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黃河幾十幾道灣？"
四、廣東趙紫陽：中國改革設計師
台北印刻出版三卷本『趙紫陽傳』，可喜可賀。
此書我早在十二年前就知道，2008年秋我在美國東岸遇到盧躍剛，中青報記者，後八九大陸報告文學的領軍人物，一個留着長發的川人，傳說他已接下趙家委託，此去便要江湖遁形。如今他交卷了，卻未知趙家子女是否滿意？因為我知道，還有另一本趙傳也會問世。只要中國仍在專制下，這位前總書記便會充滿爭議，身後不清靜，因為要爭奪對他的"解釋權"。其實這是趙紫陽的精彩之處，中共領袖大凡平庸，身後寂寞。
半個世紀的美蘇對抗，在東亞築起一道冷戰疆界：台灣海峽、朝鮮半島的三十八度線、中南半島的北緯十七度線。在這個結構下，東亞持續了四十年的相對穩定，出現了日本的"經濟奇蹟"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回頭去看，好像沒有蔣介石毛澤東兩個東亞強人，以及金日成胡志明兩個小獨裁者，就沒有工業東亞；其實更基本的因果，乃是沒有美國的軍事訂單，就談不上東亞快速積累財富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來料加工模式。曾經的殺戮戰場、分疆裂土，竟孕育了東亞繁榮，這種偶然性，也種下了日後的隱患。
八十年代，蘇聯帝國崩解，東歐陷入經濟困境和民族纏鬥，英國發生歷時最長的經濟萎縮，失業人數大增；連冷戰大贏家並打勝海灣戰爭的美國，也出現戰後最大的經濟衰退，整個西方跌入不景氣的陰霾。相比之下，地球另一邊的東亞，卻成了一個亮點。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1991年台灣外匯存底超過八百億美元，居世界第一。朝鮮半島軍事對峙也緩解了。
對於剛剛走出封閉、極權的中國來說，最便捷、難逢的機遇，就是把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找回來，只需要把關鍵詞從"奇技淫巧"轉換為"姓資姓社"而已。鄧小平一九八〇年從廣東擢升趙紫陽來做總理，是為一場"新洋務"的啟動。此際的分殊，在鄧小平主張有限市場經濟、對外開放，而陳雲則堅持中央計劃指令，並以"反自由化"、"清污"牴觸之。四五年間通貨膨脹，1988年零售物價指數上漲18.5%，人心浮動，第二年便爆發學運、戒嚴鎮壓。這段"新洋務"觸礁於民間抗議，並誘發高層權爭，以至於流血政變，因"垂簾聽政"故事重演，與晚清頗可一比；趙紫陽的"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亦頗得張之洞"中體西用"的神髓。這次洋務運動與晚清最大的區別，是毫無外患（割地賠款），鄧小平亟需跟洋人做生意，乃是"救黨救國"。
"要吃糧，找紫陽"，一個前現代農業社會的偉大順口溜，實在是低估了這個中原人。趙紫陽洞悉發生在東亞的一種"滾動"：
"從亞太地區來說，首先是美國把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和製造業轉移到日本。日本利用這種機遇發展起來了。然後美國、日本又把這一部分生產、製造業轉移到四小龍那裏去。隨着四小龍經濟的發展，日本、四小龍正在把這一部分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從世界範圍也好，從亞太地區也好，是不會終止的。這種經濟結構滾動式的轉移對不發達國家確是一種機遇。過去由於我們閉關自守，不開放，又實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體制，信息也不靈通，所以好多次機會都錯過了。現在這個機會再不能錯過。"
他還必須說服中南海里只懂"吃飽肚子"的那批人——餵飽四億人，曾是四九上台的這個政權令西方刮目者。他在醞釀"把沿海一億到兩億人口"，推進這種"滾動"里去。"大進大出,兩頭在外，開展國際大循環大進大出"，雖然那時他接見台灣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還半信半疑地問：你們台灣不簡單，地方那么小，外匯儲備就有幾百億？張說，這不難，你們只要按現在的政策搞下去，不用很久你們就會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如果說鄧小平稱得上"改革總設計師"，他不過就是選對了趙紫陽這個人。
這裏講一個蠻有趣的細節，來自趙的秘書李湘魯。任教澳大利亞的經濟學家楊小凱，1989年元月請李湘魯轉交一封信給趙紫陽，認為中國人口龐大，加入國際市場會破壞國際經濟結構的平衡，造成全球資源短缺，導致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等等。趙紫陽僅聽李湘魯簡述了楊的觀點便說，這些意見我都知道，不聽了。事情一定要做。
李湘魯當時感覺趙很"決絕"，後來隨着時間推移得越久，才越看得清楚，他說：
"沿海發展戰略讓中國贏得了二十年以上的和平發展機遇，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是1980年代最富遠見也最成功的經濟戰略設計。當人們每每得意於中國坐擁數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躋身世界第二的GDP時，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陽那天決絕的回答。"
趙紫陽說他在廣東工作多年，比鄰港澳，對國際市場和對外貿易了解得早一些。從這裏也可以解讀更深一點的中國現代史。從歷史長程看，中國的內陸性從根本上抑制了南中國和海洋的作用。二十世紀初以來，從中國東南興起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在短短半個世紀裏就被歷史淘汰，蔣介石之敗退大陸，即是新興資本主義力量無法戰勝中國強大的內陸性的一次歷史性失敗。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的共產黨，就是靠這個內陸性贏得了江山，但是它不過是在中國複製暴秦暴隋，統治不到三十年也同樣被這個內陸性拖垮，陷在貧困落后里不能自拔。趙紫陽當總理後，就籌劃沿海發展戰略多年，及至開發十四個沿海城市為特區進行海外貿易，無非是放開對南中國的捆綁。這個南中國對於香港、台灣、日本乃至歐美的意義非同尋常，它就是所謂"亞洲第五條小龍"，後來的"太平洋時代"也好，"大中華經濟圈"也好，甚至色厲內荏的"大國崛起"，都不過是它的延伸。
趙紫陽有本事引來滾滾"通洋之利"，卻不幸被天安門學潮折損。他從朝鮮回來發表54亞銀講話，七所大學複課，形勢已緩和。這時何東昌卻放話說趙講話跟"426社論"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
"由此學生就越發有顧慮，要求對'426社論'有個說法，而那邊一些人則堅持'426社論'不能退，並還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裏送，還發表一些刺激學生情緒的話，搞兩面挑。而我和學生也沒有聯繫，兩面都不買我的帳，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學生這邊愈要求對'426社論'有說法、對政府施加壓力，鄧的那邊決心也越來越大；學生鬧得越越厲害，李鵬、北京市委對鄧小平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這就形成了僵局。"
趙紫陽受良知驅動，而反對開槍鎮壓，不惜牴牾恩師鄧小平，被廢黜後也拒絕檢討，真正難能可貴。他在回憶錄里也不避諱談黨內颳起一股"倒趙風"，其間自是一些意識形態和權力的錯綜複雜，但是他把中國推進"國際大循環"，有傷及中共權力根基之虞而令元老們恐懼，才是他下台的原因。
五、百年首尾各兩同（彤）
今日中國落入「習倒退」、改革存廢已在一線之間，此一線之間，竟是由於鄧小平也曾有過「改制」的一閃念，或使中國避免「革命」、暴力，而和平演變，此一線之機，便是在龐大、昏聵、殘暴的中共體制中，出現由鮑彤領銜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見吳偉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8月11日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811/cc11wuwei24/），而「和平演變」路徑只有依賴黨內健康力量出手改制，其機會也只發生在鄧小平偶然出現「改制」意願的一瞬間，這個機會主義者殺心突起（成因大可研究），不止中國要人頭落地，最可惜者，乃是中國又落入暴力循環的怪圈，回到兩千年舊磨道上去了，而中國變局唯賴強人之一閃念，乃是民間太弱小，至今如此。
鮑彤是當代譚嗣同，因為鄧小平是想殺掉鮑彤的，由此八九六四這場溫和改革，又因為遭到鄧小平血腥屠殺，完全是重複一百年前的戊戌維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鎮壓，六君子斷頭菜市口。百年首尾各兩同（彤）。當年嚴家祺、吳國光等追隨鮑彤，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曾經有機會把中國撥向和平轉型的道路，卻被鄧小平斬斷，趙紫陽因為有鮑彤襄助，當年才如此精彩，幾個大手筆均來自鮑彤的建議，所以，實際上鮑彤才是當年進入中國最高決策層的一位傑出政治家。
2022年11月9日，鮑彤先生於北京時間7時08分安然離世，我聞訊在臉書上貼出這段文字。
鮑彤先生辭世，從八十年代過來的中國人，都會「心有戚戚焉」，因為鮑彤是趙紫陽的第一智囊，而趙紫陽的名字，會跟中國改革、八九六四等話語，永遠留在歷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對他不公道，對鮑彤也不公道。「任人評說」是一條歷史酷律，好人壞人皆不能免。
我並不認識鮑彤，卻因為《河殤》和《烏托邦祭》而扯上關係：
『到了（一九八八年）深秋之際，《烏托邦祭》的出版仍無着落。有一天戈揚忽然打電話給我：「曉康，你趕快給我弄一個十萬字以內的壓縮本，我用一期《新觀察》推出。」我連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傑，不畏強梁的人物。
《新觀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雖諸事纏身，整日頭緒紛亂，卻巴巴兒地等著下一個出刊日。記得一個黃昏，我掙脫一個什麼會議，就跑到一家街頭報刊亭，買了一本《新觀察》，翻開一看，連影子也沒有。跑回家給編輯部打電話，沒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沙灘文聯大院，在《新觀察》那棟小樓上，堵住編輯部主任鄭仲兵。老鄭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一把拉我進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着你呀。我跟你說，版都做好了，在開機印刷前一分鐘，老太太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鮑彤說，這個蘇曉康，麻煩惹得還不夠呀？一個《河殤》，已經叫我們焦頭爛額，你再把這個廬山會議捅出來，我們可沒法保護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屠龍年代》）
《河殤》的命運，跟趙紫陽、鮑彤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其背後又牽扯一個極為重大的權力問題、政治危機，這個歷史秘辛，即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經過「文革」，老人幫的教訓是，他們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給他們的子女才放心。「六四」衝突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們如願以償，中共這個政權也從此變成一個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殺二十年來，中國和世界都遺忘了許多，卻從未明乎於此。八九另有「驚天一炸」，即趙戈會「拋鄧」，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坊間皆言趙紫陽乃是對鄧小平攤牌，置鄧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據說，這也是鮑彤向趙紫陽建議的，也因為這個事件，鄧小平在血腥鎮壓之後，第一個抓的人，就是鮑彤，他甚至要砍鮑彤的頭。
此「鄧掌舵」爆料，頗有幾說，都是藉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麼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一九八八年開始的「倒胡」「倒趙」陰謀，緣起陳雲的「子弟接班」戰略部署，乃是晚清「垂簾聽政」故事重演，改革陣營的趙紫陽鮑彤，見鄧小平恐懼學潮而令大局崩壞，必須出奇招扭轉頹勢，利用「五一六」的時間差，趁電視轉播的機會，向天下公佈「鄧掌舵」秘密，並以此反對調兵鎮壓，都是在中共體制下的明智終極之舉，鮑彤臨危不懼、冒殺頭風險，事後亦忠貞不移、守節致死，其風範直逼戊戌維新中死難的譚嗣同。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高齡九十的鮑彤投稿《光傳媒》一文〈俄國十月炮響給中國送來什麼〉，這或許是他最後的文字？我受託寫了一篇推薦詞：
『鮑彤，耿介之士，也是一位智者。他沉浮黨內多年，風風雨雨；曾位居中樞，睨視決策；又因腦後有反骨，身陷秦城，終於倖存晚歲，看盡興亡。此文雖短，卻大開大合，如庖丁解牛，由馬克思憤青的起頭，一路辨析俄羅斯的荒謬、毛澤東的粗鄙，中國造了兩千年反，還要去請「洋宋江」，寥寥幾語已說盡中共百年鬧劇。毛澤東說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標準答案，中國學生用來應考保證得滿分，但是等於沒有回答，因為沒有人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連馬克思本人也說他只知道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摘自《雨煙雪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