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鼎集團經濟學家羅根·懷特判斷，中國依靠信貸、房地產和投資推動增長的模式已經破碎。這個診斷有相當道理。房地產不能無限上漲，第十座橋不會產生第一座橋的效益，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也不能永遠借新還舊。中國把資源轉向電動車、機械人、人工智能等戰略產業，能夠提高生產能力，卻不能自動增加居民收入，更不能解決消費不足。
但從經濟診斷跨到戰略判斷，中間還有一條很大的鴻溝。
即使中國經濟真的崩潰，也不能據此推斷中共將失去對外擴張能力，更不能坐等它變得人畜無害。最現成的反證，就是毛澤東時代。
毛時代的中國有多富？不要說今日規模龐大的製造業、外匯儲備和全球供應鏈，當時連人民吃飯穿衣都成問題。大躍進造成大饑荒，國家經濟瀕臨崩壞；文革期間教育、科研和正常生產秩序又遭到嚴重破壞。然而，中共並沒有因為中國貧窮，便安心關門過日子。
它出兵朝鮮，援助北越，在東南亞支持共產黨武裝，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傳播革命路線，還要與蘇聯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國內百姓憑票供應，國家照樣有錢造原子彈、援外、宣傳和輸出革命。中共當時能夠輸出的物質有限，但它造成的地區戰爭、社會撕裂與政治顛覆，遠遠超過中國本身的經濟體量。
這說明一個簡單事實：人民貧窮，不等於政權貧窮；經濟衰退，也不等於政權會把剩餘資源留給人民。
在民主國家，經濟惡化通常迫使政府收縮對外行動，因為選民會追問就業、稅收和生活水平。但中共的預算排序不同。居民消費、社會福利和私人財富可以壓縮，軍工、維穩、情報、統戰和政治宣傳卻可以優先保障。銀行壞賬可以展期，儲戶利息可以壓低，企業損失可以社會化。只要政權仍能控制金融體系和資源分配，它就有能力讓十四億人替它承擔戰略成本。
今天的中國即使遭遇嚴重經濟危機，留下來的也不是毛時代那個貧窮農業國，而是擁有核武器、完整工業體系、全球最大製造業規模，以及太空、網絡、導彈和遠洋海軍能力的國家。經濟下降當然會限制它長期擴軍和技術升級，卻未必立即削弱其製造衝突的能力。
甚至還存在另一種風險：當經濟增長無法繼續提供執政合法性，民族主義和外部敵人便可能變得更加重要。一個相信自己正在走下坡路的政權，也可能產生「再不行動，以後更沒有機會」的判斷。經濟衰退因此既可能造成克制，也可能催生冒險，不能只選令人安心的一種解釋。
所以，懷特的分析可以說明中國的增長模式已經遇到上限，也可以說明美國和歐洲掌握了更多市場籌碼。但經濟壓力必須轉化成具體政策才有意義：限制關鍵技術、減少供應鏈依賴、堵住轉口漏洞，並提高對軍事和政治滲透的防範。若只是等待中國經濟自行崩潰，便把經濟規律誤當成了解決中共問題的政治力量。
經濟實力決定中共擴張的上限，卻不決定它是否願意擴張。中國經濟奇蹟可以破滅，中共的權力邏輯卻不會因此破滅。毛時代早已把這個答案寫過一次，世界沒有必要再交一次學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