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稈深耕還田被證明有想當然的成分，農民怨聲載道；而為了執行這條不可能完全被遵守的禁令，基層幹部疲於奔波。
民間和政府投入大量的資源，其價值越來越存疑，關鍵問題已經從「秸稈要不要燒」，變成「禁燒要不要改」了。
《半月談》雜誌3月29日刊發了一個小型調查報道，通過記者走訪東北糧食產區的調研訪問，揭示了秸稈翻埋還田和離田處理這兩種方式的弊端。
這些弊端不僅深刻影響農業種植，讓農民犯難，也讓基層幹部為難。
某農業大縣為了防範秸稈焚燒，僅看守幹部的餐費支出1個月就高達10多萬，可最後還是燒了，花了冤枉錢。
這個調研報道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可不可以將秸稈處理政策從禁燒改為限燒？
《半月談》還提出了限燒的具體建議，由相關主體向大氣管理部門提出申請，說明焚燒數量、種類和時間等。
管理部門結合各種因素確定可焚燒秸稈總量，加強焚燒過程中的管控，採用助燃劑減少煙霧等。
之所以提出限燒這個備選項，是因為「一刀切」的禁燒在各個層面都遇到了挑戰。
如果深耕還田，蟲卵沒被殺死，次年蟲害加重，需要使用更多殺蟲劑；深埋秸稈的腐化程度很不理想，加大來年耕種時機械作業難度。而且一旦寒流提前降臨，還田進度受阻，第二年復耕晚，會造成每公頃減產上千斤。
調研還顯示，在秸稈離田處理上，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焚燒發電廠，離田處理的規模其實很小，那就等於這一個出口聊勝於無，效果非常差。
如此一來，秸稈深耕還田的壓力越來越大，考慮到種種實際的優劣，農民兩害相權取其輕，偷偷焚燒就成了不得已的選擇。
作為連鎖反應之一，是鄉鎮幹部每到收成季節，都要派出很多人到田間地頭看守。
因為黑龍江實行「全域全時段全面禁燒」，一旦發現一個着火點就要問責，幹部壓力大，於是只能採取蹲守、巡視等笨辦法看守農戶。
上述某個農業大縣的看守幹部，僅一個月就支出餐費十萬元，浪費人力和稅款。
很簡單的道理，幹部看是看不住的，農民對秸稈禁燒還田的低效怨聲載道，白天見幹部在，就會偷偷在深夜焚燒，讓看守幹部完全做無用功，還浪費了公帑。
干群矛盾也會因為禁燒而此起彼伏——不能幫忙解決秸稈還田帶來的種種問題，只奉命禁止焚燒，農民能對幹部有好臉色嗎？
半月談雜誌這個調研，體現了很強烈的問題意識，發揮了一個不錯的代言角色的作用。
秸稈禁燒這麼多年來，效果確實需要實事求是的評估，決策者更要多聽聽農民的意見，而不能只是在遠離田野的辦公室里閉門造車。
將禁燒變為限燒，不否定禁燒的合理性，但也不否認松一個口子的必要性。
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那就是最了解土地與耕種的農民、種糧大戶，開始不配合禁燒的政策，他們之所以不配合，並不是覺得大氣污染不存在，而是禁燒的「一刀切」處理干擾了農業種植的規律，沒有把秸稈焚燒看成是農業的一環，進而破壞了田間作物的生態，政策的偏執到了必須矯正的時候。
全部鬆綁禁燒政策，一下子回到全面解禁的地步，現實中有一定的難度。
在這種情況下，討論局部解禁，有序限燒，既可以延續禁燒的某些思路，又能為農民騰出一條靈活操作的秸稈處理路徑。
半月談在這個議題上，以官媒身份破了題，禁燒政策恐怕需要一個台階下。
總之，秸稈禁燒就算減少了短期內的大氣污染，政策執行這麼多年，所影響到的群體幾乎沒有高興的。
秸稈深耕還田被證明有想當然的成分，農民怨聲載道；而為了執行這條不可能完全被遵守的禁令，基層幹部疲於奔波。
民間和政府投入大量的資源，其價值越來越存疑，關鍵問題已經從「秸稈要不要燒」，變成「禁燒要不要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