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變與不變
2026年1月5日，看到農民日報題為《河北農村取暖問題，不能再耽擱了》的報道，我恍然一驚，以為穿越回了九年前。
◉這則發佈於小寒當天的新聞於一天後被刪。
我是河北人。2016年是很多鄉親過的第一個無煤無氣的寒冬。再往前幾年，北京霧霾成為全球熱議的環境事件，中央政府開始鐵腕治污，於2013年發佈了「大氣十條」，從工業、交通、農業等領域多管齊下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
同時專家通過源解析發現，北京霧霾不全是自產，周邊省份的貢獻不小，特別是作為工業大省的河北。而在秋冬季節，農村老百姓取暖用的散煤也是華北霧霾主要源頭之一。於是「大氣十條」里就有這麼一句：增加對京津冀地區天然氣供應額度，採用煤改氣、煤改電等方式對北京周邊傳輸通道地區的工業用煤和散煤進行替代。
此後河北開始大規模推廣煤改氣、煤改電，一度造成天然氣供應不足，農民不被允許燒煤、又無氣可燒的荒唐局面。2016年即是如此。到了2017年冬天，也就是「大氣十條」的收關之年，情況更糟：11月底河北發佈天然氣橙色預警，全省供應缺口在10-20%，一些城市只好暫停工業企業用氣和車輛加氣服務。
我家位於冀南某縣城邊緣，相當於城鄉結合部。那年家裏廚房也停了天然氣，我媽只好用電磁爐燉菜吃。但至少，城裏沒有停止供暖。還在老家村裏的親戚就沒那麼幸運了。沒有天然氣，也不讓燒煤，做飯也是電磁爐，取暖只能靠小太陽和電褥子。
我對這些問題比較在意，是因為大氣十條出台後的那幾年，我是一個環境記者，親身經歷過這段污染治理的高光時刻——強有力的環境政策密集出台，環保督察組雷厲風行，環保組織揪出一個又一個偷排工廠、提出一個又一個激動人心的公益訴訟，專家們對空氣污染的源解析、健康影響乃至治理機制方方面面的研究汗牛充棟……我以為，以政府治理空氣這般的雷霆手段，以媒體、公益組織和全社會對這事兒的關心程度，妥善解決華北農民冬季取暖的問題，想必用不了兩三年。
但沒想到，快十年了，新聞連標題都不用換。一定要說變化，也不是沒有——刪稿速度更快了。《農民日報》小寒這天為河北農民發聲的新聞，第二天就被全網刪光。
這也是為什麼，在看到幾乎同一時間，北京交出了一張亮眼「藍天成績單」——2025年PM2.5濃度已從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7微克/立方米，多項指標創有監測以來最優時，我既感欣慰，亦覺心寒。
二、清潔取暖，知易行難
我曾經常在各類空氣治理相關的新聞發佈會、專家研討會上聽官員和學者們談論農村散煤禁燒問題，這些有機會決定政策走向的人士往往用「完善補貼機制」「因地制宜穩步推進清潔取暖改造」「不可一刀切」「還要加強農村建築節能改造」等答案投餵給提問者。這些話都很正確漂亮，但轉譯到地方語境中，卻總是顯得蒼白無力。
◉村鎮紀錄片導演「遇真紀事」1月初在河北農村發現農民撿拾柴火取暖。
2018年山東省政府發佈《山東省冬季清潔取暖規劃（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省內農村地區平均清潔取暖率達到75%的目標。當地一家環保組織「綠行齊魯」決定去看看，這個75%的目標，究竟意味着什麼？
實地走訪幾年至今，他們發現雖然山東省已經「完成」清潔取暖改造任務，但在補貼退坡之後，實際很難持續下去。省內各地已經出現補貼發放不及時、不按補貼政策執行等問題，導致很多農民不願再使用清潔取暖設施。他們分析五百多份有效問卷後發現，在完成清潔取暖改造的調研對象中，近1/6已經或準備棄用，主要原因是取暖價格高；若未來不再發放補貼，41.6%的用戶可能也會放棄。
不止農民，政府似乎也無力再採購清潔煤。綠行齊魯檢索政府採購網站發現，山東省內各級政府對清潔煤的採購近年來呈收縮態勢。同時，威海市某區原先有40多個民用散煤場，治理關停後，又重新啟用了17個。
農民放棄清潔取暖的原因，不止價格高。清潔取暖的能源不止天然氣，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陽能被認為是更便宜、乾淨的選擇。可是，綠行齊魯在某村入戶調研還發現，國家補貼的太陽能電輔熱設備有2/3已被棄用，1/3被當作廢品賣掉，因為質量太差，造成「太陽好的時候能夠暖（這時基本不需要供暖）、太陽不好的時候供不上暖」的尷尬情況。
在其他村也有同樣的情況，而且壞了不給修。最後村民不得已用回煤爐子——不僅可以通過管道燒炕取暖，平時還能燒熱水、做飯，用途更多。
「這些國家補貼的產品並不是三無產品，但第一年就廢掉了50%，第二、三年就沒人用了。由於產品質量問題，經常出現跑冒滴漏、炸管等情況，放在屋頂上反而是風險。品牌企業好一些，產品質量和安裝沒問題，售後也相對負責。」機構負責人郭永啟說。
政府採購網站信息顯示，2019至2021年間山東省各地依託政府採購渠道落地的太陽能電輔熱清潔取暖項目共11個，覆蓋近3萬戶居民，累計中標金額近1.45億元。但這11個中標商全部是本地中小企業，無一家來自行業龍頭企業。對此綠行齊魯呼籲：農村不應成為低質商品的傾銷場所。
對比八九年前河北農民無氣可燒的遭遇，今年其實算有進步——至少有氣可燒，無非補貼縮水、多花錢罷了。
據農民日報被刪報道，河北農村天然氣價格在3.15-3.4元/立方米，100平米的房子冬季取暖費約需5千至1萬元。而在北京，有幾種供熱方式，其對應的100平米收費價格分別是：燃煤鍋爐（直供）1650元、燃煤鍋爐（間供）1900元、燃氣/燃油/電鍋爐3000元（沒錯，集中燒煤是可以的，因為有末端處理污染物排放的措施，散煤就不行）。
此外，根據政府統計數據，2024年北京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92464元，河北農民為22022元。
和北京PM2.5濃度下降之神速、城市居民暖氣供應之充裕相比，我們的討論還停留在百公里外的農民配不配得上在冬天燒暖氣。這種割裂過於魔幻，讓人覺得兩者不在同一個時代。
◉2025至2026年度北京冬季供暖收費價格。圖源：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網
三、不能燒的還有秸稈
煤，不許農民燒；天然氣，農民燒不起；近兩年我開始關注農業後，發現田間地頭的秸稈，也是不讓農民燒。
秸稈如何處理是個老問題了。早在1991年，政府就下文要大力推廣秸稈還田技術，目的是消化過剩秸稈。但是沒用。由於化肥普及、農村生活水平提高、同時剩餘勞動力轉移向城鎮等因素，秸稈作為能源、建築材料、牲口飼料、堆肥原料的需求銳減，而複種指數提高、機械化等農業生產變革也讓秸稈從寶貝變為麻煩。對農民來說，最方便就是一燒了之。
1999年多部委聯合發佈的《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管理辦法》拉開了行政層面禁燒秸稈的序幕，第一次提出秸稈利用率的量化目標——85%。20多年前的這項政策更多是出於公共安全、而非人體健康的考慮。因為當時曾發生多起燒秸稈濃煙影響航班起降、公路安全事件。這也是為什麼《辦法》中明確提出的禁燒區都是交通幹線和高壓輸電線路，並不耽誤大多數農民該燒還燒。
動真格的秸稈全面禁燒，則是在前述「大氣十條」之後。雖然燒秸稈對於霧霾整體的貢獻比例並不高，但焚燒的時間窗口集中在夏秋季節，導致高濃度顆粒物在短時間內集中排放，所以也成了治理重點。
在中央政府對於PM2.5的嚴格量化考核之下，地方政府對于禁燒秸稈展現出了空前決心。例如2015年河南省以環保部正式公佈的衛星遙感秸稈焚燒起火點數為依據，以縣為單位，每發現一個起火點，省財政扣減相關縣財力50萬元。河南省內某國家級貧困縣當年僅秸稈禁燒的行政工作費用，就投入了將近1000萬元。儘管該縣在每個村都成立了禁燒指揮部，將鄉里幹部全部下放到村里，24小時派人值守，但還是因為秸稈禁燒不力，出現多處起火點，被處罰總計2000萬元。
政府也為秸稈綜合利用投入了專項資金補貼，但面對中國農業史上空前之巨的秸稈產生量，這些補貼杯水車薪。秸稈禁燒主要是靠行政力量在強制推行。農民因為燒秸稈而被罰款、刑拘的新聞屢見不鮮。
即便如此，很多農民依然冒險在夜裏悄悄焚燒秸稈，有人因害怕被發現提前離開，火苗燒到旁邊的草垛甚至引起山火。還有人害怕起火被發現，乾脆將秸稈推入附近溝渠塘垻，引發水污染。
與此同時，由於土壤退化、技術不到位等原因，還田的秸稈也給農民帶來病蟲害、經營成本上升等問題，讓很多農民對於秸稈還田的可行性提出質疑。
◉多地生態農業的實踐發現，如果土壤健康、措施得當，秸稈覆蓋和還田不會加劇病蟲害風險，還有多重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
隨着這些問題的暴露，政策文件中關於「秸稈還田」的簡單表述，也漸漸進化為「秸稈科學還田」、「秸稈可控腐熟快速還田」等措辭，這至少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了禁焚政策十多年來的種種亂象。
四、誰應支付綠色轉型的代價？
本質上，禁燒秸稈和散煤背後是同一個預設：當整個社會開啟「綠色轉型」的步伐，農民要為所有人呼吸清潔空氣而承擔額外成本。以環保為名，禁止農戶小規模畜禽養殖，也是同一邏輯。但是，對農民這一低收入和弱勢群體來說，公平嗎？更何況，他們已經在城鎮化進程中被「代價」了一次。
當然，燒煤、燒秸稈、養豬養雞，確實有污染，需要規範和管理。但城裏人開車、取暖、叫外賣，也造成不低於燒煤燒秸稈的環境污染，更何況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是為所有人供應食物，而城裏人的消費則只是為了自己的舒適和便捷。城市推行煤改電、垃圾分類、車輛限行等環保政策時，往往會處理得更加柔性、至少不影響居民的衣食住行，或者有可負擔的替代選項（如公共交通）。為什麼只有農民經常遭遇環保「一刀切」？
關於農民如何取暖這事兒，已經有了太多的政策、技術和研究成果。但我們更需要的是，回歸常識，回歸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