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採訪時任重慶市長黃奇帆
昨有讀者留言，說想看看過去寫採訪突破的文章，答應了把舊文再重新發一次，故在文末附上了兩篇典型文章，供諸君參考。
當記者的那些年，採訪過很多高官，比如曾任河南省副省長、公安廳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秦玉海，比如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的何挺、王立軍，比如曾任山西副省長、公安廳長的劉傑，比如最後一任鐵道部長盛光祖，比如被斷崖式降級若干年後再次被查處的江西省委原常委趙智勇，等等。
當年是如何說服他們接受採訪的呢？背後的故事很多，但極少公開披露，偶爾在一些新聞業務講座的現場說一說，但講座的課件從不公佈，講座現場也基本不直播，所以很多故事過去從未公開發布過。
過去，媒體圈對我有一個誤解，他們搞不清楚我為什麼常能採訪到很多他們意想不到的人，於是將我採訪突破的技巧庸俗化和簡單化，比如總是強調我採訪時端一個茶杯，或者是渲染說我長着一副縣委副書記的臉，再或者是誇大我手提公文包、身穿白襯衣出門採訪的細節。還有一些人，可能暗地裏猜測我與官員們有什麼利益關係。
利益關係這種無稽之談，不必回應，近十多年遭遇了多次明里暗裏的調查，他們早就用調查證明了我的清白。至於強調茶杯公文包、基層幹部的打扮長相這些，以前偶有回應，也不贅述。其實，茶杯公文包、基層幹部的打扮有時候是有用，但過分片面強調這些外圍的因素，可能會誤導一些缺乏新聞現場實操經驗的人，讓他們誤以為喬裝打扮一下採訪就能萬事大吉。
事實上，新聞採訪往往困難重重，喬裝打扮往往只能在一些簡單的突發事件現場獲得一些信息，或者只能唬住機關大院門口的保安。但是就算我端着茶杯、拎着公文包混進了政府大院，也未必能在政府大院裏獲得有效的信息。
在我們生活的環境裏，一個記者怎麼可能靠着一個茶杯一個公文包就能說服一個高官接受採訪呢？他們用的茶杯比記者用的高檔，喝的茶葉比記者喝的好，他們的公文包都不用自己夾，根本不會在乎縣委副書記這樣的「基層幹部」。
除了採訪過一些高官，我過去還採訪過一些縣市區委書記這類基層官員，比如全國優秀縣委書記陳行甲、湖北鶴峰原縣委書記楊安文、河南盧氏原縣委書記王振偉、湖南嘉禾原縣委書記陳榮偉、湖南桂陽原縣委書記李向陽，等等。這些基層官員，顯然也都不是靠一個茶杯、一個公文包、一件白襯衣就能搞定的。
形式上的某種特定模式，不可能每個場合都有用，也不可能有大作用。尤其是時政記者來說，茶杯公文包能忽悠的多數是保安、門衛，而這只是最簡單的第一步，後面需要面對的官員形形色色，如何讓他們開口，需要事先做很多文案準備工作，需要對所要採訪的事件有足夠的知識儲備，需要更多了解想採訪的人物的性格、當時所處的處境等很多因素和細節。
其實，做新聞的時候多數時候沒什麼技巧，只有笨辦法。對此，很多資深的媒體人估計都會深有體會。2013年9月，江西贛州龍南縣長期空缺縣委書記、縣委政法委書記、縣委組織部長、縣紀委書記四大常委，當地官場戲稱「無法無天、無組織無紀律」。編輯部派我趕去龍南，一到縣裏就暴露了身份，後期採訪完全沒有任何技巧，就是每天到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縣委組織部、縣紀委等機構部門掃樓，一個個辦公室問，最終完成了報道任務。2016年12月在做湖南衡陽三任市委書記落馬的調查稿時，也基本是靠每天在衡陽四大家的辦公樓內一個個辦公室問。
每個採訪都不同，每個採訪都會遭遇不同的困境，每一次採訪都會有遺憾，尤其是採訪高官。過去，我不太願意公開講採訪高官的經歷，哪怕是現在也仍堅持認為有些媒體行業的工作技巧和方法是不適合公佈的，但時過境遷，很多事情過去很多年了，有一些個案是可以單獨拎出來說一說的。
所以，選一些可以寫的，簡單寫一寫，講一講當年是如何說服一些官員接受採訪的。大家應該看得出，仍然是在講新聞業務，與本公號里已有的《新聞實戰》專欄一脈相承。
若有讀者要問寫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只能回答說：抱歉，實在不能給我如今的個人寫作賦予什麼高大上的意義，逼仄的言論空間擺在眼前，寫作 的人節節敗退，無顏給自己強加什麼重大的意義，若非得說點不那麼重大的意義，那勉強有二：首先，把有些可以公佈的工作方法簡單說一說，讓讀者知道我們那一代的記者當年是怎麼工作的，給他們茶餘飯後的閒談增加點談資。另外，我想用文字記錄還原自己過去在媒體工作十多年的部分從業片段。
這些，是我個人記憶的權利。
2025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