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金玉良言」
張伯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位英國首相的名字，此人在執政期中犯過許多錯誤，但仍不失為一位鼎鼎大名的政治家。本文將寫到的這位老先生，雖然也一字不差的名叫張伯倫，卻是個勞改犯。只要提到勞改犯，誰都知道他是個中國人，因為這個中國特色的人類群體，除了毛澤東量身定做的中國共產黨，誰能把他們「揪」出來？
1970年，時年36歲的我正在四川雷馬屏農場通木溪中隊服刑勞改，某日，從西昌黃連關監獄調來一批犯人，這種調動在勞改隊司空見慣，按理不必大驚小怪，引起我特別關注的原因是我所睡床位的左側新嵌入了一個陌生犯人。要知道，在險象環生、人人自危的勞改隊，誰也不願意在自己的身邊安放一個「定時炸彈」。因為這裏的勞改犯人睡的是一張橫跨整間屋子的大通鋪，分為上鋪和下鋪兩層，不論上、下鋪，犯人們都一個捱着一個倒在上面做自己的惡夢。這種安排最大的好處是便於貫徹「連坐法」，鄰床的逃跑了，兩側的脫得了干係嗎？
為了對自己的安全負責，我不得不對即將『嵌』入我側的來者加以審視，見他的年齡似已六十開外，滿臉皺紋和嘴裏那稀稀拉拉的幾顆牙齒可以為此作證，聽口音他應該是西昌那一帶的人，中隊裏操類似口音的西昌人不在少數，穿一身打滿補丁的勞改服，表明他和我一樣，也是勞改隊的「老油條」。別忘了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有着論資排輩的傳統，什麼工齡、軍齡、黨齡無一不和一個人的身價緊密掛勾，勞改隊雖然沒有「犯齡」一說，但老犯們身上那股「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凌人盛氣，還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地暗藏在舉手投足之間。
當我倆都並排躺在床上時，我直接問他：「你怎麼叫了這麼個名字？」如果不是在勞改隊，對一位長者這樣提問就有點失禮，正因為勞改隊尚有「行客拜座客」的袍哥遺風，他這位行客比我這位座客矮了一截，這種問話方式則無傷大雅。他輕輕嘆了一口氣回答說：「唉，年輕時太狂了」。這是老犯之間談話的經典句型，因為張伯倫清楚，能知道這個名字所含意義的發問者，決非沒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一般刑事犯，如果不予理睬或者胡亂支吾塘塞，顯然是對對方智商的蔑視，容易產生敵意為今後的朝夕相處留下隱患，作為一個過來人，用自省自責的口氣給予正面回答，顯然十分得體。
張伯倫的具體勞動是放羊，全中隊只有不足一百隻供積肥用的山羊，他一個人料理就足夠了，不可能編成一個班組，就讓他編在水稻班、也就是我所在的班組裏。這種「組織安排」最重要的目的是學習的需要。這裏面有一種現象發人深思，眾所周知，不論哪個國家都有囚犯，而所有的囚犯都得按法律所判的刑期進行服刑，中國的囚犯實際上也是在服刑，但勞改隊幾乎用改造二字替代了服刑二字，官方公佈的規範犯人行為的《勞改犯人守則》共七章四十二條，外加《五報告》、《十不准》這些連篇累牘的勞改「文獻」中，沒有一次提到過服刑二字，我認為這是一種故意的疏漏，是共產黨刻意地用改造的概念替代服刑的概念，因為他們在骨子裏排斥服刑二字中，所含有的刑期這個內容，改造就沒有時間限制，事實上當年的勞改犯滿刑後絕大多數都被安排「留隊就業」繼續改造，一直改造到死在這遠離故鄉親人的荒山野嶺。
共產黨宣稱勞改犯的任務是勞動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結合，這種贖罪性的思想改造必須落實到每個勞改犯身上，落實到便於互相監督、彼此檢舉揭發的班組之中，一個人單獨放羊的張伯倫又豈能逍遙法外？
在勞改隊，張伯倫從事的勞動是人人羨慕的，因為和他朝夕相處的山羊沒有一頭會檢舉他或者陷害他，放羊的勞動體力消耗不大，除了防止羊群竄入農田、損害農作物便不存在其它風險，更重要的優越性是便於偷吃農場栽種的糧食蔬菜產品，在常年吃不飽餓不死的糧食供應標準下苦苦掙扎的勞改犯，這種機會的魅力無窮無盡。但張伯倫並不珍惜這種機會，因為他畢竟是個食量不大的老年人，乾的又是體力消耗較小的輕勞動，沒必要去冒偷吃生產成品、違犯監規的風險。況且，象他那種體質又差塊頭不大，對大田生產的繁重勞動存有畏懼心態的人，決不願意因違犯監規而失去幹這個輕鬆工種的機會。
張伯倫寡言少語，很少與其它犯人說話，勞改隊有「犯諺」說：「多一個朋友就多一根絞索」，這句「犯諺」從另一個角度為恐怖二字作了註解。沒有人發現他和誰有較密切的交往，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他對我似乎很有好感，能證明這一點的理由是這樣的：勞改隊都是白天幹活勞動，傍晚收工後吃飯，晚上學習討論或者開批鬥會，一般兩小時後結束。勞改隊常年的學習內容是人人過關的半年大評和年終總評，每次通過我的評審材料時，監管幹部都會有預謀地發動全班犯人、有時甚至擴大到全隊犯人對我的批判鬥爭，內容多半是揭發我的「反改造言論」，其實都是我對現實中的黑暗現象的揭露，這些日積月累的支言片語羅起來令監管幹部們乘機「打擊囂張氣焰」把我捆得死去活來，某夜，當我正在揉搓我紅腫的胳膊時，我突然聽見張伯倫在我耳邊說了一句悄悄話：「共產黨不怕你亂說，就怕你不說」。他這句話倒真讓我想起了那句「一切真理都是樸素的」的格言。
我想到1957年共產黨整肅包括我在內的知識份子時，反覆動員鳴放，什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又什麼「聞過則喜」，把老祖宗的道德操守當作施展「陽謀」的廣告詞，在我們耳邊「重複一千次」，難道不是「就怕你不說」嗎？不幸的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提了些善意的意見，誰能想到這類意見都可以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地倒打一耙地誣之為「向党進攻」的「罪行」。如果當年五十五萬右派分子全都一言不發，反右鬥爭說不定只有另外換一個花招才得以開展。
從此，除了幹活我不再多說一句話，，結果，甚至有人說我轉變了。
我認為寡言少語的張伯倫對我頗有好感，就是因為他送了我這樣一句金玉良言，還因為在勞改隊說這句金玉良言將要承擔常人難以估量的風險。
娃子「取比阿牛」
勞改犯張伯倫，1913年出生在家鄉四川漢源縣一個大地主的家庭，根據我的經驗，恆量地主大與小的簡易方法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擁有田地的數量，另一種則是土改時家中被殺人數的多寡，這兩方面張伯倫所屬家族在當地都首屈一指。父母妻室全被槍斃，張伯倫得以倖免於難，除了奇蹟便別無它法。
1934年，在南京報考中央政治大學時，躊躇滿志的張伯倫第一次用上令人嘖嘖稱奇的張伯倫這個名字，這正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件」令全國青年熱血沸騰的日子，愛國青年張伯倫從政報國的決心從此下定。七七全面抗戰開始，張伯倫投筆從戎，在武漢直接轉入了黃埔軍校屬下的「戰時幹部訓練團」，半年後畢業即赴抗日前線。
抗戰勝利後，張伯倫回到家鄉，幻想在恬靜的鄉村生活中吟詩作畫，修身養性。但在抗日戰爭中，蓄意避開正面戰場以保存實力，待抗戰後發動內戰以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很快地打到張伯倫的家門前，1948年冬，張伯倫重返政壇，就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雲南省幹事長，此職務相當於共產黨的省團委書記。
1949年，人稱雲南王的龍雲搞所謂雲南起義投共，張伯倫隻身出走返回四川西昌，在這裏，他應邀出席了高級軍政會議，聆聽了蔣中正總統離開大陸前的最後一次講話……聽到這裏，我乘機提出了在心中埋藏了多年的問題：「國民黨為什麼會敗在共產黨手下？」張伯倫沉思良久，幾乎是哽噎着說出一句令我振聾發聵的話：「蔣公太仁慈了」！
很可能他心中又想起他那位只知道相夫教子不問國事的妻子，一個只因說不出丈夫藏身之地即被槍殺的結髮妻子，還有同時倒在血泊中的兩位同族長輩。這時是1950年6月，是共產黨佔領四川後以「清匪反霸」的名義下進行的「初試鋒芒」。
當時隱藏在深山中一個老佃戶家裏的張伯倫，幾乎被接二連三家破人亡的壞消息擊垮，更重要的是張伯倫知道，共產黨下一步要乾的土地改革、肅反、鎮反意味着什麼，殘酷的現實告訴不願作刀下鬼的張伯倫，擺在面前只有兩條道路，要麼自殺，要麼逃到涼山里去當娃子，也就是當奴隸。
張伯倫家鄉的漢源縣便是包圍着大涼山的縣份之一，那裏不少人能多少懂幾句彝語，如果說上世紀中葉的中國真正有一個所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燭立王國」的話，聚居着幾十萬彝族同胞的大涼山應當之無愧。在帶着原始色彩的彝語詞彙里，根本就沒有政府、保長、甲長之類的統治工具的名稱，也沒有納稅完糧的社會責任，這個遠離現代文明的彝族社會，他們的人只分兩種，奴隸即白彝和又稱黑彝的奴隸主，此外便是少數被稱為「畢木」的世襲巫師。
奴隸在涼山俗稱娃子，對新世紀的人群解釋奴隸的特性，唯一可比的參照系似乎只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勞改犯。即使如此比較，如果給勞改犯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雖然兩者都失去人身自由，雖然兩者都在遠離城市的荒山野嶺，但我堅信，百分之百的勞改犯都會義無反顧地去當娃子，為了證實娃子優勝於勞改犯，我不得不以一個名叫取比阿牛的娃子的親身經歷為證。
早年的涼山，除了買賣娃子、鴉片煙和槍支彈藥外，幾乎就沒有別的商業活動，唯一能流通的貨幣便是銀錠。只要是你單身一人在山間行走，到任何一家人家都可以得到免費的吃喝款待，但你必須自報家門說出你的家世淵源和來龍去脈，否則你肯定會被當作從某一個家支中逃出的娃子，自然地會有人檢個便宜順便把你賣到更深遠的涼山內地，幾番倒賣之後，我們剛才提到的取比阿牛，才被取比家支以一錠銀子的價格買到家中，給他取名阿牛。這個中年娃子來到這個家支五年以後，終於得到奴隸主的信任，按慣例給他配發了一個女奴隸當老婆，免得他老是對着公雞爬在母雞背上時發呆。
1955年，中共組織的工作團隨着共軍部隊一步步從涼山外圍向縱深地區蠶食，到1956年忍無可忍的彝族人民終於爆發了全民族的大規模起義，毫無疑問起義的領導者是各個家支的黑彝。那是中共還未暴露出他的偽善面目之前，其聲望如日中天的年代，加上雙方軍事實力的天壤之別和彝族家支間的歷史冤讎的無法調和，最後共產黨幾乎用種族滅絕的手段將彝族中的黑彝斬盡殺絕……不過這已不是本文所能容納的內容了。
回頭再說「解放」了的娃子取比阿牛，他不再被允許種鴉片煙也就不能再吸鴉片煙，對早已吸煙上癮的取比阿牛的自我戒毒簡直苦不堪言，眼淚鼻涕傾流如瀉，痙攣抽搐滿地翻滾，看他難過成如此這般，他的妻子競號淘大哭，但最後畢競戒毒成功。
這時，寨子裏有幾個孩子上了學，學習漢語文字，他們吃驚地發現，取比阿牛伯伯競然能讀能寫，孩子們的疑難問題也常常找他解答。一個彝族娃子能讀寫漢字簡直象一條啞巴能開口說話般的特大新聞，傳遍了附近的村村寨寨，恰好正在籌組中的鄉政府缺少一個炊事員，須知這六、七個人的伙食團，也必須記個油鹽柴米的流水帳，以便讓鄉幹部們知道自己該交多少伙食費用。這個特大新聞的出現，使這個肝膽俱全的鄉政府正式組建完成，被調到鄉政府當炊事員的取比阿牛每天燒水煮飯偶爾到區上去買點生活必需品，他那位彝族妻子也時不時到鄉政府住上兩三天。
當年彝族鄉村幹部，一般都是在縣上辦的幹部訓練班裏經過幾個月最多一年的培訓，便匆匆下到基層進行工作，政治文化水平都低得可憐，甚至報紙文件上許多認不得的字還得問炊事員取比阿牛。當他們知道二十多年前當取比阿牛抓進涼山當娃子時，他早已是高小畢業的學生，暗地裏對取比阿牛的記憶力無比佩服。
鄉政府的幹部中，有一位芳齡二十歲的女孩負責婦聯工作，她在彝族幹部訓練班學習時，與一位男同學談上戀愛，畢業分配時，該男朋友分在另一個區當秘書，在電話郵政都不通達的情況下，只有靠每周一次的機要通信員傳送報紙文件時捎帶一封愛情信箋。奈何這位鄉婦聯幹部文化水平太低，不但無法寫回信，甚至來信都不能全文讀懂，這時她不得不求助於炊事員取比阿牛，而阿牛也盡心盡力的替她解讀來信，代筆書寫回函，充其量偶然接受婦聯幹部悄悄給他一包劣質香煙。
兩年以後，這一對戀人終於喜結連理，那位原來的區秘書還幸運地調到取比阿牛這個鄉當了鄉長。公路也修通以後，縣交通局決定組建一個常年維修公路的道班，似乎是為了答謝取比阿牛在這場書信戀愛中立下的汗馬功勞，新上任的鄉長正式推薦取比阿牛擔任道班班長，成了縣交通局屬下的一名正式職工，阿牛班長當了個小芝麻官，首先按官場常規以權謀私，安排了他那個不懂漢語的彝族老婆當了道班的臨時工。
道班班長取比阿牛就任以後，工作上認真負責，吃苦耐勞，加上鄉長夫婦和有關領導的大力舉薦，1964年他被選為縣勞動模範。下半年，他更成為涼山彝族自治州公路交通系統的勞動模範，當年的《涼山日報》上，曾以《奴隸變成的公路養護神》為題，對取比阿牛的模範事跡作了長篇報道，在英模大會上，州領導親自給他戴上大紅花，頒發了獎狀。取比阿牛在會上的長篇發言，從他悲慘的奴隸生涯到共產黨幫助他翻身解放成為光榮的工人階級的一員，更是字正腔圓有板有眼天花亂墜，贏得的暴風雨般的掌聲雷動，當然在意料之中。
按中國慣例，會議結束前必有一次盛大的宴會，在開往宴會餐廳的專用交通車上，一個似曾相識的年輕人走到取比阿牛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冷笑着說：「你是張伯倫」。
通車開到宴會廳門口，下車後的張伯倫並沒有跨進宴會大廳，而是轉身走向公安局，他去投案自首。
三個月後，張伯倫被涼山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這件事還有必要作兩點補充，其一是他那位奴隸妻子，曾經到西昌看守所去看望張伯倫，因他系未決犯，按看守所規定未被准許接見，也許她無論如何也弄不懂「未決犯」和「國民黨」這類無比深奧的漢語詞彙，而周圍竟找不到一個可以解答這類問題的人，她只好選擇一條蒙受冤屈的彝族婦女所走的抗爭之路：上吊自殺。這是事發三年後張伯倫在西昌黃連關監獄服刑時，當年同在道班工作的一個因盜竊罪被判五年刑的老同事告訴他的。
另一件事發生在1968年，突然兩個外調幹部來到監獄審訊張伯倫，主要調查那個指着他鼻子冷笑的遠房侄兒，問他在「潛伏」期間，是否和這個侄兒有過秘密聯繫？三年後，文化大革命期中被利用的所謂「造反派頭頭們」被判刑入獄，其中有人說張伯倫的那個「指鼻子侄兒」，時任某局局長，也是一個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他的長輩無一不是國民黨高級官員，甚至有的偽裝成娃子長期在涼山里潛伏……可悲的是，這位大義滅親的局長在高壓下也走上上吊自殺、「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張伯倫暗自納悶：「為什麼愛我的和害我的人都去上吊」？
並非「軍事政變」
有一個問題，我作為當事人如果不加以澄清，一千年以後的歷史學家不知道會為查明這樁陳年舊案絞掉多少腦汁，因為他們不懂，為什麼在殘暴反動的毛澤東統治年代，監獄裏沒關押有為民請命、捨身取義的政治犯？而在中國共產黨在奪得政權以前，他們卻口口聲聲要求當年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釋放政治犯。似乎這是個問題，卻又是個簡單得可笑的問題，那只是因為共產黨違犯國際慣例，把通常意義的政治犯都改名為刑事犯，或者叫反革命刑事犯，這搖身一變的驚人效果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政治犯的國家，是地球上最為自由、極為民主的先進國家。就憑這個名稱的改動，人們稱中共是玩弄名詞的高手就決非溢美之詞。試想想，政治是一個中性詞，革命是一個褒義詞，反對革命的反革命會是好人嗎？一切政治犯的原罪就此定了下來豈不一舉數得？二十一世紀後，中共又悄悄地取消了自欺欺人的反革命罪，而「與時俱進」地代之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或者「顛覆國家政權罪」，訓練有素的中共法官甚至可以判定隨地吐痰也能違害國家安全，大吼大叫也能夠顛覆國家政權，這些萬變不離其宗的名詞魔術誰敢和中共當局一比高下？
勞改隊在關押着大批鑲嵌着反革命外殼的政治犯的同時，也還關押着許多偷、搶、騙、奸之類的一般刑事犯，這類犯人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工農家庭出身的較多，而政治犯多數文化水平較高，出身於所謂剝削階級家庭者為多。監管幹部對這兩類犯人的評價是這樣的：「反革命和我們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一般刑事犯雖然也危害了人民，但畢竟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他們也常常用這些論調去蠱惑一般刑事犯，啟發他們「擦亮眼睛，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給他們更多的「檢舉壞人壞事的立功機會」。
那時我已勞改了八年，早已練就了犁田耙田等農事基本功，同時練就的是煨煮燒烤等偷吃各類農產品的過硬本領，這才使我這人高馬大的身軀腿粗腰圓力大無比，別說水稻班，就是整個中隊，我也算名列前茅的全能勞動力之一。
水稻班有一個姑隱其名的班長，此人農耕技能頗為到位，出身貧農家庭，娶不起媳婦卻慾火極旺，曾幾度在田野路邊誘姦放學歸家的小女孩，家長們舉報後他被判刑十六年，沒幾年他當上了這個班長。
勞改隊的班長是勞改犯人「仕途」的頂峰――假如這種類似「維持會長」的勞改班長也能算作仕途的話。但有些犯人還對當這種「官」饒有興趣，我們的這位班長就當得煞有介事地沾沾自喜，雖然他治下的是一群除了鎖鏈就一無所有的窮犯人，但善於撈油水幾乎是中國官員們的遺傳基因，哪怕他是個疑似於官和非官之間的勞改班長。我們這位班長還是能從這群勞改犯中撈到一點點油水。例如某犯人生了病，在得到監管幹部的批准後沒有出工勞動，他最好能知趣地省下一個包穀粑的口糧悄悄送給班長，明天出工時興許能幹點輕活，否則他第二天收工時的腰酸背痛顯然就是為這個包穀粑的疏漏而付出的代價；犯人每月有兩元零花錢，用以購買牙刷肥皂之類的日用品，班長難免會向你借走一元又常常會故意忘記還給你，你最好比他還忘記得更徹底。全班犯人中，即便我這個在體力和智力都不是他可以輕易征服的老犯，也被他「借」走了五角錢。其餘班上的老弱殘兵各犯，幾乎無一不是他的冤頭債主，特別是年老體弱的張伯倫，這件事還得從頭說起：
搞農業勞動就離不開植物保護，也就是打打農藥防治病蟲害，這是一種季節性很強的勞動。我在中隊就擔負着這份差使，我背着的是一台機動噴霧器在莊稼地里東奔西走，經常能碰到蛇，那年頭我體質特佳，驚嚇過後，在找不到「兇器」的情急之中，我背着幾十斤重的噴霧器甚至還能俯身下去逮住蛇尾，好一陣摔打就可將其治死，煮成一鍋色鮮味美的蛇肉湯。張伯倫迷信生吞蛇膽可以養眼，我和他便按勞改隊常規，達成以一隻蛇膽換一個包穀粑的口頭協議，執行以後竟間接地傷害了這位班長的利益，因為此前幾乎每隔兩、三天張伯倫都可以省下一個包穀粑給他，現在卻以『自由貿易』形式進入我的消化系統，他當然不滿，但蛇膽和包穀粑的交易純屬市場需求的調整，而他吃張伯倫的包穀粑屬於利用手中權力進行變相勒索，在明哲保身的勞改天條保護下，沒人為這個公開的秘密說三道四或者加以舉報。
一連幾天，我發現班長對張伯倫經常怒目而視，有兩三次甚至斥責他沒有把羊糞拾掇乾淨，精通勞改習俗的張伯倫當然知道班長所懷鬼胎，他也就暗自忍下，但這三番五次的刁難也使張伯倫產生欺人太甚之感，這個工休天，對着班長的惡意斥責，忍無可忍的張伯倫仿佛吃了豹子膽，竟然從嘴裏咕濃出一句：「莫說那麼多，不就是這幾天沒有給你上貢包穀粑嘛！」這一句直接刺進班長心窩的話點燃了班長的新仇舊恨，他一伸左手抓住正準備出門的張伯倫的衣領，用右手食指指着張伯倫的缺牙巴說：「你信不信老子把你這幾顆牙齒打掉好弄來當『P』日！」老實說，在勞改隊我聽見過犯人間的相互吵罵可謂多矣，但一個年輕犯姦污罪的犯人對一個老年犯人罵到如此惡毒的地步似乎還是第一次，更何況被罵者是我心有靈犀的忘年之交。說時遲，那時快，我竟然在鋪上穿好了鞋縱身跳到地上，三兩步就跨到他倆之間，出手狠狠一記耳光抽在班長臉上同時大聲吼道：「你憑啥子借老子五角錢三個月都不還？」吼罵中又抽了他一記耳光。此刻班長已回過神來，扔開不堪一擊的張伯倫與我正面交手，雙方你一拳我一掌，象一般勢均力敵的打鬥一樣，互有不在話下的破皮流血之處按下不表。
單說我剛才大吼的那句借五角錢不還的話，可又是一句頗有來頭的勞改隊經典句型。因為我和張伯倫同為反革命重刑犯，也就是監管幹部們全神貫注盯着的重點犯人，而被我打耳光的是一個勞改班長，一個貧農出身的一般刑事犯，哪怕露出一絲我為張伯倫打抱不平的痕跡，好事者（可能是幹部也可能是假積極的犯人）都可以把問題引伸成小集團或者相互勾結之類的嚴重問題，對我和張伯倫都很不利，特別對年老體弱的張伯倫更有威脅……
有幸災樂禍者高叫：「犯人打架啦！」某幹部聞聲過來，吼道：「住手。」接着叫了個犯人的名字說：「到廚房去拿兩根繩子來！」不由分說地將我倆分別捆在曬垻兩邊的兩棵樹上，按慣例，象這類雙方只有皮肉小傷的犯人鬥毆，還不至於將打鬥者捆得死去活來，一切要待晚上學習會上再行論理。
從共產黨對敵鬥爭的根本原則來看，他們對犯人之間的所謂「狗咬狗」內鬥是暗暗高興的，這樣更有利於分化瓦解敵人，但用打架的形式出現卻並不歡迎，因為可能導致傷亡或類似惡性事件甚至影響正常的生產秩序。所以當夜的學習討論會上，主持學習的帶班幹部勒令打架雙方作出檢討並接受犯眾的批鬥。
我首先主動檢查，說三個月前班長找我借了五角錢，多次催要不還，我心想五角錢買他一記耳光也算出口氣，因此首先出手打了他，是我嚴重的錯誤，今後一定改正云云。說罷有三兩個犯人按明哲保身的原則對我提了幾條不痛不癢的批評意見。其實據我觀察此時幹部也希望班長主動作個檢討走個過場，讓犯眾也假惺惺地提點意見，便將此次違犯監規的犯人打鬥不了了之，因為打鬥雙方同為勞動骨幹，第二天還得靠他們賣力幹活，這種輕描淡寫的處理方式當然也是我的願望。
人人都期待班長開口，他終於說話了，誰也想不到他說出的竟然是一句最不知趣的話：「真沒想到在勞改隊還有反革命抽我這個貧下中農的耳光。」也許說話者本意只想按「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尚在幹部面前討好賣乖，但卻得罪了班上那六、七位反革命份子，更何況這班長一貫在犯人中敲詐勒索、打擊報復早已劣跡斑斑。被觸怒的眾犯你一言我一語揭露出他許多問題，其中最具殺傷力的是他曾在背後說指導員象地主（該方姓指導員偏偏確為地主家庭出身），說帶班的生產幹事瞎指揮，對農業「懂個錘子」（該楊姓生產幹事正好是農校畢業的中專學生）等等等等，越說越多。下學習的口哨早已吹過，幹部只得宣佈明晚繼續。
爬上床鋪後，我乘機在張伯倫耳邊說了一句：「你千萬不要提意見。」張伯倫回答：「當然」，我倆都知道，共同火力點的公開暴露也會增加自身被摧毀的危險。
經過第二天各路出工犯人的交頭接耳，以及出於各種動機而打向幹部的小報告，已註定這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班長將變成一隻過街老鼠的命運，當晚的學習會幾乎成了對他的批鬥會。會議結束時，主持會議的幹部突然宣佈將該班長調去飼養班餵牛，由張先痴接任班長，這個意外的結局便讓我這個終生不帶官運的凡夫俗子，登上了「仕途」的頂峰。實際上在往後十年的勞改期中，這個頂峰卻讓我這個苦命的勞改班長多流了多少身臭汗，幹了多少吃力不討好的傻事，其所吃苦頭用罄竹難書加以形容也並不過分，只不過那將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內容了
永別了，張伯倫學長
好象是1973年某夜入睡前，張伯倫突然對我說，他在報紙上看到中國駐古巴的大使名叫申健：「我肯定他就是我那個哥們，申姓本來就很生僻，加上這個單名，巧合的機率幾乎為零」。「那又怎麼樣，你難道想他帶你到古巴去當外交官嗎？」我不無譏諷的這樣回答他。不知趣的張伯倫還在絮絮叨叨的訴說他在中央政治大學時和申健的深情厚誼，說「申健家境貧寒，伙食費都由我提供，雖然我早已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我卻認為那只是他個人的信仰問題，不應該影響我們的友誼，甚至他嫖妓女的錢都是我給他的……」聽到這裏，我突然想起張伯倫對我說過的一句話，脫口而出：「蔣公太仁慈了」。
沒想到張伯倫會給申健寫信，告訴他自己正在四川省雷馬屏農場通木溪中隊服刑勞改，更沒想到這位大使把這封信轉回了中隊，要求幹部對罪大惡極的張犯伯倫加強教育，敦促他務必革面洗心重新作人。管教幹部在學習會上當眾朗讀了由一串串毛主席語錄連接成的信，並告誡張犯伯倫丟掉幻想，安心改造。
這件突發事件一度使張伯倫灰頭土臉，事後他也曾以自我解嘲的口氣對我說：「我只是想試一試申健」。但我內心並不相信，三十多年後，重新反思張伯倫出這個洋相的真正原因，實在是那時他已年滿六十，而所判十五年刑期還未及一半，他極擔心自己會在勞改隊結束餘生，幻想在曾接受他恩惠的申健那裏抓一根救命稻草，雖然拙劣了一點，但作為人類求生本能的反應，他並沒有把這種反應建立在傷害同類以謀私利的基礎上，在道義上並不存在多大問題。
此外，在張伯倫退化成取比阿牛的十幾年中，事實上他過的是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原始生活，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他才領教到共產黨直接統治下的麻辣燙滋味，他不曾經歷土改、三反五反、鎮反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等一系列為強化共黨極權統治而發動的一連串鎮壓運動。這些運動在打擊中共臆想中的敵人的同時，也暴露了共產黨殘暴無情，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醜惡面目。或許張伯倫認為當了大使的老同學會念念舊情，給他一點點幫助，他不知道共產黨強調黨性建設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對人情人性的扼殺過程。當了大官的申健，只要承認與張伯倫存在過友情，就等於為自己刻意塗紅的臉上抹上黑色的污漬，他如果會幹這種傻事，早在他進入領導層以前，就已經在官場博弈中敗下陣來了。
1975年中共中央宣佈將釋放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官員，名列其中的張伯倫得以獲釋，行前我悄聲問他：「你感謝共產黨嗎？」他正色回答說：「不，我感謝國民黨，如果共產黨不是為了統戰海峽對岸的國民黨，他難道會釋放我們這批行將就木的老人嗎」？這是真正的張伯倫式的答案。後來據說這批「縣團級」分別擔任了各自家鄉的政協委員，為這隻並不美麗的花瓶里添加了一株紙質的花朵，張伯倫必為其中之一。
1949年5月，我們全家由武漢遷至重慶，8月我進入重慶江北縣立中學就讀高中二年級，創辦《號角》文藝社，自任社長，替中共地下組織煽動的學生運動大張旗鼓地吶喊助威，為時任國民黨高官的父親所不容，於十一月中旬將我革出了家門，在走投無路的街頭流浪途中，我偶然在一根電線杆上讀到一則國防部高級政工人員訓練班的招生廣告，我脫下一件公子哥兒羊毛衫賣了幾塊銀元，買了一張中華大學肄業證書，冒充十八歲的大學生前往報考，十一月二十五日被錄取入學，次日便乘坐訓練班的汽車逃往成都，三天後當官的宣佈，訓練班停辦，學員轉入黃埔軍校二十四期並前往該校報到。次日自成都皇城校本部出發，在川西平原上到處轉悠到十二月二十日，奉此前被共軍俘虜並完成洗腦的徐幼常少將總隊長的命令全校「起義」，隨即當上了共軍，時年十六歲。
鄧小平執政以後，加強了對台統戰工作，還象模象樣地搞起了個黃埔軍校同學會，各省市縣還分別成立了由當地統戰部直接領導的分會或者聯絡組。據說北京的黃埔軍校同學會並不承認二十四期學生為會員，又據說台灣的鳳山軍官學校在台灣重辦了二十四期，間接地否認了大陸這個二十四期的存在。我們這批同學中有一些人懷着想被統戰而不得其門而入的遺憾到處奔走呼號，總算得到四川省黃埔軍校同學會的認可，於是乎有熱心同學前來拉我入會，而我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時被共青團開除後，對參加共產黨領導下的任何「反動會道門」都心有餘悸，深怕加入後在某次陰陽謀運動中找個藉口讓我再受一次被開除的凌辱，故予婉拒。直到某次一位比我年長六歲的老兄，帶來一頁我十七歲時創作的詩作手稿，才扎紮實實地將我感動，這真是踏破鐵鞋也難以尋得的人間真情。它同時也給我提供了教育我那位十九歲的兒子的一個鐵證，我那句「一代不如一代」的老生常談終於有了鋼鞭材料。更何況它是分行排列的，據說它還是文學皇冠上的寶石，有個動聽的名字叫「詩」。
令眾軍校同學憤憤不平的還因為被黃埔軍校錄取簡直是每個人的歷史污點，在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中，我們被質問：「在國民黨垮台的前夕，你們還要報考黃埔軍校，難道不足以證明你們血液中的反動毒素嚴重超標嗎？」沒有人能回答這類經過化學檢驗而提出的問題，所以中共建政以後，這批才跨進軍校大門的學生一直遭受着迫害，不過，除了迫害致死者外，沒有人比我的遭遇更悽慘。但這些都不是我參加黃埔軍校同學會的理由。唯一的理由是自我進入黃埔軍校開始，那幾位老兄就象對待自己頑皮的小弟弟一樣關愛我，毛澤東死後，緊張的政治空氣稍有緩解，老兄們相見時急於打聽的竟然是張先痴在哪裏？如今我能不珍惜每月一次在同學會上的敞開心扉嗎？當年最小的老弟都已年逾古稀，留給我們的歲月究竟還有多少？
四川省黃埔軍校同學會辦有一份《四川黃埔》的鉛印期刊，內部刊號，這份刊物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發表每一篇作品時，在作者姓名之前要註明作者就讀的是黃埔哪一期，迫切得到二十四期在黃埔同學會正名的熱心同學希望我也寫篇文章，以便在這本刊物上出現（24期）張先痴幾個字，收有書為證的震撼效果。
還是脫不開老朋友的情，因窮困而愛錢的我竟破例給這份不發稿費的刊物投了稿，內容肯定不會跨越我：「真話可以不說，假話決不能說」的生活底線，文章題目叫《回憶抗戰時期的童年生活》，發表在《四川黃埔》2005年第1期上。按常規我對這類「黨八股」的刊物是不屑一顧的，它們唯一的價值不過是賣廢品時為我增加五分錢的進賬，只因為這一期上登有我一篇稿件就翻了一下，這刊物的彩色封底是幾幅錯落有致的國畫，最上面的一幅的作者名叫張伯倫，後面是（黃埔戰干團）幾個小字，掐指一算張伯倫都九十二歲了，好傢夥，他比當年我們在勞改隊奉命齊聲呼喊的「萬壽無疆」還要「身體健康」。
在我準備寫本文之前，我找了兩位認識的學長（這是黃埔同學之間對長者的習慣稱謂），打聽成都黃埔同學會裏有沒有戰干團的同學，他很快的找到了，是一位老大姐，撥通了老大姐的電話，她回答說：「我認識張伯倫，他去年逝世了，還欠我一幅畫」。
2007-11-21於成都寓中
《黃花崗》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