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暴力、法外暴力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前三年的一個重要特徵，也是文革當局推動文革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非如此，他們就不能動搖和推倒當時的黨政體制。在他們利用和推動這種群眾暴力時，北京大學的「六一八」事件和事後的處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也可以說是文革暴力的發軔點。筆者在一九六六年北大「六一八」事件時，是北大數學力學系四年級學生，當天在校園內目睹了這種野蠻暴力的實施。五十餘年後，我僅以這篇短文記下對這次最早的文革暴力事件的追憶和思考。
1966年6月18日上午，我從所住的北大學生宿舍29樓出發，穿過著名的三角地，沿着當年的二食堂東面的空地朝大飯廳（現在的百年講堂）方向走去，準備去東門內側的一個閱覽室，當時稱第四閱覽室看書。突然看到三個人沿着南校門入口處的通衢大道，向大飯廳方向奔來，中間一個人，頭上戴着由廁紙簍做成的高帽，臉上和身上的白襯衣沾有大片墨汁。左右兩個人手執細木棍，像趕牛趕馬似的，並對其抽打。我當時十分吃驚，但當他們奔近時我就更加震驚了。中間那位十分狼狽的居然是當時的北大團委書記劉昆。
劉昆是當時北大最有希望的政治新星之一，他是留蘇生或留蘇預備生。作為校團委書記，他經常在全校學生大會上講話，在北大學子中有很高的威信。文革爆發前，我們數力系四年級力學專業的同學在四川內江地區資陽縣參加為期大約八個月的「四清」運動，他是我們北大師生的總領隊，是縣社教工作隊的副隊長。1966年過年，社教工作隊全體隊員撤回資陽縣城，好讓農民過年。來自內江地區的當地工作隊員也紛紛回家過年，就留下我們北大百餘名師生在縣城，休息，整頓，過年。我們除了學習，總結經驗，還聚餐，開聯歡會。清晰地記得，在一個晚上，在大家的起鬨要求下，劉昆唱了好幾首歌。具體是什麼歌，已經記不起來了，但肯定是蘇聯歌曲，應該是「喀秋莎」，「紅梅花開」這一類的。他的音色純美，演唱感情充沛，在節日的夜晚把我們從窮鄉僻壤，帶到了遠方的「烏托邦」，讓大家十分感動。
筆者當時實在很難把兩個形象的劉昆聯繫在一起。等我回過神來，那兩個人已經趕着劉昆消失在我的視線里。揣着一顆不安的心，我繞過大飯廳繼續向第四閱覽室走去。路過位於大飯廳北側的哲學樓時，只見哲學樓大門前聚集了幾十個人，這些人都處在騷動狀態。我距離他們大約有十幾米。當時沒有靠近去觀察，他們實際在做什麼也並不清楚。但非常清晰地記得，有一個東歐國家的留學生跨着摩托車停在那兒觀看。然後再看見，他臉色大變似乎極度受驚，踩下油門就飛速離去。這個留學生可能是羅馬尼亞的留學生。當時北大校園內少量的國際學生主要來自朝鮮，蒙古，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國家，隨着校園局勢的進一步動盪，他們也很快地撤離了北大校園。劉昆戴高帽被兩個人追打和羅馬尼亞留學生騎摩托車驚慌逃離批鬥會現場，像定格的照片永遠留在我的腦海里，五十餘年來未曾消退。
我事後按原計劃去第四閱覽室讀書，讀的應該是馬恩列斯文集之類的東西。但大約在我讀書的時候，北大校園內的多處繼續發生背着工作組，亂鬥亂揪幹部和教師的事情。部分學生還在38樓前設立了「鬥鬼台」，批鬥了幾十個他們能找到的中下級幹部、教師。這些所謂的批鬥，就是對受害者施行人格侮辱的暴力：諸如戴高帽、遊街、潑墨汁、坐噴氣式等。這就是文革史上著名的北大「六一八」事件。
北京大學校園內的亂揪亂鬥現象發生時，正值北京新市委派駐北大的工作組在召開全校大會。工作組認為這是反革命勢力利用空隙，有計劃地企圖爭奪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工作組馬上分赴各處制止亂揪亂鬥。當晚十時工作組召開了全校廣播大會，工作組組長、原河北省委副書記張承先作了聲色俱厲的講話。筆者當時和全班同學一起在大飯廳聽了他的講話。據筆者的回憶，現場氣氛十分緊張。筆者也清晰地記得，他講到不能引用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的那段著名講話、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作為亂揪亂鬥的理論根據。筆者當時的直覺是雖然大部分同學都在這種迅猛的高壓下覺得不舒服，但也反對戴高帽，反對污辱人，反對野蠻暴力。對工作組能迅速控制局面還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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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先工作組事後迅速就「六一八」事件向中央發了一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和《關於北京大學二十天文化革命情況的報告》。《九號簡報》經劉少奇批轉全國，成為派駐各單位工作組的指導性文件。同年七月中，毛澤東從南方返回北京，不滿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的傳統，向各單位特別是向高校派遣工作組的做法，要撥正文化大革命的航向。經劉少奇批發的《九號簡報》就成為鎮壓革命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材料。秉承毛澤東的旨意，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新貴四進北大，或開座談會或開群眾大會，在全國率先驅趕工作組。在7月26日晚上的北大東操場大會上，陳伯達說：「黨的領導的標準是什麼呢？就是黨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黨組織怎麼才能代表黨的領導？就是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學們說『6·18』事件就是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眾來鬥爭牛鬼蛇神的，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妥當的。」。他借群眾之口宣佈這個部分北大激進學生對已經靠邊站的北大中下層教師幹部亂揪亂鬥的暴力事件即「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文宣佈撤銷《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文件。從此以後文革暴力越發不受約束，不斷受到縱容和鼓動，越演越暴。最後在全國多地發展成對普通民眾，尤其是「黑五類」及其子弟的大規模的虐殺、屠殺和兩派群眾之間常規戰爭級別的武鬥。
「六一八」事件發生已經五十多年。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根本不能理解，諸如戴高帽、遊街、潑墨汁、坐噴氣式這種侮辱個人人格的野蠻暴力會首先發生在全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並由資質優良的北大學子實施。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們只要稍加梳理，就能發現：先有文革當局以煽動幼稚青年為目的極端野蠻的語言暴力，才有受蒙蔽青年對受害者身體實施的物理暴力。
我們來看看當時引領全國輿論的權威報刊上都講了些什麼吧：
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黨內不同的政策路線稱為「黑線」，號召全黨全國向其「開火」。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走資派」、「學術權威」一律誣稱為「牛鬼蛇神」，要予以「橫掃」。當晚，按照毛澤東的批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七人的大字報。毛澤東在批示中稱北大為「反動堡壘」，要予以「打破」。
6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和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評論員文章宣稱，「為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請讀者諸君注意：「大陰謀」、「黑幫」、「據點」和「堡壘」，這些都是充滿黑社會鬥爭和戰爭暴力色彩的詞語。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南京大學革命師生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匡亞明》的消息和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時任北京新市委書記的李雪峰後來在他的文革回憶中認為：「這篇社論無疑給北大的學生點了一把火，因為學生們認為陸平的問題比匡亞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點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鬥爭過。由於陸平等領導被工作組隔離，他們找不到，於是他們就鬥那些能找到的人。」
除了這些頭版頭條用黑體大字登在中央權威報刊上的戰鬥號角，還有當時青年學生經常反覆誦讀的摘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的毛譯東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毛譯東在同一篇文章中津津樂道的湖南農村流氓無產者的暴力行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殺豬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都成了一些激進青年學生效法的榜樣。
張承先在6·18晚上講話說，這是一次「有計劃」的「壞人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現在看來仍然是定性錯誤。但他告誡學生不要亂用毛澤東語錄則是從本能出發朦朧地感覺到了「六一八」野蠻暴力的精神源頭。
在文革中，毛澤東的確沒有必要像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那樣盡情地歌頌暴力，他也多次講過「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在實際政策的執行中，如對北大「六一八」事件的處理，表明：他需要這種暴力，他在縱容這種暴力，並巧妙地利用這種暴力。他深知這是讓「走資派」和「資產階級權威」威風掃地的不二法門，是在群眾中造成恐懼，並以此「發動」群眾的霹靂手段，是「亂」了敵人，是他在「亂」中取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瘋狂的政治實驗強加給全國人民的捷徑。
（選自王復興主編：《回顧暴風雨年代——北大文革親歷者文集（第二集）》，美國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