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說，資本主義無法壓制知識階級，因為壓制本身違反資本主義自己的言論自由原則;它也無法收買知識階級，因為知識階級的合法性恰好建立在」獨立批判」之上。結果是資本主義產生了一個永遠批判它自己的群體，而這個群體通過塑造公眾輿論、教育下一代、影響政黨議程，慢慢溶解資本主義的合法性。
熊彼特發現，資本主義會自動產生民主化、社會化的政治壓力。這是波考克命題的反面，波考克論證資本主義削弱民主，熊彼特論證20世紀民主社會削弱資本主義。
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資本主義早就學會了把利潤、生產和反對者拆到不同的地理空間。利潤可以登記在低稅轄區，生產可以分佈在全球價值鏈，反對者則留在本國選舉政治里發聲，來解決熊彼特提出的上述困境，中國就是這個解決方案的重要一環。甚至成為了今天國際政治故事的起點。
三、不存在單一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形態
我們現在至少知道，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有巨大張力。而中國是這個問題的一個畸形答案。不存在自由市場與專制國家的二元對立。最終吳國光老師和我們探索的終點描摹一個形狀，21世紀西方國家資本主義與政治制度的對立和脫嵌，以及他們與中國結合的形狀。
這是一個形態學問題，每個國家都會產生一個屬於各自國家社會政治的「穩態」，即便不是永恆的。世界並不是由「多黨競爭+福利主義+民主+工會」的歐美模式作為終點的，且不同國家之間差異極大。
智利已經在第一節講過。最後的穩態是「有限民主+市場化憲法」，當然智利剛剛上台極右翼政府，現在的「穩態」遭遇挑戰。
韓台展示的不是李普塞特線性版的」經濟發展自動帶來民主」。朴正熙、全鬥煥、蔣經國並不是主動設計民主化——他們的發展型工業化」無意中」創造了城市化、教育擴張、產業升級和勞工集中區，這些是民主化的基礎。但以台灣為例，民主化主要還是依靠精英集團分裂，以外省本省人為軸線的精英分裂，國民黨對本省精英不可避免的再吸收過程，成為了民主的基礎，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反而與地方政治勢力深度結合，成為政治權力地方分肥的基礎結構，更是基本主導了台灣的地方政治。
拉美三國比較進一步展示了這種政治和經濟結合的多元性。——決定遺產的不是」威權是否市場化」。智利、阿根廷、巴西在1980年代都退出軍政府，經濟上都市場化了，但留下的民主資本主義差異巨大。阿根廷軍方在1982年馬島戰敗和人權危機中合法性崩潰，阿方辛在1983年12月文人政府上台，但經濟體系依然強烈依賴貝隆主義，工會工團權力極大，成為民粹主義政治的根基，長期在貝隆主義、反貝隆主義見搖擺。但米萊上台後劇烈擺向經典哈耶克模式，自稱「無政府資本主義者」，顯示阿根廷幾十年的民主適配了完全不同的經濟體制。巴西實現的是完全不同的純粹民主模式，1988年修憲完成了大量權利文化清單，是世界上社會權利清單最長的憲法之一，也完善了公投全民公決等直接民主機制，還強化了司法獨立，也進行了聯邦主義的地方權力擴張，可以說是最經典的第三波民主國家，也是現在三國中最穩定的。
巴西與智利的憲政是完全不同的工程，一個用來保護市場與資本主義，一個用來保護社會權利。
日本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自民黨自1955年11月成立以來，在70年中僅下台兩次1990年裴龐培在《不尋常的民主國家》中把瑞典、意大利、以色列、西德、日本歸為」一黨優勢民主」；35年過去，這一組裏只剩日本。維持這種穩態格局的具體機制是：自民黨-官僚-財界-農村的四角結構，甚至在經濟失敗的30年中依然挺立，令人驚訝。
以上國家的例子共同說明，市場化與民主化的關係取決於國家能力、階級結構、精英聯盟和外部環境的具體組合。從來不是」市場自然產生民主」的單一公式。
但我們提到的那種」市場+福利+民主+工會」的穩定組合，當真沒有普適性嗎？用這個做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總結，可能遇到什麼問題？
四、「捆綁敘事」並非完全沒有道理，而是展開一個新的問題
1944年是個值得停下來想一想的年份。這一年波蘭尼出版了《大轉型》，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兩本書相隔幾個月，在兩個幾乎同時發出的診斷中得出方向相反的結論：哈耶克擔心國家計劃經濟通向納粹和法西斯；波蘭尼擔心自我調節市場——它強行把土地、勞動、貨幣當作商品——必然摧毀社會基礎，而摧毀的反彈本身可以走向法西斯、社會主義、社民、威權，任何一條都有可能。波蘭尼創造性地反駁哈耶克，」自由放任是被規劃出來的」。19世紀的」自由市場」不是」國家撤退」的結果，而是國家用大量法律、警察、稅收、關稅、貨幣政策主動創造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