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女不是隨意進入皇宮的普通遊客。她們的徵選、登記、訓練、分配和調動，都需要地方官府與宮廷機構配合。一旦皇帝頻繁提出採選要求，地方官就會層層加碼，甚至把本應有限的宮廷需求，變成基層官員邀功的機會。
這才是問題的嚴重之處。
一道來自宮中的命令，落到州縣，往往變成多道催辦文書；落到百姓家中，則可能意味着女兒被帶走、家人被迫承擔額外費用。史料中關於採選和徵發的記載，雖然不能證明每一個民間故事都真實，卻能說明皇權需求如何通過官僚體系傳導到社會底層。
楊廣還營建西苑，擴建宮室，修造龍舟和大型儀仗。大業元年營建東都時，宮苑規模極為可觀。大業六年，也就是610年，他巡幸江都，所用船隊、儀仗和隨行人員數量龐大，沿途州縣需要供應車馬、糧食和各種物資。
有地方官為了迎合皇帝，甚至提前數月準備果蔬和珍奇物品。百姓看不到皇帝的實際開支，只能看到一批批差役進村，一車車物資被運走。
後宮的奢靡因此不再只是皇帝個人的生活問題。它和宮室營造、巡遊儀仗、地方攤派、官員腐敗連在一起，形成一條完整的消耗鏈。
說得直白些，楊廣荒淫的程度，不應只用「睡了多少女人」來衡量。更重要的是，他把皇帝的個人慾望變成國家行政命令，並要求整個帝國為之服務。
五、民變不是一天之內突然發生的
隋朝末年的社會危機，有清晰的積累過程。
運河勞役使大量民夫離開土地，東都和宮苑建設消耗了大量資源，對高句麗的戰爭又持續徵調軍隊。兵役、徭役、賦稅相互疊加，農業生產自然受到衝擊。遇到水旱災害或糧價上漲，普通家庭便很難維持。
在山東、河北一帶，盜匪和民眾反抗相繼出現。王薄在長白山起兵，號稱「長白山起義」；竇建德、杜伏威等勢力也先後壯大。各地力量來源不同，有饑民，有地方豪強，也有失去土地和生計的農戶。
這不是一個單一組織領導的全國性行動，而是地方危機不斷擴散的結果。
朝廷仍然試圖以軍隊鎮壓。可是，派兵需要糧食，糧食又需要從地方徵收；地方越是貧困，徵收越難完成；徵收越困難，官府越容易採用強制手段。如此循環，最終把更多人推向反抗一邊。
楊廣並非完全不知道局勢惡化。
大業十一年，也就是615年，他北巡雁門，突厥始畢可汗率軍圍困雁門。隋軍與地方力量奮力救援，楊廣才得以解圍。此事對他的心理影響很大，也讓他更加依賴嚴密的護衛和封閉的宮廷生活。
隋煬帝問身邊近臣：「各地為何屢有盜賊？」
近臣回答：「多是地方官失職，嚴加懲治便可。」
這類回答，正是隋末政治困境的縮影。官員把民變說成盜賊，皇帝再把盜賊歸結為地方治理失敗，真正的勞役、糧食和生計問題便被遮蔽了。
楊廣後來長期停留在江都，不願返回關中。江都並非毫無戰略價值，那裏是江南財賦和水運的重要節點，但此時北方局勢已經急劇變化，關中、洛陽和河北之間的權力爭奪日益激烈。皇帝遠離政治核心，朝廷實際控制力進一步下降。
更麻煩的是，江都宮廷成了一個封閉環境。外部消息經過層層過濾，皇帝接觸到的更多是順耳的話，而不是百姓真實的生活。宴飲、巡遊、採選和宮廷享樂仍在繼續，國家已經進入危急狀態，宮廷卻沒有及時調整節奏。
六、從荒淫生活到王朝崩潰
隋煬帝晚年的失控，不能只用一個「好色」解釋。
好色是個人慾望，荒淫則涉及權力使用。皇帝可以擁有龐大的後宮，但當後宮擴張需要地方採選、官府攤派和民間承擔時，事情就超出了個人生活範圍。
同樣，營建宮殿並不等於必然亡國，修築運河也不等於必然暴政。真正造成後果的，是這些工程和享受被放在了錯誤的時間、錯誤的財政條件和錯誤的政治判斷之中。
國家剛剛完成統一，社會原本需要休養；楊廣卻不斷進行大規模工程。百姓已經承擔了勞役，朝廷又發動遠征。戰爭失利之後，不是停下來修復生產，而是繼續徵調。宮廷開支並沒有因為國力緊張而收縮，反而仍然維持龐大的儀仗和享樂體系。
這幾項政策互相推動，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618年，李淵在長安建立唐朝。江都方面，宇文化及等率領禁軍發動兵變，控制了宮城。楊廣此時已失去對全國的實際統治，只能困守行宮。
關於楊廣臨死前的具體情形，史書有不同記載，但大體都指向同一個結果：他被叛軍所殺，終年約49歲。隋朝自581年建立，到618年滅亡，前後僅三十七年。
隋煬帝留下的歷史形象，既有殘暴、奢侈和荒淫的一面，也有推動南北交通、完善制度和經營國家的一面。大運河後來長期發揮作用，科舉取士的制度探索也被唐朝繼承，隋朝的國家建設並非一無是處。
可政治成就不能抵消治理方式的失誤，個人才能也不能替代制度約束。
楊廣最初靠謹慎、克制和善於經營贏得皇位，後來卻把權力變成滿足個人意志的工具。宮女採選、巡遊享樂、宮室營造和戰爭徵發，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實際都在同一個問題上匯合：皇帝的決定缺少有效限制，而百姓承擔了越來越高的代價。
江都宮變發生後，楊廣身死，隋朝覆亡。那座仍在運轉的宮廷，沒能挽救一個已經失去社會基礎的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