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六日戰爭落幕。以色列用六天時間擊敗埃及、約旦、敘利亞三國聯軍，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盡數易手，領土擴張了三倍。埃及軍隊在西奈的潰敗觸目驚心——士兵拋棄武器，赤足穿越沙漠，死傷枕藉。然而，開羅的民眾對這一切渾然不知。
原因很簡單：納賽爾下令在蘇伊士運河西岸架起機槍，凡試圖游回國內的本國敗兵，一律就地射殺滅口；僥倖逃回的，則被秘密關入集中營，永不露面。真相就這樣被機槍和鐵絲網釘死在運河東岸，開羅的大街小巷依然流傳着阿拉伯軍隊英勇抵抗的傳說。
今天的伊朗或許沒有射殺自己的敗兵，但是用"勝利"的謊言屠戮真相的手段並沒有什麼不同。
在討論誰輸誰贏之前，有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必須釐清：美以與伊朗之間的實力差距，根本不在同一個量級之上。美國年度軍費開支逾九千億美元，是伊朗的四十餘倍；以色列的情報體系與精確打擊能力，在整個中東無出其右，其軍事科技水準躋身全球前列。開戰僅數周，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便已殞命，核設施夷為平地，數十年苦心積累的導彈工業遭受重創，革命衛隊高層死傷慘重。這哪裏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爭？這分明是刀俎與魚肉的關係——廚師操刀，魚肉俎上，勝負在開戰之前便已註定，根本不存在伊朗"贏"的可能性。真正值得追問的，從來不是伊朗能否勝利，而是這把刀，究竟使得利落不利落。
政治學家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有一個冷峻的斷言：在極性結構高度不對稱的權力格局之下，弱勢一方的抵抗充其量只能改變衝突的成本，卻無力撼動權力分佈的基本走向。換言之，砧板的位置，不因魚肉的掙扎而移動分毫。伊朗用霍爾木茲海峽的局部封鎖令全球油價驟然飆升，用導彈雨令以色列的攔截彈庫存趨於告急，用對美軍基地的輪番打擊令五角大樓顏面盡失——這些，都是魚肉在砧板上最後的掙扎，不無痛苦，不無代價，卻改變不了它在砧板上的根本處境。伊朗人以"真實承諾4"命名自己的反擊行動，第一輪、第二輪、第三輪……連番數字的背後，與其說是軍事威懾，不如說是一種悲壯的自我宣告——我還在，我還沒死。與當年納賽爾用機槍封堵的那個"勝利神話"，精神內核如出一轍。
那麼，伊朗為何還沒有徹底覆滅？答案並不在於伊朗的抵抗有多麼英勇，而在於美以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把這道菜做成滿漢全席。按照肯尼斯的理論，在極性結構高度不對稱的權力格局下，強勢一方真正需要計算的，不是能否獲勝，而是勝利的成本是否值得。所以美以的戰爭目標從一開始便清晰而克制：摧毀伊朗的導彈工業與軍事基礎設施，打掉其對外投射能力，斬斷其向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輸血的手臂。這些目標，在開戰數周之內便已基本達成。伊朗還活着，不是因為它足夠強大，而是因為美以已經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沒有必要為了徹底消滅一條魚而砸爛整個廚房。接下來的戰略，是以最低廉的經濟手段繼續擴大戰果——制裁、封鎖、滲透、扶植反對力量，讓伊朗政權在自身的廢墟上慢慢失血，直至不治。
而這場戰爭留給人類歷史的，恐怕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紀錄。翻遍史冊，戰爭的生命成本向來駭人聽聞——要打死對方一個總參謀長，往往要用幾十萬士兵和平民的屍骨來鋪路；要摧毀一個政權的軍事領導核心，通常意味着數年焦土、生靈塗炭。然而這一次，雙方死傷不過數千人，戰火不過30天，伊朗的最高領袖、軍事統帥、核科學家精英，卻已被悉數從這個世界上抹去，國家軍政體系土崩瓦解，垂死掙扎於自己的廢墟之上。如此之低的生命成本，換來如此之高的戰略收益，在人類數千年的戰爭史上，找不到第二個先例。這固然是現代精確打擊技術的勝利，卻也以一種冷酷的方式宣告：戰爭的邏輯已經徹底改寫。魚肉還在砧板上，只是這一次，廚師甚至不需要弄髒自己的圍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