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在這第一份受難者名單的序言中寫道："我不能眼看着那些與我同命運者的苦難熟視無睹！在這個充滿着自私、勢利、冷漠的世界上，他們正承受着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他們成了被社會所遺忘甚至被遺棄的一群。面對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別人可以合上眼睛，閉上咀巴，我卻不能。"她和難友們無意間替中國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貴的文明遺產。中國文明沒有見證的傳統，殺戮、流血、崩潰，都是周而復始，兩千年走不出中世紀。自天安門母親開始，中華民族不再對屠殺沉默了，這個代價就是蔣捷連、王楠等那樣年輕的生命。母親們獻出了兒子才換來這樣的文明覺醒。
本來還想加上：「距丁子霖喪子並不久遠的文革1968年，一個母親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女兒的五分錢子彈費，這比中世紀還要野蠻。林昭死在中國人只懂恐懼的時代，那時他們還沒學會冷漠。林昭殉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但從上海龍華機場到坦克履帶碾壓的北京長安街，中國依然黑暗，距離並不遙遠；可是從林昭媽媽許憲民到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國露出文明的晨曦……」。
5/25/96神性失落的人性
絕對不要對人性抱任何幻想，任何人的。
這大概是基督教神性的支撐點。將人性歸於罪性，那是屬於人的，而人性中可能發出的善良等等，都只是神性的反射，這是基督教找到的一種徹底的說法。
中國傳統中主要是沒有這種徹底的概念和精神來源，因為沒有把人超越掉。因此中國傳統其實是極人本主義的，是最悠久的一種人文傳統。
可是這種人文又不是西方自神本主義下解放出來的人本主義，其中的宇宙觀架構極不一樣。西方從神本下引出的人本，仍有其神本的源頭，而在人本這一端，又形成了政教分離，私域、公域的劃分，延深神性的法律制度等等，所以關照在神性之下的「人本」是有極大限制的、秩序的，可以返回神本的。相對於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神性的源頭早失落於先秦，中間經由一個佛教的神性補充時期，已不是中國原來的神性源頭。再經宋明時期以儒化佛成禪宗，連佛教的神性源頭也失去了，所以近代以後的中國精神是沒有神性的。以儒化佛，再加上道教精神，提升的只是人文一端。這樣的傳統資源，一遇西方基督教創世觀在近代的衝擊，瓦解是幾十年的事，遂成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一損俱損的大悲劇。政治秩序呈越變越黑的趨勢，同沒有政教分離關係極大；政治秩序瓦解牽動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崩潰，同只有豐富的人文精神而失去神性源頭有關；不可靠的人性在亂續的、愈演愈烈的政治環境中，不止產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亂世梟雄的替代更迭，也導致整個民族的萎瑣、狂熱和奉人間惡魔為神，這其實就是「五四」以來批判的所謂「國民性」對失去神性之人性的一種絕望。
如今我們追尋的「現代化」，乃是試圖在沒有神性關照下，只去摘取西方從神性當中引申而來的那種人本主義及其制度化，這是不可想像的事，例如人權、法制，都是這種困境。保守主義所做的事，大致是在重新詮釋中國傳統中原本極發達的人文主義，以它來為「現代化」作傳統補救，所能挽回的最極限，也是那個曾經被一個神性文明所摧毀的世俗文明，即林語堂所謂"歡樂的異教徒社會"，而現代化在西方的困境正好是一個世俗化的困境。那麼，直接去接引近代曾經臨近過中國的基督教呢？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大致是一個在中國的「文化或無文化」之外的發展，以港台為基地形成一個基督教中國社會，僅有百年歷史。真正中國文化政治秩序下的基督教傳播，不過是近幾年的事，發展趨勢極猛。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兩個聯想：其一，就中國現存的一個漸被現代化了的異教的暴政而言，基督教的中國化也許會經歷一個當年羅馬帝國迫害基督徒的黑暗時期；其二，一如佛教之傳入中國，是在漢末大動亂、南北朝時期政治不穩定而思想開放的情形下，苦難是中國接受佛教的主因。就後者而言，中國接受基督教是需要約翰、保羅式的使徒呢，還是需要慧能這樣的禪宗開山大師？我對遠志明說，你的路子是對的，但希望你去讀一讀「六祖壇經」和有關慧能的史料，看他是如何將汗牛沖棟的佛經化解為一兩句禪機的，中國人需要的大概是這個，而唯此基都教才能中國化。
26-Jan-97顧准震撼
近來讀到兩則文字﹐對久被困擾的問題有所舒解。
近現代的本質﹐從個體﹑生命﹑意義的角度來講﹐就是失去了神﹙西方﹚和天道﹙中國﹚﹐人開始獨自面對荒野﹙所謂「存在」的含義﹚。我始終不知道一個界限﹕所謂「現代」是指傳統解體﹐這是一個宇宙觀的崩解﹐人不再活在「神」的看顧之下而要靠自己。近代以前的世界是讓人相信有一個意義的體系﹐一切合理都是神或某種天道有目的秩序的安排﹐個人生命就在其中被安頓﹐這就是意義﹑價值。
錢永詳「在縱慾與虛無之上」寫道﹕近代文明的一個主要特症﹐就是摧毀了這一套認為生命的意義有其客觀來源的信仰﹐韋伯借用席勒的說法﹐稱近代人"祛除了世界的迷魅"或譯作"解除了世界的魔咒"。世界從倫理角度來看是"非理性的"﹐只是機械性的運轉﹐沒有任何內在本有的意義或目的可言﹐事物的因果關係也不構成一套客觀的道德秩序﹐因此不可能提供生命的安頓﹑意義。近代文明原來本質就是使人在自然和社會中均擺脫了天賦道德秩序的羈絆﹐個人必須自行建構價值與目的﹐尋找生命的意義。但是﹐十八世紀以來二百年似乎證明﹐人在除魅的世界裏尋找意義﹑安頓自己都是徒勞的。但是人又不可能返回到「除魅」以前去了﹐因為上帝已經「死」了。這二百年﹐種種借除魅之前的思想資源以人力落實「天國」在沒有上帝的人間的努力﹐都是荒誕。西方自由主義﹑經驗主義反覆論證了這一點﹐而承啟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的一套哲學則是要做這件事﹐共產主義二百年來在全球的失敗﹐暫時宣告這種與西方基督教息息相關的「現代努力」與人性不符。中國的顧准作了這種理論的清理﹐非常偉大。
我自己近三年的苦難﹐基本上也是一種突然置身於荒野的感覺﹐絕望﹑黑洞感都是這種個體本能的反映。我的特殊個案在於﹐我因《河殤》而成為一個反傳統的符號﹐那是承繼於「五四」的一種「天國」幻覺﹐當然是只有淪喪﹐我們沒有「天道」也詛咒「天道」﹐哪裏會有指望呢﹖可是﹐我偶遭滅頂之災﹐一度是那樣地渴望回到「除魅」以前的世界裏去﹐盼望神跡的降臨﹐完全忘了「上帝」已經死了。可是在內心「返回」卻是勉強的﹐因為心裏其實不相信「上帝」還活着。這種不信﹐是近現代以來的「理性」透射在我身上﹐奧古斯都說﹐先信、再理性﹐現代人很難做到了。這段經歷要再好好想一下。
重信「天國」可以落實人間﹐是近現代的一個極大誤區﹐混淆了理念世界與實在世界﹐這個理念世界是純西方的古典觀念﹐靠宗教描述並作為一個終極價值超越於人世間﹐西方經啟蒙運動劃清「上帝」與「凱撒」﹐分離「天國」與人間﹐人間似乎只靠科學﹑學術與政治來安排﹐從這裏便產生分流﹐黑格爾—馬克思一路還是要在人間建立「天國」﹐而英國經驗主義如貝克到後來德國的韋伯一路則堅持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人不是上帝﹐科學﹑學術都不能代「神」﹐企圖代替就是「人間妖魔」﹐如中國的毛澤東。
中國近現代受西方影響﹐反掉自己的傳統﹐失去「天道」﹐宇宙觀崩解﹐卻承繼了馬克思一路極端﹐要建「天國」在人間﹐半個世紀弄成人間地獄。進來讀到顧準的身世﹐驚訝萬分﹐感慨之至﹐這樣一個思想孤星﹐真是一個學術奇蹟﹐人格極致﹐說明三四十年代受西方影響的一代人即使曾被馬克思主義裹挾﹐也仍有俊傑可出。相比之下﹐四九以後的中國大知識分子只是卑劣而已﹐昨日與林毓生先生談起此點﹐他說比如金岳霖曾說「哲學就是為馬克思主義作註腳」﹐而他就是在英國學的經驗主義﹐還是殷海光的老師﹐「只能說無恥啦」，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及其「導師」們，從學術到人格都是「愧對顧准」。
這次顧准震撼對我來說﹐還有一個個人心得。顧准說﹕「1789、1917這股力量之所以強有力，一方面是因為它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它設定了終極目的。而終極目的，則是基督教的傳統：基督要復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
歐陸思潮中的神學成分﹐被黑格爾——馬克思一路鑄成一個學術神話﹐是中國近現代激進主義的靈魂。非政治關懷的神學興趣縱然是個人信仰問題﹐但落實「天國在人間」終極關懷則是一脈相承的﹐我不能不有所警惕。非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國人信基督教﹐反傳統是必然的﹐而混淆理念世界與實在世界的傾向也是避免不了的。我的個人信仰無法循此路徑獲得﹐返回「除魅」之前對我是不可能的﹐許多人因絕望而引起這種「返回」的衝動﹐其實只是欺騙自己﹐同迷信毛澤東並無太大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