我三年高中同班，五年大學同班，兩年崇明同大隊，前後相識十年，這種同學關係屬於稀有。此君七十年代在黃浦區洋涇中學擔任教師期間，被工宣隊查獲，「屈打成招」，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黃浦區軍管組」以「姦淫女學生」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老同學認為自己的事情是在「談戀愛」的「男女關係」，出獄後不斷鳴冤叫屈上告申訴幾十年，有一份訴狀送給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龔學平。我在很久以後才知道該同學的冤情。直至2008年，朱華布、王勝利等大學同班同學還為此同學伸出援手，幫助申訴，我也參與其中。可惜官方一直未給此案平反糾錯，朱華布不得不宣佈翻案無望，申訴結束。這位老同學的遭遇可說是崇明復旦兄弟中最慘的一個，可憐可惜可痛可悲。根據對案情的仔細了解，我覺得縱然當事人有錯，抑或有罪，但絕對罪不至此，要服刑十年。瘋狂年代造就各種冤案，多少人不得不終身吞下苦果；歷史真相如何，並非總會大白。我最後只能無奈地勸慰老同學：如果與案發十年後的「嚴打」相比，你還算是幸運的。當年陝西女子舉辦家庭舞會被判死刑，四川小伙與人打賭當街強吻女子被槍斃，冤得更加厲害。
（2021年6月—2024年5月。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王錦園、王勝利、沈全梅、陳桂蘭同學的幫助，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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