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武漢大學宣佈取消社會公眾進校預約制度，公眾憑身份證即可入校。這意味着學校自2023年7月實施的預約入校模式全面結束。
這一"推倒圍牆"的舉動在社交媒體引發了熱烈討論。支持者認為，大學理應是自由且開放的公共空間；反對者則堅持校園需要秩序，參觀者的擁入會破壞科研和教學的靜謐。
過去這段時間，我們正持續關注並調查清華、北大兩所頂尖學府校門外的"入校生意"。通過對黃牛、中介、校內教工，以及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的走訪，試圖復盤這道圍牆是如何一步步建立的，它究竟肥了誰，又磨損了誰。
文丨李一鳴
在北大，不預約而進校門的方法有兩種：
要麼像副教授李植那樣，在眾目睽睽下越過閘機；要麼花120元，找人帶入。
從2021年開始，中國每年有超過1000萬人參加高考，而清華與北大，幾十年來始終處於這項殘酷競爭的頂端。對名校近乎宗教式的崇拜，讓這兩所學府成了無數家庭必須到訪的"聖地"。2018年，兩校先後實行了預約限額入校制度，參觀者必須通過線上系統實名申請，名額按時段分配。由於需求遠遠超過供給，預約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大量申請者無法通過正常渠道進入校園。
於是原本免費的入場券，在校門外方圓幾公里的黑市里，被精準地標好了價碼：進清華80元，進北大120元。
過去這段時間，通過對黃牛、中介、校內教工與學生織成的灰色網絡的潛入調查，我們發現，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搞錢"的故事，遊走在規則縫隙里的"黃牛"只是末梢，真正使得這樁生意得以存續並瘋狂增長的，是那道日益加厚的校園圍牆。
在拆解這些交易路徑的過程中，我們也試圖追溯：大學校園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封閉"的？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是其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樣本。18年來，他始終堅持大學應當完全開放，他不主動出示工作證，不配合刷臉，甚至直接跨越閘機。
他的個人抗爭史，恰好與那些想盡辦法進入校園的遊客形成了奇妙對照：一邊是身為"主人"卻拒絕規則的人，一邊是身為"訪客"卻拼命想砸錢進去的人。這道校門，早已不再只是物理意義上的圍欄，規則與欲望、特權與生意，抗爭與妥協，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這裏碰撞。
一部校園"封閉史"
在李植的記憶里，這所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曾經是完全開放的，至少在執行層面是這樣。
他從小在北京長大，有親戚住在北大周圍，也時常進北大玩耍。在他的印象中，進出校門從來不需要任何手續，沒有人查證件，也沒有人登記，"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後來他成了北大的教員，住在西門外的暢春園，每天上下班都要穿過校園。
學校門口也有門衛，但更像是象徵性的存在。門衛對進出的人"不聞不問"，別說查身份證，連學生證、工作證也從來沒人看過。"進北大還要被攔下來問東問西"，在他從小到大的認知里，這是不可想像的。
變化發生在2008年夏天。
由於奧運會的乒乓球場館設在北大的邱德拔體育館，為了安保需要，從六七月份開始，學校突然收緊了管理。門口貼出了通告，理論上要求出示學生證或工作證才能進，"校外的人就不讓進來了"。
李植清楚記得那年夏天他和保安的一次對峙。他從西門進校，保安攔住他，要求查證件。他的第一反應是牴觸：憑什麼查我的證？我在這兒生活了幾十年，你突然說查就查？他沒有硬闖，但也沒有妥協。保安不讓進，他就在門口站着。"反正我不怕耽誤時間，你要耗，我就陪你耗。"
後來保安報了警。警察到現場了解情況後，發現他是北大教員，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從那時起，北大的查證制度正式確立下來。奧運會開完了，制度卻延續至今。李植記得，最初執行並不嚴格。北大家屬多，很多老人辦了家屬證，或者跟保安混個臉熟，也就不管了。即便查證，很多旁聽生和校外人士能混進來，畢竟那麼多校門，挨個試，總有管得松的。
真正讓校門"越關越嚴"的，是隨後興起的"校園景點化"浪潮。
隨着網紅經濟與社交媒體普及，武大的櫻花、廈大的芙蓉隧道、清華的二校門以及北大的未名湖，逐漸成為網紅打卡地。每逢花期或節假日，人潮洶湧而入。
2025年3月24日，遊人在武漢大學校園內觀賞櫻花。
這其中，被譽為"中國最美大學"的廈門大學，在旅遊旺季，每天進校遊客人數接近1萬人，周末則更甚。迫於壓力，廈大在2012年12月正式發佈"限游令"。彼時，廈門大學保衛處副處長陶元升表示，"對遊客的身份證信息進行信息採集，一定程度上會促使遊客的參觀更加文明，而對欲進校行竊的』偽遊客』則更是一種威懾。"
幾年後，清華與北大也加大了對校外人員的管控手段。
2018年7月7日，北京大學正式推出個人參觀校園網上預約系統。該系統實行提前7天預約制，並對入校時段、核驗身份做出了明確規定。此舉標誌着"隨到隨進"的時代徹底結束。
但在李植看來，這種以"秩序"為名的封閉，並不能掩蓋邏輯上的荒謬。他最基本的信念是：大學天生就應該是開放的。
"從我小時候，進出校園從來都是隨意的。你突然改成查證件才能進，對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無論你提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李植說，"國外的大學，除了軍事院校或者保密單位，哪個不是隨便進？人家的食堂都是隨便吃。大學是社會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絕不僅僅是學生和老師所獨享。"
有人曾質疑，遊客太多會影響師生正常的學習生活。在李植看來，這是學校管理不善的問題，不能當成學校"封門"的理由，"遊客來北大，多半是為了看未名湖，看那些有歷史的老建築，一般不會去教學樓和宿舍區。學校完全可以把教學區和景區適當分開，對遊客進入教學區做一些合理限制，但你不能把整個校園都封起來。更何況，未名湖那一帶本身就是公園，應該對外開放。"
也因此，從2008年起，李植就開始了與保安的博弈。
他始終堅持一個態度：保安沒有權利查他的證件，"你可以報警，我可以陪你去派出所，但你沒有權利攔住我"。為此他去過燕園派出所很多次。最大的一次衝突中，保安在拉扯中不小心摔到地上，還煞有介事地去醫院驗傷，但也並沒有查出什麼事。李植則被叫到派出所做了筆錄，並基於人道主義賠償給保安一小筆錢。
多次摩擦後，保安們逐漸知道有他這麼一號人，大部分時候會放行。李植判斷，北大保衛部甚至可能有一個"名單"，示意保安不要管這個名單上的人。於是那段時間，他和保安形成了某種默契：走得多的門，保安認識他，就直接放行；從其他門進，還是會有人攔。他也主動找過保衛部和校長辦公室，說這種管理方式不合理。校方自然有一套說辭：遊客太多、秩序混亂，等等。
這種博弈在2019年秋天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彼時，北大開始安裝閘機和人臉識別系統。李植記得是東門先裝的，學校當時似乎將其視為一種技術升級的政績。自那以後，進校不再是"看一眼證件"，而是需要出讓生物信息。李植從來沒有主動錄入過自己的人臉信息，"按照法律規定，我沒有授權學校使用我的生物信息。"因為擔心刷臉的時候會被讀取人臉信息，他進校門會用書包遮擋刷臉屏幕。
李植每天出門都會攜帶這兩本書。
再之後，這種方式也不用了，他決定直接"跨欄"。
"閘機的門不高，我抬腿就能跨過去。有些閘機欄杆之間空隙夠大，也可以直接擠過去。"
保安當然會問，甚至會追。有一次李植從東門跨進去，保安在後面追，他索性跑了起來。李植說自己短跑水平很差，高中時就徘徊於及格與不及格之間，但長跑還不錯。跑了一段後，保安跟不上了，騎着單車追了上來，還用對講機報告，"發現目標"。
李植半開玩笑地說："你們的體力不行啊，連我都追不上？"保安回答："是啊，你跑得挺快，但我這身大衣實在太沉了。"李植給保安看了工作證，告訴對方只要向領導報上自己的姓名就沒事了。果然如此。
這種貓鼠遊戲式的互動，成了李植近幾年生活的常態。
一次出門時，保安也讓他刷臉。
"出門還要這麼麻煩？"李植不能理解。對方回答，"你怎麼進的就怎麼出"。
李植一聽來了精神："我要的就是這句話。"他一抬腿跨出去了，同時告訴保安，"我就是這麼進來的"。還有一次，他跨出門後，保安拽着他的背包不讓他離開，兩人像拔河一樣拽了兩分鐘。背包質量不錯，沒拽壞。後來李植乾脆回校園，去保衛部投訴門衛管理制度，還順便打聽了一些制度背後的故事——比如學校擔心有心理問題的學生在校外出事，所以連出門也要管。
李植覺得這個理由站不住腳，"這部分人哪兒都有，不能為了保護他們把我們所有人都犧牲掉"。
他的抗爭倒也催生了一個微小的改變：在"跨欄追趕事件"之後，出門很快就不用刷臉了。同事們跟他開玩笑：感謝你跨欄，我們能直接出去了。但李植笑不出來，"現在新冠疫情過去已經四年了，大學應該重新思考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門衛制度。發達的大學教育是一個社會現代化程度的體現，大學必須是開放的。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怎樣開放』，而不是』應不應該開放』。"
明碼標價的名額
就在李植因為拒絕查證而與保安周旋的這些歲月里，校門外上演着另一番景象。
尤其是2023年7月，清華和北大結束了新冠疫情期間的封閉重新開放後，在"限額預約制"下，原本免費的入校權，迅速在校門外方圓幾公里的黑市里，發酵成了明碼標價、分工明確的暴利生意。
"清華，80元；北大，120元"
這是目前進入這兩座象牙塔的"地下行情"。如果想進階，配一名在校學生"陪同講解"，每小時300元；若是包裝成所謂的"名師研學營"，價格會瞬間漲至數千元甚至上萬。
每到寒暑假，這樁生意會變得更加瘋狂。一邊是官方預約系統里"秒光"的名額，另一邊是洶湧而至、只求帶孩子進門"沾沾仙氣"的家長。
對許多普通家庭來說，幾百塊錢的"帶路費"雖然不便宜，但比起孩子的前途，似乎微不足道。而對於黃牛和"帶路人"來說，這幾乎是零成本的生意，只需要一張學生證、一張熟悉校門口保安的臉，或者一個可以操作預約系統的內部賬號。
2023年7月8日，清華大學向社會公眾開放暑期校園參觀首日。
而這種地下交易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閉環。
上午8點30分，清華東路西口地鐵站，"帶路人"董凡如約出現。
他示意交易者掃開一輛共享單車，並遞上一張學生卡，它屬於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一名女生，叮囑其跟緊自己的電動車。這個參觀名額是在某購物平台上花80元買的。在那些平台上，這類名為"清華北大參觀"的商品，價格從幾十到數百元不等，隨行就市。
這次的目的地是清華大學東門。在距離校門最近的紅綠燈前，董凡會示意對方停下觀察，等一波車流湧向校門時再跟上去。此時，他也會拿出一張牌子掛在自己脖子上，那是他的證件。他說自己是清華大學某學院負責技術的後勤職工。也許是那張學生卡起了作用，也許是人多眼雜，保安沒攔，直接放行。
就這樣，一名校外人員順利進入了清華大學。
這種方式在業內叫"帶進"。董凡說，他做"帶進"已經三年，也就是說，這場交易隨着校園的開放也一併開始。他說自己在工作中有很多接觸學生的機會，比如"帶學生出去做交流"等。他還自稱認識北大的學生，因此也接參觀北大的"客源"，120元一位。
如果在網絡平台上繼續尋找，會發現相比這種"帶進"，一些圍繞清北入校的生意則顯得更加職業化。
在提供此類服務的網店中，分工極為明確：有人負責客服對接，有人負責渠道運營，老闆則是掌握"資源"的那個。他認識兩三名清華北大的研究生與博士生，可以提供代預約服務——清北學生每天有兩個入校名額，可以代家人與親友預約。客服介紹，他們還可以提供清北學生導遊服務，每小時300元，僅預約入校則是160元/人。客服也提到，近年來，由於校園管理愈發嚴格，願意冒險合作的學生也越來越少。
2025年1月13日，北京大學寒假校園參觀火熱啟動。
相比這種"小打小鬧"，研學機構則更青睞於所謂的"安全渠道"。
一家研學機構的中介透露，他們提供的清北研學項目可以"確保入校"，並非僅在校門口打卡拍照：20人左右的跟團研學，每人收費200元；如果加上校內在讀學生進行獨立講解，每人600元；若只入校、不講解，價格同樣是200元。
"我們是正規旅行社，不是通過學生私下帶進去。"中介解釋，他們對接的主要是校內的教職工或長期居住在校內的"原住民"，這些人擁有各自的報備渠道，操作上"比學生更方便"，即便被學校查到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系統"里的暗門
真正成規模的"創收"，隱藏在學校的行政系統里。
一位北京大學校內知情人士稱，北大有很多二級單位，幾乎每個單位都有預約人入校的權利。而在每個二級單位中，預約權限就在幾名行政人員手中。
這裏存在一個被長期利用的漏洞："撤銷再申請"。
"比如說我作為學工，今天除去老師和學生的預約都差不多了，我手上還有50個名額。那我就可以等這50人入校之後，立刻在後台撤銷他們的入校預約。這樣，名額瞬間回流，我又可以重新報備50個人。"
通過這種"滾雪球"的方式，預約名額可以源源不斷。
在他看來，違規預約入校的"大頭"其實在這裏。據他了解，近兩年，由於這種方式"搞得太誇張"，已經有北大某下屬研究所被通報批評。據稱該研究所總共幾十人，通過這種方式一天之內幫助3000人進入北大。按行情價200元一人算，一天"創收"可達60萬元。
北京大學2023年7月發佈通報稱，一支名為"北大金秋暑期定製課"的校外研學團隊，由部分校友通過預約同行人員的方式，拆分預約139名學員入校，每人收費10800元，合計收費約150萬元。
除了這種"組織性"的買賣，也有靠學生"群眾路線"鋪開的生意。按照規則，每名學生每月擁有8個預約名額。一些院系的學生會幹部會利用人脈，發動普通同學貢獻出自己的名額。
對於校內人員而言，這場交易絕非無本萬利。清華大學2025年9月的一次警示通報中，一次性披露了四起校內人員勾結校外"黑導""黃牛"違規報備入校並非法牟利案件，對涉案教職工採取行政拘留措施，一名學生被直接取消了保研資格。但很顯然，只要門內外需求的鴻溝依然存在，那道縫隙里的灰色交易，就永遠不會徹底消失。
2024年7月13日一早，進入清華大學的遊客絡繹不絕。
對於深諳此道的研學機構來說，他們還有另一套"合法"的外衣：借公章。
趙磊曾在此類機構工作過。他透露，每到寒暑假，很多中小學擁有"公對公"訪問清北的官方渠道。研學機構便會與這些學校達成交易，利用對方的公章和申請函，將社會招募的付費遊客包裝成該校的"訪問學生"。
"學校蓋好章，把名單一遞，大學審核部門很難一一核實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那個學校的學生。"趙磊說，通過這種"合法"的掩護，研學機構得以成規模地將遊客帶進校園。"一個公章，幾百個名額，審核部門根本沒辦法一個個查。"
而整個研學行程中，真正留在清北校內的時間可能只有半天，其他時間都是在北京各個景點轉悠，或是在校外聽所謂的"老師"分享。
這種恣肆的方式並非絕對安全。他回憶，自己之前在的一個研學團，曾經遭遇北大的突擊檢查，當場核對名單上的入校人員。結果被發現暗箱操作，導致在校內幫忙預約的人員受到了處罰。
封閉的代價
無論是李植堅持"跨欄"，還是校門口黃牛生意折射出的狂熱需求，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命題：當大學選擇把自己"封鎖"在圍牆之內，它究竟失去了什麼？
在李植看來，最直接的損失體現在學術交流上。
"以前外校的老師路過北大，想進來坐坐、聽個報告，抬腳就進來了。現在臨時起意要來，還得走申請手續。以至於很多人嫌麻煩就不來了。學術交流、校際往來就這樣被一點點磨損。"參加一些交流會的時候，他聽同行們說起過這種心態。如果說以前很多學術靈感產生於"不期而遇"，而現在，沒有明確目的、未提前預約的臨時交流，幾乎在這座校園裏絕跡了。
隨之消失的，還有海淀高校特有的"串門文化"。過去，幾所學校的學生們約着踢球、蹭課、聽講座，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清華的學生去北大聽一門感興趣的課，北大的學生去清華的圖書館查資料，或者兩校學生在周末約一場足球賽，這是幾代學生的共同記憶。
如今，除非有正式的校際活動或者校內的人幫忙預約，否則學生之間很難在校內見面。"海淀高校多，距離也近，以前隨時想去就去。現在要約，就只能都約在校外。"李植說。在他看來，校園封閉也進一步導致了學校和周邊社區、和城市生活的割裂，大學校園本身是城市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大的未名湖、清華的大禮堂和圖書館，過去也是周邊居民散步、休閒的去處。封閉管理之後，這些空間完全變成了內部資源。
"而且這麼一來，公眾對高校的負面情緒在積累。"李植說，"人家大老遠來了，校門都進不去，心裏能沒氣嗎？他們只會覺得北大架子大、不近人情。這是學校聲譽的損失，毫無疑問。"
至於"封閉校門是為了維持校園秩序"的說法，在"明碼標價"的灰色網絡下更顯得荒謬。
至少從我們在這段時間的調查來看，它並沒有消除問題，只是把問題轉移到了地下：黃牛、違規預約、"借公章"、冒用他人證件……這些操作因為正規渠道的稀缺而變得更加猖獗。通過黃牛進入的人完全游離在校園監管之外，圍牆非但沒有消除隱患，反而讓入校行為變得更加不可控。
面對圍牆，李植的立場一貫鮮明：大學必須是開放的。
他提到國外的操作：校園開放，但核心教學區域有限制；或者學校可以在工作日重點保障教學科研，周末和寒暑假更大程度地面向公眾開放，"無序的開放確實有壓力，但完全可以通過更精細化的管理來解決"。
在一個每年有超過1000萬人參加高考的國家，清華和北大的象徵意義遠遠超出了校園本身。
它們是關於階層跨越、知識崇拜以及向上攀爬的社會縮影。而這種渴望是無法被閘機擋住的，要麼在陽光下找到出路，要麼在暗處找到縫隙。
李植在18年裏，用跨越閘機、與保安周旋的方式，試圖守護他心目中大學應有的公共性。而在校門外排隊、花錢、托關係的家長和孩子，則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了同樣的訴求：他們想進來。
這道校門，或許終有一天會徹底打開。問題只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在什麼時候。
（董凡、趙磊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