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劉晏與李白，因為不同的選擇，在歷史的終局裏留下了不同的身影。李白人生的最後五六年，由於「謀反」之罪名，過得棲棲遑遑;劉晏則憑藉舉報永王造反之功，繼唐玄宗的信任之後，又受到了新君唐肅宗的信任。
04
永王之亂被平定的當年，至德二載(757)正月，安祿山也被其子安慶緒和宦官李豬兒合謀殺死。唐朝官軍趁勢發起戰略反攻，安祿山的部將史思明投降，被唐肅宗封為「歸義王」。隨後，長安、洛陽相繼被收復，人們也開始對大唐再造盛世滿懷憧憬。
然而，待唐朝中樞放鬆警惕後，史思明又舉起叛旗，戰亂再起。
▲史思明。圖源：劇照
安史之亂幾番折騰，大唐財政瀕臨崩潰。唐肅宗只能加緊敦促戶部官員擬定財政策略，穩定民心。考慮到國庫入不敷出，宰相第五琦提出了兩項重要措施——榷鹽法和鑄行大錢。
第五琦認為，要在短時間內使國庫充盈，必須「榷鹽」。具體做法是，在各地設置監院，鼓勵鹽業生產，並免除鹽業生產勞動者的徭役，讓他們安心產鹽、曬鹽，而其所產之鹽只能賣給官府，官府再以每鬥加時價百錢售出。同時，地方應大力打擊私鹽私賣，維護官家產鹽業的利益。
第五琦的榷鹽法確實在短期內提升了國庫收入，但接下來，他的鑄行大錢，卻又將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熱之中。
出於戰爭經濟的需求，第五琦請鑄乾元重寶，規定新幣以一當十用。因戰事延長，第五琦又發明了一種乾元錢，規定百姓可以以一當五十用。但這些新幣發行時，唐朝中央並沒有明令禁止使用前幣以及打擊私鑄貨幣。因此，乾元錢一出，市面上流通的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就不斷貶值，米價騰飛。吃不飽飯的百姓和部分僧人，只能砸鍋賣鐵，屢屢犯禁。長安城內的犯罪率直線上升，逼得唐肅宗只能另找賢良安撫民心。
▲唐肅宗。圖源：劇照
劉晏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接任了京兆尹。
考慮到劉晏從前治理地方頗有政聲，唐肅宗將中央財政大權連同地方治理通通交給他，並計劃讓其以首都長安為試點推行經濟改革。與此同時，原先掌管度支、鑄錢、鹽鐵大權的第五琦也被貶黜。
以「足食」「富國」「利人」為準則，劉晏上任伊始就告訴唐肅宗，保障農業生產是恢復大唐經濟的基礎。為此，他上山下鄉走訪調研，總結出了一套辦法：「當府蒿荒地，其本戶有能復業，請蠲免三年差科;如無復業者，請散給居人及客戶並資蔭家，隨例納官稅，所冀田畝不荒。」意思是，只要長安城內有荒地，就要讓百姓抓緊耕種。但凡有人認領了荒地，官府就要蠲免他三年差役，鼓勵生產。如果荒地並無合適的生產者，朝廷也可考慮將這些荒地按比例賜給流亡於此的人，鼓勵他們生產，並讓他們按例繳納各項賦稅。總而言之，土地不能荒廢。
這一舉措，有效地穩定了長安的民心。之後，他又針對第五琦鑄行大錢引發民怨一事，拿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
上元二年(761)六月，劉晏給唐肅宗遞交了一個「三贏」的方案。首先，劉晏給了下台的第五琦一個漂亮的台階，他稱第五琦的改革是「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隨後，基於第五琦的改革措施，劉晏提出自己的建議，將乾元錢的價值從「一當五十」折為「一當三十」，開元通寶及乾元重寶通通「以一當十」，以此來縮小几種貨幣間的買賣差價。最後，劉晏建議朝廷縮減乾元錢的發行量，並大力打擊私鑄貨幣行為。
經過劉晏一番折衷的變通，皇帝的體面、朝廷的公信力以及百姓的歸心均得到了有效安撫。
然而，唐肅宗時代的官場畢竟不同於前朝。京官能力過強，不僅容易得罪皇帝，更免不了要遭到同僚的嫉妒。劉晏的經濟改革剛有成效，他本人就被司農卿嚴莊誣陷「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
所謂「漏禁中事」，就是說劉晏大舌頭，喜歡爆宮內秘聞、皇帝私隱。雖然這件事情查無實據，可唐肅宗偏聽偏信，劉晏也就只能莫名背了鍋，被貶離京外任。
05
是金子，任何時候都是發光的。劉晏下放地方不久，寶應元年(762)，唐玄宗、唐肅宗相繼駕崩。兩位皇帝的去世給了劉晏再度起復的機會。
即位的唐代宗最寵信的大臣當屬宰相元載。元載交好權宦李輔國，又掌大唐財政，權傾一時。但他手裏度支江淮轉運事務繁雜，與大唐國庫出入息息相關，所以亟需一個頗通刑名錢穀的同僚替自己分擔。
恰好，歷仕玄、肅兩朝的劉晏善管財政天下皆知，加上唐代宗本人對劉晏也十分器重，元載一推薦，劉晏立馬復官。
然而，劉晏重掌江淮轉運，困難卻遠比想像中複雜。當時，唐都長安所在的關中，雖有沃野之名，但因地形地勢制約，產糧不要說不足以備水旱，就連日常供給都城百姓也捉襟見肘。
關中不行，唐朝統治者自然盯上了更加富庶的東南魚米之鄉。可是，從東南運糧至關中，必經運河入淮河走汴水再轉入黃河。不僅路途遙遠、水情複雜，而且東南運糧進河洛、走關中這一路，基本都是安史之亂期間受亂最嚴重的地區。正如劉晏所說：「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游鬼哭。」
更難的是，當時「東至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雲食半菽，又雲無挾纊，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
看看吧，從淮河到渭水，方圓三千里，官軍普遍缺衣少食，一個個仗勢如王侯將相，見到漕運船便就地截留，要求他們留下買路錢。如果讓這群官軍去保漕運安全，估計運糧船還沒入關中，就被搶得顆粒無剩了。
這也不行，那也不成，劉晏還有什麼辦法?
疏浚河道，或許才是完成唐朝「南糧北調」工程的重要環節。於是，他親自帶人趕往揚州，發動民工，淘挖淤泥，疏通河道。考慮到這些民工及疏浚運河的官軍也需要糧餉開支，劉晏便將朝廷的鹽政稅收與官軍疏通運河事務掛鈎，實行以工代賑。
在接觸鹽政事務後，劉晏順便改革了第五琦當初榷鹽法的漏洞。
劉晏認為，唐朝鹽區雖廣，但並不需要在天下四方皆設立鹽務官員。「鹽吏多則州縣擾」，鹽務辦得好壞，與在職官員數量多少無關。唐朝辦鹽，宜精簡機構，壓縮行政開支。他利用鹽運使的身份，於鹽區設置鹽官，讓他們直接收購鹽戶手中的鹽，再轉賣給商人，聽憑商人自行買賣。其餘各地州縣不再設置鹽官，讓底層百姓及地方商人有賣鹽牟利的空間，以此富民。
為了降低漕運船被劫的概率，劉晏又向朝廷提出「每造一船，用錢百萬」的意見。官船堅固一來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漕運船沉沒的問題，二來沿途即便有不識相的官軍起了歹心，要劫走官運物資也絕非易事。
儘管許多官員認為此舉鋪張浪費，但劉晏不為所動，他利用鹽政之利，在揚州造了十座造船廠，採取承包到戶的方式，由政府包工包料分發給民間手工業作坊，讓他們參與官船改造。
到了永泰二年(766)，唐朝正式設置常平使，唐代宗特讓劉晏和第五琦二人負責常平天下事務。
「常平」是古代穩定物價和調節商品供需的一種措施。常平法起源於西漢，指導思想來自理財專家桑弘羊以及戰國改革家李悝的「平準」。常平法最早從糧食入手，歷朝歷代都在都城及帝國重鎮附近設立常平倉以貯糧備荒。為了穩定糧價，唐初中央曾設立「常平本錢」制度，由地方政府管理，在糧食豐收之年加價從農民手中購買糧食。待災荒發生時，再低價賤售糧食及種子，讓百姓度過艱難的日子。但自安史之亂起，常平倉及常平本錢制度就形同虛設，這變相加重了唐朝市民百姓階層的生活負擔。
安史之亂結束後，唐代宗立即着手對常平制度進行恢復與改革。劉晏上任後，利用獨特的商品經濟思想，進一步擴大常平倉的存儲。這時的常平倉已不僅收購穀物、平糴谷價，還被運用至唐朝境內的各行各業。
當時，劉晏所在的揚州，是唐朝最發達的商品集散地。當地百姓從事手工業及商品貿易居多，劉晏便把常平之法運用到這些商品上。他運用手中掌握的帝國財脈，率先在揚州大量收購手工製品、日用雜貨、土特產等，建立常平倉，再以漕船運到汴州和關中等地，實現「市輕貨以送上都」的目的。總之，賤買貴賣，打通各州手工業品的銷路，促進地區商品經濟的穩步發展，這就是劉晏的超前理財思維。
▲大運河揚州高郵段，岸邊為鎮國寺塔。
經過劉晏的改革，唐朝鹽政、漕運等事業一度中興，史書稱「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06
然而，無論劉晏多麼任勞任怨，為唐王朝貢獻才智，依舊換不來一世平安。
大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李豫駕崩，唐德宗李适即位。唐朝國運在漕運、鹽政等改革下有了些許復興的跡象，但大亂初定、內訌不斷，總體而言，天下依舊處於積貧積弱的狀況。
就在此時，劉晏出事了。
建中元年(780)，剛升任宰相的楊炎跑到唐德宗面前告發劉晏。楊炎聲稱，劉晏與前兵部侍郎黎干、宦官劉清潭曾合謀勸唐代宗立獨孤貴妃為皇后，並改立太子。
唐德宗是唐代宗皇后、吳興才女沈珍珠之子。當初，因安史之亂，沈氏與唐代宗曾走散，流落於洛陽掖庭。後來，戰事稍穩，唐代宗夫婦於洛陽重遇。考慮到長安兵荒馬亂，唐代宗並未第一時間將沈皇后從洛陽宮中接走。由此，當「歸義王」史思明再陷洛陽後，沈皇后至此下落不明。沒了沈皇后，唐代宗獨寵獨孤氏。即便後來獨孤氏因病過世，唐代宗也要留其屍身於宮中三年。種種舉動，難免讓年幼就失母的唐德宗心裏起了疙瘩。
不過，對於楊炎的告發，同為宰相的崔祐甫卻替劉晏說了句公道話。他說，劉晏黨附之事沒有真憑實據，更何況唐德宗即位時就大赦天下，如今再為如此「莫須有」之事耿耿於懷，怕會失了皇帝的體面。
楊炎見一計不成，轉頭又跟唐德宗聊起宰相的權力。他指出，劉晏一人掌管鹽運、漕運、度支，還兼領尚書省事務，權勢過大，不得不防。
唐德宗對楊炎偏聽偏信，劉晏主管唐朝財政的工作生涯就此終結。
但，楊炎並未打算放過劉晏。
楊炎是前宰相元載的黨羽。儘管元載對劉晏在漕運、鹽政事務的起復上也有過提攜之恩，但劉晏對元載卻鮮有好感，因為元載是唐朝少有的大貪官。元載被治罪抄家時，家中被抄出八百石胡椒——那時，胡椒作為奢侈品，有很強的經濟效益。元載的貪腐可見一斑。
對於這樣的上官，劉晏反感至極。後來，唐代宗令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騕、禮部侍郎常袞等共同審理此案，劉晏沒有徇私情，不僅把元載一家賜死，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元黨」重要黨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結果，劉晏的秉公執法倒成了終結自己仕途的羈絆。
作為曾經的「元黨」，楊炎復仇來了。說服唐德宗貶謫了劉晏之後，楊炎又故意提拔與劉晏有私怨的庾准做劉晏的上司，讓他到當地去收集劉晏謀反的罪證，如此，唐德宗便有了殺劉晏的理由。
最毒的是，楊炎建議唐德宗先殺劉晏，隨後再暴其罪行，令天下討之。
就這樣，建中元年(780)七月，65歲的一代「救時計相」劉晏被敕自盡，冤死駐地。劉晏死後十餘天，唐德宗才公佈他的罪行，並令楊炎全力抄沒劉家。誰知道，劉晏掌財幾十年，家中只有「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與他生前為帝國創造的巨額財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隨着劉晏的死去，唐朝終究錯失了重返盛世的機會。劉晏死後次年，由他一手改革的漕運、鹽政也毀於一旦。因唐德宗剛愎自用，建中之亂爆發，唐朝從此陷入了被藩鎮牽着鼻子走的境地。
而利用劉晏的理財思想，各地藩鎮不僅實現了財政自留，更一步步壯大，成了未來爭奪天下的主力。這是一代忠臣劉晏的悲哀，也是對唐王朝不辨是非、濫殺人才的諷刺。
「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誰還記得劉晏年少時的洞見，竟是如此深刻，以至於照見了自己以及一個王朝未來數十年的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