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已經不再像一所大學。
隨着「新人大」與「人大三紅」兩大群眾組織不斷對立，校園被劃分成不同勢力控制的區域，武鬥頻繁發生。到了這一年11月，一種此前難以想像的現象開始出現——兩派不僅在校園內械鬥，還開始像戰爭一樣，相互抓捕對方成員。
這一變化，意味着雙方衝突已經進入新的階段。
1967年11月12日，被許多親歷者視為人民大學兩派相互抓捕的開端。這一天，「新人大」以有人打電話為名，將「人大三紅」新聞系負責人王昆順騙到西校門傳達室，隨即將其控制，押上事先等候的汽車帶走。從此以後，被抓者已不只是現場挨幾拳、打幾棍，而是會被秘密關押數天，遭到持續毆打，直到對方認為達到目的。
當天中午，「人大三紅」立即採取報復行動，在東風二樓抓走了「新人大」骨幹李亞模。隨後幾天，雙方連續抓人。「人大三紅」抓走了林長青、田潤光、梁志玉等人；「新人大」則抓走張閣林、張玉振、何天福等成員。抓人與報復不斷循環，武鬥迅速升級。
據作者回憶，當時被抓後幾乎都難逃毒打。歷史系學生洪登書遭到毆打，還被按進人工湖；修建科工人殷牛因營救同學，被棍棒打得當場昏迷；計統系學生王敏達遭受重傷。而「新人大」方面的報復同樣殘酷，張閣林被剝去衣服、吊起來拷打，並遭熱水燙傷；張玉振、何天福在醫院就診時，也遭到埋伏抓捕。
這種暴力，很快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
被抓者往往先遭關押，再接受輪番毆打，同時被迫寫下所謂「悔過書」「反戈一擊」「棄暗投明」等聲明，還要通過校園廣播公開宣佈改變立場。完成這些程序之後，很多人並不會加入對方，而是作為交換對象送回原來的組織。
然而，在文革時期，「叛徒」「變節」本身就是極其嚴重的政治污點。許多獲釋者雖然保住了性命，卻背負着沉重的精神壓力。有的人從此退出運動，有的人則為了證明自己沒有「變節」，反而變得更加激烈，繼續投入武鬥。這種做法不僅傷害個人，也不斷加深雙方之間的仇恨。
1967年11月25日晚，兩派甚至在學校八百人大教室舉行了一次公開的「交換俘虜」。
雙方成員分別坐在禮堂兩側，中間留出空位。受傷較輕的人自己走上主席台，傷勢嚴重者則由擔架抬上台。雙方代表在主席台中央完成交接。一些剛剛走過中線的學生，立刻轉身高喊口號，痛斥對方，台下雙方也不斷呼喊。現場氣氛極度緊張，但最終沒有再次發生大規模衝突。
這一幕，與人們印象中的大學校園形成了鮮明反差。校園裏已經出現了類似戰場上的「交換戰俘」，說明雙方不僅把彼此視為政治對手，更視為必須制服和羞辱的敵人。
這一時期，譚立清事件進一步刺激了雙方矛盾。
1967年10月，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在被關押期間死亡，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曾組織成立「孫泱之死三方調查組」，譚立清是「人大三紅」方面的重要代表。11月14日，譚立清因準備返鄉探望病重兄長外出借錢時，被「新人大」抓走。據記載，他連續三晝夜遭受毒打，直到生命垂危才被棄置在校園大字報區，後經北醫三院和解放軍309醫院搶救脫險，但仍留下嚴重後遺症。此後，「人大三紅」開始進一步加強武鬥隊建設，兩派衝突再次升級。
暴力不僅發生在骨幹人物身上，普通學生同樣無法倖免。
作者的同班同學張春，只因在前門外張貼大字報，被「新人大」巡邏人員抓走。幾天後回到學校時，渾身傷痕累累，被同學扶回宿舍，又立即送往醫院治療。此後張春沉默了許多，再也沒有詳細講過被抓期間發生的事情。畢業後，他回到河北工作，與同學聯繫越來越少，據後來消息，已經去世。
另一位同班同學李原好的經歷，則發生在1968年8月。當時工人宣傳隊已經進駐人民大學，學校開始推動兩派「大聯合」，但部分人員仍在暗中報復。一天夜裏，李原好獨自在宿舍看書，被幾名蒙面人員綁架到地下室，遭受長時間審訊和毒打，右腿被踢成骨裂脫臼，一天一夜不給飲食。直到工宣隊和解放軍介入，他才獲釋送醫，而腿傷一直伴隨終身。
這些事件說明，即使在校園秩序開始恢復之後，長期積累的仇恨仍未立即消失。
回顧人民大學這一時期的歷史，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連串抓捕和毆打，更是一個政治運動如何不斷突破底線的過程。起初只是觀點不同，後來演變為組織對抗，再進一步發展成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強迫表態和公開交換「俘虜」。大學校園裏的師生，不再只是學生，而逐漸被推向彼此敵對的陣營。
今天重新閱讀這些親歷者的回憶，最令人震驚的，或許不是個別人的遭遇，而是這些事情竟然能夠發生在一所培養知識分子的大學之中。當一場政治運動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徹底撕裂之後，曾經朝夕相處的同學，也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彼此抓捕、審訊和報復的對象。
資料來源：陸偉國《「文革」期間人民大學兩派學生的相互抓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