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革後中共黨內推動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人權理念的啟蒙先驅第一人，郭羅基先生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2025年1月，美國溪流出版社推出《郭羅基訪談錄——一生充當反對派》，上下兩大卷，一百多萬字。
如今，年輕一代對郭先生恐怕並不熟悉。如果用一句話評價他，我會說：郭羅基先生是文革後中共黨內推動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人權理念的啟蒙先驅第一人。
此前，郭先生在海外已經出了五本書：《共產黨違法案紀實》（香港民主大學出版社，1997）、《論「依法治國」》（紐約民主亞洲基金會，2004）、《歷史的漩渦——1957》（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新啟蒙——歷史的見證與省思》（香港晨鐘書局，2010）、《「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2020）。我之所以給郭先生的每一本書都寫書評，是因為我自以為對郭先生最了解，是因為我和郭先生有着深厚的情誼，另外也是因為我認為長期以來郭先生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與應有評價。
《郭羅基訪談錄》的編者之一曹雅學，在採訪一開始就請郭先生概括自己的一生。郭先生當即回答道：「一句話就可以概括：一生充當反對派」（上卷第1頁）。這句話成了《郭羅基訪談錄》的副標題。
郭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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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從小就是反對派，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反對國民黨統治，然後是反對共產黨統治，到海外後又是他參加的組織中國人權和獨立中國作家筆會的某些負責人的反對派。
郭羅基1932年出生於江蘇無錫，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沒畢業就留校任教。
對於早年反對國民黨統治，參加共產黨和共產革命這一段歷史，郭先生講到了他的沉痛反思。他引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臨終前的一句話：「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當年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郭先生說，「問題就出在我們投入的革命是暴力奪取政權。因為是暴力奪取政權，奪取政權以後，必然是用暴力來維護政權、運用政權」（上卷第37頁）。
郭羅基在訪談錄里詳細地講述了他如何從正統的共產黨員變為黨內的異議分子，又進而成為黨外的反對派。其中，最值得我們了解的是，郭先生本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如何又成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先驅的呢？
郭先生講到，1957年是他的人生分水嶺。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郭先生被指為「右傾」。在此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郭先生都是奉命「整人」的，反右運動使他覺悟到政治迫害的錯誤。這就是自由主義的萌芽，即對那種殘酷的政治迫害行為的反感。而這種反感又主要是來自一種人性的精神。郭先生同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學沈元和雷光漢都說，郭羅基和別的黨員不一樣，很有人性。
自從覺悟到不能再整人，郭先生自己就成了被整者。過去，郭羅基每受批判都要檢討。1959年，他因為對大躍進的錯誤提出過批評意見，被指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又被迫檢討。1962年，大躍進遭到慘敗，共產黨搞了一次甄別平反運動。北大黨委宣佈郭先生在1959年的言論非但不是右傾機會主義，而且是完全正確的。郭先生並未感到得意，反而很難過。他想的是：既然我本來就是正確的，為什麼要檢討？作了不應該檢討的檢討，這才是應該檢討的。從此，郭先生給自己規定了一條守則：決不在任何壓力下作檢討，即便為此而吃苦受難。
再到文革，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與抗爭，郭羅基對思想、言論和行動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嚴密而透徹的思考，並且意識到，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有必要劃分一道界限，必須禁止權力侵犯個人領域，尤其是禁止侵犯思想的領域、言論的領域，也就是必須保護不同思想、不同意見，必須要有言論自由。
八九後流亡海外的四位自由化代表人物，左起：劉賓雁丶王若望丶郭羅基丶方勵之。攝於1993年。如今，劉賓雁、王若望與方勵之均已過世。圖片來源：亞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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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先生思想演進過程中，他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主要的思想資源。這不足為奇，包括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的第一代自由主義者很多人也是這樣的。
在1975年至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北大有兩人堅持不表態，不批鄧。一位是北大校長、物理學家周培源，另一位是郭先生。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北大隨即發生了一場反對「兩個凡是」的民主運動。運動是北大的教師發起的，郭先生是三個「領頭羊」之一。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就郭羅基的發言稿請示華國鋒，華國鋒說：「一定要把他壓下去！」（上卷第330頁）但是，郭先生的發言贏得北大師生的廣泛贊同，也得到黨內已經復出和正要復出的改革派贊同。于光遠說他親耳聽鄧小平說：「郭羅基是好樣的！」（上卷第333頁）這場運動取得成功，北大黨委改組，北京市委檢討。
1977年11月，聲譽鵲起的郭先生被推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郭先生在北京市第七屆人代會上嚴肅批評北京市委，是中共建政以來人民代表問責政府之第一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例。
1978年，郭先生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1979年1月，郭先生參加了理論務虛會。在這一年第3期《紅旗》雜誌上，郭羅基發表了著名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
1979年6月，郭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誰之罪？》。這是探討張志新案件的最著名的文章。張志新是中共黨員，在文革後期發表言論，批判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質疑文化大革命，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關進監獄；在獄中張志新喊口號「打倒毛澤東」。遼寧省政法部門本來給張志新判處的是無期徒刑。時任遼寧省委常委、遼寧地區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話槍斃。臨刑前，怕張志新呼喊「反動口號」，割斷了張志新的喉嚨。1979年3月，張志新平反昭雪，其事跡公諸媒體，引發強烈反應。在大量的紀念張志新的文章中，就以郭先生這篇《誰之罪？》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作者雖未點毛澤東之名，但人們都知道這裏的「誰」是誰。
1979年11月14日，郭先生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反對因言治罪，力倡言論自由，直擊中共專制之要害；文章採用對話體，深入淺出，邏輯嚴謹，極有說服力。這篇文章先是在10月15日首發於內部刊物《未定稿》，人民日報則是在一個月後正式發表。
就在10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11月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魏京生的上訴，做出終審判決。郭先生這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反對因言治罪的文章正趕上這樣的時刻。當天下午，胡耀邦就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問：「你們發表郭羅基的文章是不是為魏京生辯護呀？」胡績偉說：「這篇文章是9月份寫的，那時魏京生還沒有判刑，怎麼談得上為他辯護呀！」（上卷第480頁）胡喬木拿這篇文章向鄧小平告了狀。鄧小平後來在報告裏說；「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上卷第486頁）郭先生的宏文不脛而走，而郭先生的名字則被鄧小平等打入另冊。
郭先生寫《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不是為魏京生辯護，而是針對所有的因言治罪。在1979年12月北京市第七屆人代會第四次會議上，郭先生聯合其他幾位代表發表了一份聲明，為魏京生進行辯護，同時為因散發和出售審理魏京生案的部分錄音記錄而被捕的劉青（民間刊物《四五論壇》負責人）進行辯護，向北京市檢察院和法院提出嚴正的挑戰。這在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郭羅基對魏京生有不少批評，但這絲毫無礙於他為魏京生的言論自由權利做公開辯護。
1981年夏天，郭先生以「馬溫」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反對個人崇拜的文章。這篇文章事先交給胡耀邦看過，胡耀邦親自寫了回信。郭先生給我看過這封回信。平心而論，回信寫得很不錯，語氣謙和友好，平等待人，還提出了幾處修改意見，應該說，有些修改意見還是很中肯的。但這篇文章還是遭到中共保守派的深刻忌恨。不久，上面就發出調令，把郭羅基先生逐出京城。郭先生據理力爭，很是頂了一陣子。當時上面有話：不走就開除出黨，開除之後還是要走。1982年8月，郭先生被迫遷去南京。
當時我已與郭先生相識，便錄下一首唐詩相贈：「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1993年，四個參加理論務虛會的自由化知識分子相聚在紐約。左起：孫長江、郭羅基、阮銘、張顯揚。如今，孫長江、阮銘與張顯揚均已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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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天安門學潮。郭羅基說，他並不希望發生學潮。1988年以來，中國的和平演變相當迅速。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和北京的《經濟學周報》實際上已成為自由化思潮的陣地。1988年5月，在北京飯店舉行了一場「文化座談會」，為翌年「五四」運動70周年作準備。郭先生以及不少多年來被整肅的自由化分子，連為胡耀邦陪綁的下台中宣部長朱厚澤，都出場了。1989年「五四」之前發生了政治風波，和平演變的進程為之中斷。郭先生說：「如果可以選擇，我寧要和平演變，不要政治風波。但政治風波不可選擇地發生了，我決定參加進去」（下卷第196頁）。
「六四」後，當局進行了全國範圍的大清洗。南京大學黨委秉承上意，以「黨員重新登記」的名義，迫使黨員人人過關，表態附和中央關於「六四」是「平暴」的結論。郭先生非但拒絕認錯，而且「猖狂反撲」，「摔出三頂帽子：『反黨、反人民、反馬克思主義』：『黨員重新登記』是反黨；『六四』事件是反人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反馬克思主義」（下卷第214頁）。郭先生在支部大會上發表《告別書》，這一長篇講話引起很大反響。真正的勇士未必總是在形勢順利時沖得最遠的人，但必是在惡浪襲來時屹立不退的人。偉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擊越強，迸出的光芒越亮。
郭先生被拒絕黨員重新登記。接下來，郭先生的一個研究生因積極參加八九民運而被捕入獄「拘留審查」，郭先生給南京市政府發去抗議書要求放人。六四後被抓的研究生很多，但提出抗議的導師唯有郭羅基一個。再接下來，郭羅基被取消教授與博導資格，然後又被剝奪上講台授課的資格。郭先生通過法院提出起訴，狀告國家教委和南京大學黨委，在萬馬齊喑的政治氣候下猶如一聲驚雷，首開1949年以來「民告官」之先河。
郭先生的思考和文章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他非常重視民運的策略問題。他對將近半個世紀來中國發生的歷次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都從策略的角度進行過認真的分析和總結。郭先生強調合法鬥爭。他指出，「民主運動是合法的，暴力鎮壓才是非法的」；「是政府違法、共產黨違法，人民要起來護法」。（下卷第226頁）郭先生重視組織的作用，尤其重視那種在禁止民間結社的情況下，怎樣開展那種未必有組織之名、但是有組織之實的組織活動，怎樣以無形的組織形式規範有形的群眾行動。他強調要注意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結合，要善於運用有進有退的策略。他指出了導致過去多次民主運動遭到失敗的最常見的原因，即，「多數非激進的派別不能制約少數激進的派別，而激進的派別招致的後果卻要全體承擔」（上卷第389頁）。談到八九民運的失敗，郭先生指出：「民主運動從暫時失敗轉化為最後勝利的第一個條件是承認失敗，吸取教訓」（下卷第200頁）。郭先生說，要把「正義與非正義」和「正確與不正確」區分開來。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義的，但這不等於我們的做法必定是正確的。我們的失敗不證明我們做的事情不正義，但是它確實證明我們的做法有問題。我們必須吸取教訓。
1992年5月，人在國內的郭羅基當選為海外人權組織「中國人權」的理事，是「中國人權」在中國大陸的第一位理事。11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任哈佛大學法學院資深研究員。2001年，郭羅基還參與了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創建。在流亡海外期間，郭羅基應邀為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做評論，同時也在海外多家刊物上發表文章，共計約500篇，其中有許多關於人權與法治的系列文章。
左起：王艾、郭羅基、曹雅學。攝於2019年。圖片來源：曹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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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羅基訪談錄》基於2019年曹雅學和王艾對郭先生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長達三天的訪談。那次訪談後，郭先生把採訪的錄音認真整理。為此，他小心核對事實，引證原文，查閱筆記和日記，還特地收錄了一些原始文件，並且擴充了內容，把採訪時被忽略或未展開的話題做了進一步的補充，一個字一個字打進電腦。
就在這段時間，郭先生又先後患上前列腺癌和肝癌。醫生說，從來沒見過這麼大年紀的人長這麼大的瘤子。郭先生從容應對，給朋友們的信中說，自己「像無事人一樣，該幹什麼還幹什麼」。然後，病情竟然得到控制。歷時近五年，在92歲的高齡，郭先生交出了這部一百多萬字的書稿，真是人間奇蹟。
我相信，在未來中國的先賢祠里，一定會有郭羅基的名字。
（本文刊發時有刪節。）
作者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