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我們都到了過六奔七的年齡。對幾十年前那段被裹挾地受盡了磨難改變了命運的歲月，我基本是深埋在記憶深處，不願意觸碰。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兵團戰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想法，趁現在還沒有疾患到痴呆失憶，下決心動筆寫寫吧，歲月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是1969年3月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畢業生第一批到內蒙古兵團二師十五團的。我是老三屆中最小的六八屆初中畢業生，說是「知識青年」，肚子裏的那點兒文化知識實在少得寒酸，實話說只有扎紮實實的小學畢業水平，外加一年不到的正規中學知識經歷，「文革」中那幾個月零打碎敲的「複課鬧革命」，充其量不過是風風火火的大轟大嗡面子事兒。
我走的時候離17歲生日還差半年，穿着冬裝體重39公斤，自以為是「窈窕淑女」了，其實還差一大截呢。我剛一去在七連，當年冬天被調整到二連，1973年12月底離開內蒙古，我在那裏呆了差三個月不滿五年，一直在大田排乾農活，擔任班長。挖渠、修路、脫坯、蓋房，平地、積肥、割麥、打場，跟車、拉磚、澆地、插秧，拉練、出操、巡夜，站崗……練就了「十八般武藝」：
冬天修水利挖渠，爆破後的凍土塊要移走就靠掄起二十六磅大鐵錘砸鋼釺子破開，我記得那時胳膊腫的伸不進棉襖袖子；
蓋房子脫坯為完成男女一樣的指標，我頂着星光起床備料和泥，披着月光收工，儘管累的拉着胯拖着腿可從沒輸給退伍老兵和男生；
從豬號往零號地送糞，我挑着一擔子糞肥來回一趟就是十幾里路，幾天下來腳底板打滿血泡咬牙硬撐着堅持到底；
推着裝滿磚的獨輪車從副業連磚窯跑回二連，那一車磚的重量抵得過好幾個我的體重，剛開始壓不住車把，遇到個溝溝坎坎就翻車，磕磕絆絆中細細揣摩別人傳授我不翻車的訣竅是「小車不倒全靠屁股搖」；
我當小工居然練得不僅能把滿滿的一鐵鍬連泥帶鍬扔上三米多高的山牆頭上，還要讓站在牆頭上的人能穩穩的抓住鍬把接住那一鍬泥丁點兒不灑；
最怵頭的麥收割麥子，累得腰疼直不起來我就跪在地上，麥茬子扎破褲子扎破膝蓋鮮血直流，年年如此，咬牙幹了五個麥秋；
春天插秧，早晨的稻田泥水表面結着一層薄冰，上身穿大棉襖腰裏紮根皮帶光腿光腳下到泥水中冰冷刺骨，不一會兒腿上好幾道血口子分不清是冰碴劃破的還是草根扎破的，血腥味兒招來螞蟥叮上就別想揪出來，越揪往肉里鑽的越深，只能抄起鞋底子啪啪啪照腿狠抽，才能把螞蟥震成一個圓球自己從肉里滾出來；
秋天澆地看渠口晝夜連軸轉，夜裏守着一盞小馬燈光暈兩米之外漆黑一片，又冷又害怕，困的靠着田埂睡着了，渠水漫灌到腳下泡濕了褲腳才驚醒，肩膀和半邊身子受潮寒又疼又麻半天才能動；
冬天在白雪覆蓋成大饅頭一樣的井台上，冒着隨時可能出溜掉進井裏的危險，徒手抓着凍得棒硬不打彎兒冰棍兒似的井繩連同滿滿一桶水從井裏生拔上來；
夏天酷暑難耐，在42、3度的高溫炙烤下鑽進密不透風的蘆葦地割青儲飼料，再用一根背包帶摟起來像一座小山，還要自己上肩背到路邊，我若干次覺得生不如死；
度過第一個夏天的一次晚點名時，我思想溜號給母親寫信，一巴掌拍死叮咬在腳脖子上的好幾隻大蚊子，那蚊子大得嚇人，連大長腿算足有兩公分，個個兒帶血，我隨手夾在寫給母親的信里，從此記住晚點名要穿上膠皮鞋護腳腕子；
野外修路飲用水供應不上嗓子乾的冒煙兒，跑出老遠好不容易找到一泡水窪，蹲下手捧着就喝，邊喝邊扒拉水底的羊糞蛋蛋馬糞球，原來我們這是與羊群馬群共飲的救命水；
缺油少肉的伙食煉得我吃嘛嘛香，曾經就着同班戰友家裏寄來的炒黃豆辣椒麵兒拌咸鹽，香的我一頓吃過八個饅頭……
這些都是我的切身經歷，沒有誇張！扭曲、壓抑、承受、只為活下去！哪一個兵團戰士沒有這含着淚帶着血的經歷？哪一個兵團戰士不是從風裏雨里泥里土裏摸爬滾打掙扎過來的？女孩子累的閉經好幾年的比比皆是！多少年之後的現在，風濕病、腰椎病、心臟病在我們這個群體中的比例遠遠高於正常人群，近兩年更是頻頻獲悉戰友早逝的噩耗！誰敢說這與年少遭受的磨難太多、過度勞累摧殘了健康無關？！
也許你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我這樣一個瘦小枯乾的姑娘怎麼有這麼大的能量應對那五年的歲月磨難，回頭看，真的連我自己都難以想像難以置信。那個年代單純實在得像傻子，不會偷懶，不會耍滑，不敢反抗，更不懂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
我不想站在什麼高度裝模作樣謳歌那段「青春無悔」；更不想違心的非要扯什麼「磨難是通向成功的歷練」；翻老賬倒苦水只不過是「顧影自憐」，招人厭煩；急扯白臉非要跟誰討個公正論斷更沒意義。
幾十年後的今天回顧以往，不能只局限在絮叨當年受苦受難的場景，無論你「長歌」，還是「當哭」。俱往矣！時過境遷了。親歷過的人，對這段感受真是說不清道不明，欲言不能，欲罷不能。
有人說：「我們這一代知青如同歷史天空中划過一顆星」，就讓那顆星多少留下一點痕跡吧。
我有過一個「夢」
那一年，我上小學二年級。一次期中考試，我又考了雙百分。我拿着兩張卷子，喜滋滋地躺在父親懷裏。他笑問我長大了幹什麼。我想了想，覺得當個電影演員挺好的！
那是1960年，正值物質極度匱乏的三年困難時期。七八歲的孩子嘴饞，看到電影裏面無論好人壞人、大人小孩兒們，凡吃東西的場景都是真吃真喝，所以我就特別羨慕那些演員們。尤其那些土匪地主壞蛋們，滿桌子杯盤碟碗，攥着雞大腿豬蹄子大嚼特嚼太饞人啦！
父親不了解我的心思，對我的回答不以為然的搖搖頭。我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說，那就當個翻譯吧。家裏有很多父親外事活動的照片，經常翻看，父親與外國人一起工作交流時總離不開翻譯，我覺得翻譯的工作很神奇，膚色不同國家不同的人，說着不同的語言，經過翻譯的轉換，什麼障礙都不存在了。還能在宴會的飯桌上邊吃邊喝邊翻譯兩不耽誤，翻譯的工作太好玩啦！
父親聽了我的話，臉上的笑容不見了，兩道濃眉擰成大疙瘩。我一看父親不高興了，緊張得馬上閉住了嘴。空氣仿佛凝固了。過了好一陣，父親才緩緩地說：依我看，你將來上北大讀新聞系，畢業之後做個記者，這個職業比較適合你。
我似懂非懂。但是從那以後我牢牢記住了：好好學習，將來要上北京大學，讀新聞系，當個記者。這是父親對我的期望。
1965年秋天我小學畢業，考上了北京一零一中。父母非常滿意，父親特意送我一輛藍綠色產自日本的新自行車，以資獎勵。
一零一中和北京大學是鄰居，簡直就是門挨着門！我們乘車回學校都在北大西門那站下車。北大西門的門樓是古典宮殿式建築，古香古色，金碧輝煌。大青方磚鋪地，朱紅色油漆柱子，寬厚的高門檻，兩扇朱紅色的油漆大門總是敞開着，門上像故宮頤和園一樣佈滿碗口大的金色門釘，門外兩側蹲着威武雄壯的大石頭獅子，嵌着「北京大學」四個金色的大字的藍底匾額高高懸掛，莊嚴，神秘，讓我對她充滿了期待和嚮往！
每個星期日回學校路過，我都要向大門裏投去我的憧憬。我甚至偷偷的從北大西門溜進校園，沿着未名湖轉了大半圈，想提前看看「我的教室和課堂」……
然而好景不長。1966年的春夏之交，仿佛一夜間突然大地風生水起！依稀記得先是聽說北京大學校園裏出現了「一張大字報」，偉大領袖毛主席支持和參與了這件事！
很快整個社會都亂套了。我們中小學也都停課了！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無數次大搖大擺進出北大，看大字報，聽慷慨激昂的演講和大辯論。北大校園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些鼻樑架眼鏡，胳膊底下夾書本文質彬彬的大學生們都消失了，那些曾經溫文爾雅的大學老師們，個個低頭耷拉腦，低人一等的樣子，尤其駭人的是那些曾經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們，一隊隊，一串串，一群群，個個衣衫不整，斯文掃地，帶着高帽子，掛着大牌子，被批鬥，被遊街，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揭發出不為人知的老底，他們的罪名各式各樣，罪行千奇百怪。別看他們過去道貌岸然，原來都是潛藏在大學校園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動透頂、罪大惡極的封、資、修的牛鬼蛇神。
北大的光環從我心中慢慢消失了，「北大新聞系」與我漸行漸遠了。折騰到1969年3月，在寒風與殘雪中，懷着對珍寶島生死存亡的忐忑，我告別了北大，告別了北京。這一去，竟然成了我的終生遺憾。
遲來的「追夢起飛」
從打到兵團的第二年，就不斷聽說有人上大學走了。「北京大學，新聞系」，如同久違了的熒熒之光，漸漸從靈魂深處閃現出來。每聽說一次某人上了某大學的消息，儘管與我毫不相識，我都會輾轉反側失眠好幾個夜晚，羨慕之餘，是深深的焦慮。白天還要強打精神裝作沒事兒人兒似的，當好班長，帶着一班人幹着最苦最累的大田農活。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對上大學的渴望越來越強烈，但是希望也越來越渺茫。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被推薦永遠輪不到我。我開始暗地裏琢磨想轍。
熬到1973年冬天探親回家，母親找到在人民醫院當護士長的六姨，給我弄到一張「頻發性心臟早搏」診斷證明。一家人都贊成我「病退」轉回河北香河老家插隊，搞「曲線救國」。手捧着這張診斷證明，我又開始失眠。當初策劃時想得挺好，信心滿滿的。一旦真的要實施了，心中卻充滿了躊躇和遲疑。
原本是「雞蛋里挑骨頭」，查查體為找一個離開兵團的藉口，竟然真的查出來心臟有頻發早搏的毛病。不知道是對前途未卜的擔心，還是這五年高強度勞累，真的把我擊垮了。
回連隊的期限臨近了，我感到心慌氣短渾身無力，吃不下飯，睡不着覺，還時不時的頭暈冒虛汗，躺倒好幾天起不來。母親看着我幾天之內明顯見瘦的臉，擔心極了，怕我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辦不下來這麼重要的事，只好強撐着剛剛做完甲狀腺摘除大手術虛弱的病體，陪我回連隊辦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