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話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是人們看過《白毛女》之後聽到的告誡和總結。「文革」之後，一些劫後餘生、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冰心等說出了類似的話：「『文革』使人性變成獸性」、「那時沒有人性，就變成了獸性！」是誰由人變成了獸？毋庸置疑地，首先是林彪、江青集團的成員及其黨徒、打手，但毋庸諱言，許多人也指當年的紅衛兵。
當年的天之驕子，天兵天將幾乎無一人不叫屈：我們只是犯了錯誤，我們的動機是革命的，只不過受了蒙蔽！比如有人說：「紅衛兵在中國近代的史冊上寫下了不光彩卻又無法抹殺的一筆，當然，若從這批年輕人的主觀動機中深入探索，也會發現其中不乏純真可愛的一面。」還有人說：「紅衛兵運動中也還是有是非之分。比如，紅衛兵其實抄出了一些『變天賬』，一些槍支彈藥和國民黨的委任狀等。」
「變天賬」云云，顯然是無稽之談，一種行為是否符合人性，當然不能以行為者的動機解釋，而只能用人性的尺度來衡量。讓我們看看《紅衛這一代》中記錄的若干事實：
我校的黨支部書記，是一個14歲就參加了革命的老幹部……工作組撤後，紅衛兵召開了批鬥會，在乒乓球枱子上架上一張桌子，桌子上又鋪了一層煤渣，然後讓這位書記跪在煤渣上……後來，這位書記被人一腳踹下桌子，從幾米高的地方摔下來，加上煤渣的作用，頓時血肉模糊……
有些殘忍的事實，今天說起來還令人髮指。我曾親眼見到，我校的兩個學生，一個出身地主，一個是全國著名的右派分子的兒子，在1966年夏季受到了紅衛兵的特殊關照。在校園裏，經常可以聽到某教室傳來的打人聲，有時其哀叫已讓人難以相信是從人的喉嚨里發出的。他們被關押在樓道中一間倒垃圾的小屋裏，為了讓他們在靜臥時也不忘反思罪行，牢記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地上被定期潑上厚厚的一層水，這兩個同學只好趴在水中舔着自己的傷口。
一位暴行的目擊者在敘述時說：這些野蠻行為的確是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想也不敢想的，這些卻成為了現實。可怕的還不是這些現象本身，而在於一些紅衛兵把這作為一種恣意取樂的方式，加以欣賞，甚至有人專門研究可以打傷內臟而不傷及皮肉的打人方法。
上述行為如果還不能歸入獸性範疇，而要被說成是人性的表露，那麼「殘忍」、「暴行」之類的詞恐怕就沒有意義了。當然，我們不是要追究施暴者的責任，但我們應當探討這些行為產生的原因。巴金等老前輩看來是無力完成這項任務了，他們雖然以一顆善良真摯的心苦苦思索人性為何變為獸性，但除了惶惑和感慨，已無力提供有價值的答案。相比之外，經歷更為坎坷的詩人邵燕祥目光更為犀利，思考更加紮實。他在一封評論紅衛兵的長信中注意到了，「紅衛兵一哄而起，人們卻很少對他們作哪怕稍稍細緻一點的區別和分析」，他說：「紅衛兵又是被什麼煽起的呢？……他們一直受的是革命教育。他們堅信雷鋒的話，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更堅信《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的，革命要不得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不暴烈還算什麼革命？而當實施暴力時，比方用皮帶扣抽打老師的額頭鬢角，由於意識到這是代表革命的階級施之於反動的階級的革命行動，賦有天然的正義性，故能不皺眉頭不眨眼地干出正常年月正常人不可想像的事情。」
確實，如果我們想避免簡單地以人性善或人性惡來解釋世間的悲壯或殘忍，如果我們還想公平地對待紅衛兵這一代人，包括其中野蠻地傷害過別人的人，我們就應該從他們在「文革」孕育期受到的畸形教育，從當時瀰漫全社會的緊張空氣和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哲學中去尋找原因，這也是要取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效果的唯一正確的方法。
「文革」孕育期的教育，政治壓倒了知識，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紅」大大地優於「專」。學校和社會的精神文化氛圍，用一個詞可以概括，那就是「革命」。革命當然是好事（雖然現在有那麼幾個著名的文化人在鼓吹「告別革命」），但那時「革命」的內涵，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從根本上講是發展生產力，而是一個虛構的革命中心不斷東移，中國成了世界革命根據地，因此全世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聯合起來加以包圍和顛覆的神話。當一個國家自視為處於革命時期即非常時期時，法律就被廢止了，秩序就被打碎了，當人們自認為自己在革命時，他們會產生真理在身，有權誅滅異類的心理。
支撐革命理念的，是所謂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鬥爭理論。那時「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和階級鬥爭，遠離了它的原本內涵，即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係，而帶有極大的任意性。任何人，不論是1957年響應號召提意見的知識分子，還是躋身革命隊伍幾十年的老幹部，都可能被定為「階級敵人」。而任何事情在那時一旦納入階級和階級鬥爭範疇，就無理性、政策可言。
在革命和階級鬥爭的名義下，一般的倫理道德觀念和準則蕩然無存，「人性」觀念像瘟疫一樣遭到詛咒和撲滅，人的尊嚴被踐踏，人世間與生俱來最美好最溫暖的東西，如師生之情、同窗之誼，乃至母子之間的親情，都被「文化革命」的烈火焚毀。有人回憶道，在北京某名校，一位女生以「愛看十八、十九世紀描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小說」（即外國名著）為罪名遭到批判鬥爭，她憤而服毒自殺。同班的紅衛兵「齊向東戰鬥小組」稱她為「反動學生」，警告醫生不得搶救，而醫院居然就停止了搶救，將她移入停屍間，她在幾天之後死去。就在同一個班上，一個學生親自帶領紅衛兵抄自己的家，而且親自動手，將自己的母親毒打致死，原因不過是他母親以前是小業主，他必須表現出與「剝削分子」劃清界限。
紅衛兵迷信「革命」便迷信暴力，關於「文革」的中央文件中雖然有「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話，但學生們更為熟悉的是：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在狂熱和盲目的氣氛中，暴烈的行動並沒有發生在敵對階級之間，發生的是部分學生對自己的師長、同窗和其他人的施暴。
對「文革」孕育期的教育、文化方針和政策，以及否定經濟建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取向，可以作更全面的剖析、更深入的反省。當然，這決不意味着「文革」前的教育一無可取之處，對諸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的宣傳教育作全盤否定。「文革」的教訓提示我們，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享受生命的權利，人追求美好事物的理想，應該受到保護，也就是說，永遠不要忘記把人性的真善美放到第一位。教育的最基本原則，應該是讓人們懂得人之為人的道理，懂得尊重和呵護人性，發展人性的意義。人在某種情況下不得不是工具，比如是革命的工具，鬥爭的工具，但從根本的意義上人是目的本身面絕非工具。如果一味把人訓練成工具，比如就像獵狗那樣的追捕獵物的工具，那麼人性就可能轉變成獸性。
作為投入「文革」的前紅衛兵，我主張在分析「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客觀環境和形勢時，不要因此無視或開脫自己的道義責任。不論我們被多麼厲害地灌輸和塑造，許多涉及道德良心的大事還是由我們的「自我」作出決定的。我的研究和大量的調查，以及國內外研究者的調查都表示，決定紅衛兵行為的因素，並非只有「文革」前的學校教育、社會上的宣傳之類，個人利益顯然也是動因之一。在學習雷鋒的活動中，有人在日記中寫下大量革命詞句，記錄下自己做的好事，攤在易於讓團幹部、班主任看到的地方，這是為什麼？不少人在集體生活中，處心積慮窺伺別人的髒衣服，一發現就搶着洗，力爭「好人好事」的事跡，而仔細保護自己的換洗衣物，千方百計不要成為別人「做好事」的對象，這種機心和競爭，又是為什麼？這些尚屬雕蟲小技，那「爭當接班人」的動機中，以家庭出身的優勢當仁不讓地爭當團幹部、班幹部的活動中，難道一點個人野心和權力欲都不存在嗎？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許多人自以為經歷了30年前的轟轟烈烈和驚心動魄，餘下的小打小鬧都不在話下。確實，不少人經歷了野火般的狂亂和黃河一樣的渾濁，心性已經清純和澄明，在人事和利益的交錯中能守住自己的根和本，但不見得每個人都對自己的生命持有定力。「文革」曾經使人在自己的本性方面迷亂，那是一場政治災難。現在我們面臨的，是另一種考驗，另一種誘惑，這就是經濟的侵蝕。惡可能不再藉助於棍棒和皮鞭，但會表現為爾虞我詐和巧取豪奪。善與惡的交鋒只會改變形式，但決不會消失。
原載《青年報刊世界》199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