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想要躺平。當然，這是個人的自由，任何人是無權干涉，畢竟不是人人都喜歡工作，我就不喜歡工作。
而那些喜歡工作的人，有的是為了理想、有的是為了溫飽，有的是為了展示自己的價值，還有的純粹是為了讓自己不那麼空閒。
當然，大部分的人是為了溫飽不得不工作。
可在有的地方，工作不僅僅是因為溫飽、理想的價值，還有別的原因，比方說，奧斯維辛集中營。
當時的奧斯威集中營為了讓大家努力勞動，便在大門口掛了一個標語「勞動使人獲得自由」。
當然了，這是一句屁話，猶太人在集中營里哪怕拼了老命的干，也不可能獲得自由。
與此同時，德國人的死對頭蘇聯人則認為「人不工作就是社會的寄生蟲」，寄生蟲是沒資格活着的。
所以在當時的德國和蘇聯，工作也意味着自由和活着。
那麼，作為德國的世仇，作為一個要建立烏托邦世界的蘇聯來講，它應該站在德國的對立面，畢竟蘇聯的口號喊的很漂亮「要解放全人類」，所以，它應該比任何西方國家都該讓人享受到更好的社會福利、發更高的救濟金，以展示自己的優越性。
可令人弔詭的是，德國的集中營沒了，而蘇聯的「集中營」反而擴大了。
二戰結束後，為迅速重建，蘇聯居然搞出了一個【失業罪】，這個【失業罪】。
根據蘇聯憲法的第14條規定「要使勞動，成為每一個蘇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切脫離有益於社會的勞動、與蘇聯的社會原則不相容的，根據各其其能、各盡其職的原則，拒絕工作、學習或服務的人，會被刑事指控為失業罪」。
當然，這個【失業罪】不是說你不工作就算失業，而是說你擺攤、當網紅、打零工、搞藝術，再或者或者你上班不交社保的。都有可能被算【失業罪】。
那麼這個【失業罪】是否生效由誰決定呢。
最終的解釋權歸克格勃和狗腿子們所有。
所以簡而言之，在偉大的蘇聯，你不正規的勞動就是犯罪。
什麼是正規的勞動呢。去農場裏面幹活、去工廠裏面打螺絲，其餘的都是社會主義的寄生蟲。
按理來說，偉大的蘇聯按人分配，而且有那麼多的大企業，那為什麼還害怕大家不工作呢？
這個就是計劃分配的奧妙所在。
蘇聯的時候，人的一切都按照計劃分配實行，社會固化非常的嚴重。就以工人的待遇為例。
當時工人的待遇分三種：
青年工人待遇、中年工人待遇、老年工人待遇。
這三個待遇是不同的，不管住房也好、工資也好、吃飯也好，一切按工齡分配，分什麼樣的房子，吃什麼樣的東西，都要看領導的分配。
領導決定了你的工齡，所以青年哪怕再努力，哪怕你是業務骨幹，但如果說你喝酒的時候沒站起來敬酒，那麼可能就會被領導以工齡不足為由，分配到別的職工宿舍裏面去住。
所以整個蘇聯時代，大部分的青年工人啊，只能住在職工宿舍。
反過來說，如果工廠的領導批准，哪怕你是剛剛進入社會的青年，也是可以率先分配到住房，按特殊人才走流程。
當然，這種人不是一般人，都是領導的親屬，或者是領導的跟班。
所以說在蘇聯，你想要一份好的工作，不是看你的學歷跟能力，而是看你的染色體。
畢竟蘇聯有句老話「元帥的孫子也要當元帥」。
像當時蘇聯著名的搖滾歌手維克多·崔。他只是一個燒鍋爐的，不干就要按【失業罪】處理。
所以蘇聯青年人對工作毫無幹勁，寧可曠工也要四處流浪。而蘇聯為了防止大家躺平，就派了大量的巡邏人員在街上巡邏，只要在上班期間你出現在街上，那麼就要接受盤問。如果發現了你沒有工作單位，那對不起，你可能要被判處監禁。
那你說「我不上街，躲家裏可以嗎？」
也不行，因為蘇聯的居委會大媽會隨時的查房。
到了1976年的時候，這個罪名又急速地擴大，被抓住之後直接發配到工地、森林，或者農場裏面接受勞動教育改造。
那麼在這一年，蘇聯有13萬人被定為了失業罪。
那你說「我搞自媒體，我自主創業、當個小販行不行？」
也不行。
比方說，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的布洛茜基，這哥們他是一個詩人。
詩人就擁有天生的浪漫、天生的懶散，所以他不願意去工廠裏面當螺絲釘，但為了躲避失業稅他選擇當一個車工，當一個煤爐工，或者去醫院的太平間裏面當運屍工，然後用閒暇之去寫詩。
當時的蘇聯允許文學創作，當然這個創作只限於正能量，只要覺得你不正能量，看你不順眼，那麼就可以用【失業罪】這個罪名把你送到西伯利亞的森林裏去伐木。
所以當時搞文學的、搞音樂的這些人，找到了一個卡 bug的方法，就是去國有單位裏面掛名。
我一天去混幾個小時，剩下的時間我該幹嘛幹嘛。
比方說這個維克多·崔，他就去鍋爐廠裏面燒鍋爐。
還有列托夫去輪胎廠。
不過這樣干，你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廟，還是要悠着點，不能搞大活，否則有的是整你的方法。
就像布洛茜基，他明明有工作，雖然都是臨時工作，但至少他沒失業。但依然是逃不過鐵拳，由於他的詩與彼時社會主義宣傳的正能量格格不入，所以他就成為了鷹犬們的監控對象，經常受到騷擾，兩度被關進監獄的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裏，最恐怖的就是給他強行注射鎮靜劑，然後半夜又被粗暴地叫醒，讓他去沖冷水澡，然後用濕浴巾把他全身包裹起來，再把他推到暖氣旁烘乾浴巾。
在遭受了慘無人道的折磨後出獄，搞得他再也不敢到處流浪，而是準備老老實實工作。
但因為有違法記錄，所以他依然沒法工作。
因此在1964年，布羅茜基被法院以「利用黃色詩歌和反俗作品毒害青年」罪起訴，罪名是【社會寄生蟲罪】，發配苦窯干5年活。
這一案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抗議，最後在阿赫瑪托娃·肖斯塔克維奇和一大幫西方作家的呼籲之下，才使服刑18個月的他提前獲釋，獲准回到了列寧格勒。
1972年，布洛茜基被開除了蘇聯的國籍，強行驅逐出境，之後在維也納轉轉。最後逃到了美國密歇根大學執教。
在1987年的時候，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年他才47歲，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一。
他是幸運的，他逃出了蘇聯，而大部分人是沒那麼好運氣的。
在1983年的時候，蘇聯發起了抓人運動。大批的警察、糾察隊、民兵出動在街道、商場，甚至說澡堂子裏逐一的清查那幫礦工者。各類媒體也開足了馬力宣傳那些反對社會主義寄生蟲的事情。
那蘇聯為什麼要制定這個毫無人性的失業罪。
因為說這個失業肯定會帶來人員的流動，人員的流動是社會動盪的最大因素。
其實我們古代王朝2000多年前就給出了一個答案，而像戰國時期的蘇秦也講過一句話：
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配六國相印？
意思就是：如果我在洛陽有錢有房、有田有地，我至於背井離鄉幹這種刀口舔血的事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