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大饑荒過去沒多久我就聽說過，在我們西南師院周圍的大片農村地區，很多生產隊都餓死了數額不等的人。但那個年代年齡尚小，又沒有經歷過農民那種樹皮扒光草根挖盡，瀕臨絕境躺在家中奄奄一息等待斃命的悲慘境遇，還沒有任何渠道可以獲取更大範圍的真實信息，作為一個城市人，我對「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說法一直深信不疑。
當我上山下鄉到了大巴山區，無比驚訝地聽農民說道，哪有啥自然災害哦！是那幾年辦公共食堂餓肚子唄！直到那時，對「自然災害」的說法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懷疑，不過，頭腦中「自然災害」到「大饑荒」的徹底轉換，是在閱讀楊繼繩關於大饑荒的著作時，那種難以言表的震驚和悲憤中完成的。
雖然我生長於城市，但那幾年剛好處在生長發育食慾特別旺盛的階段，因此，關於大饑荒還是有很多深刻的記憶。
城市裏的人因為有糧食配額定量保證，人們可以感受到難耐的飢餓，直接餓死人的事還沒聽說過。但是，由於長期處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狀態，不少人得了浮腫病，並因此而死亡。那時我就讀於西師附小，在上學和放學的途中，不止一次看見捆在擔架上用白布裹着的死人，被抬着從學校後門外的馬路上走過。
有一次放學回家，我和同學一邊走一邊嬉戲玩耍，正在興頭上，身後突然傳來一聲么喝：看路！我一驚，扭頭看見兩個人抬着一具屍體已經到了跟前，躲閃不及，我只好貓着腰從擔架下邊鑽過去。第一次如此近距離接觸到一具死屍，只覺得頭皮發麻雙腿發軟，之後好些日子，晚上躺上床燈一關，腦子裏就浮現出那個場景和一些關於詐屍的鬼怪故事，令我恐懼害怕難以入眠。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民以食為天」，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一個「饑饉的國度」，糧食問題，是歷代統治者都深感重大和需要花費相當精力去處理的問題。在我的少年兒童時代，出現的連續三年大饑饉，媒體和各種宣傳一直告訴我們那是自然災害所致，進入「後三十年」，我們才了解到那其實是一場人為的災難。
記得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剛剛進入小學不久的我們就參與了大煉鋼鐵運動，除了把家裏沾鐵的東西全都搜羅出來拿到學校去上交之外，還每天放學後都在馬路邊牆角頭垃圾堆——所有屬於城市的縫隙里尋找漏網的廢鐵，撿到一顆鏽鐵釘，比撿到一個元寶還欣喜若狂。那時，聽那些幹勁沖天的大學生們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這樣的：
五年計劃看三年，
苦戰三年看頭年，
趕上那個英國，
用不了十五年，
嗨嗬嗨嗬嗨嗬，
十五年十五年，
嘿嘿十五年。
由於趕英超美的「大躍進」、「大煉鋼鐵」；由於各級地方官員急於邀功引發橫掃全國的浮誇風；或許還由於國際關係的風雲變換，等等，最後落實到人民頭上的，就是飢餓，飢餓，飢餓……
1953年11月，國家對糧食、食用油、棉花等等實行了統購統銷，到了1955年9月開始實施城鎮居民糧食定量供應。在我的印象中，從上小學開始就沒有敞開肚子吃過飽飯。我記得小學生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1斤，平均下來就是每天七兩：早飯二兩（一碗稀飯半個饅頭，或不吃稀飯一個饅頭），中午三兩（一個小瓦罐蒸的乾飯），晚上二兩（半瓦罐乾飯）。21斤這個標準，有什麼科學依據恐怕無人知曉。成年人——機關事業單位國家幹部和無業者（工廠里工人按工種配定額口糧，標準不一）——的定量是每月28斤，比我們稍微多一點，但在饑荒年代裏，本來就很少的那一點配額，還因為「響應黨的號召」，每月需節約幾斤（節約的糧食去了哪裏不知道），他們那一代人正處於壯年時期，飢餓程度也可想而知。
那種蒸飯的粗陶小瓦罐，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植入在我的頭腦里，直到現在只要提起食堂，「罐罐飯」就一下子從記憶深處跳出來，成為了食堂的代名詞。那時，人們去食堂買飯，從窗口把碗遞進去，炊事員一手拿起瓦罐，一手拿一塊長竹片，從瓦罐邊沿插進去劃一圈倒過來，一瓦罐飯就完整地落在了碗裏。買飯的人則在整個過程中，專注地監視着炊事員的動作，生怕瓦罐沒倒乾淨，殘留一團飯在罐底。無論文化程度、無論高低貴賤，在勉強可以不讓人飢腸轆轆的口糧面前，誰也不願意含糊。
大約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作為品學兼優的學生被選送去參加了一次夏令營活動。夏令營的相關知識我是通過閱讀蘇聯文學作品知道的，特別是當時少年兒童的熱門讀物《薩沙日記》，我反覆讀過多次。這些作品告訴我的夏令營，是樹林、小溪、帳棚、篝火、歌聲和友誼，令人產生無限的憧憬和遐想。而我所參加的夏令營，卻和郊外、野營、篝火沒有半點關係。
我們——從北碚區各個小學選出來的學生，被集中在區屬另一所重點學校朝陽小學裏，把教室的課桌拼起來搭成長長的通鋪，再鋪上自帶的蓆子就是我們的營房了，沒有神往已久的郊外紮營，也沒有佈滿繁星的夜空和夜空下的篝火。夏令營有些什麼活動我忘了個一乾二淨，唯有一件至今存留於記憶的，是我們吃的普通米飯。
那年月，由於糧食定量，不少人在生米變熟飯問題上搞創新——讓等量的米變出更多的飯，結果當然連傻瓜都知道，只能是做出來的米飯粘乎乎軟踏踏，放進嘴裏吧唧兩下就沒了。
活動期間我們在一家餐廳包餐，並不是那裏的菜餚有我們期盼的大魚大肉，或是有我們從未見過的山珍海味，而是餐廳里的乾飯竟然是一粒粒散開的，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沒吃過這麼幹這麼有嚼勁的乾飯，那種能充分填飽肚子的滋味讓我終生難忘。
在大饑荒之前和1962年到文革前這兩個時間段，城市裏副食品和輕工業品雖然也都是國家控制的，但居民除口糧外，還有定量供應的副食品、食用油和肉，蔬菜也比較豐富，我們在食堂吃飯，菜的葷素搭配由自己決定，日子還算過得不錯。大饑荒降臨，糧食定量沒有增加，蔬菜、食用油、肉類和其他副食品卻消失殆盡，這樣一來配額口糧就不能滿足需求了。
在食堂吃飯，原本由自己掌控的飯票換成了飯卡，每頓飯的定量歸食堂掌握。一人一張飯卡，飯卡分成許多小格子，一個月的二十多斤糧食分成二兩或三兩一份。每買一次飯菜，炊事員就劃掉一格。如果劃掉一格吃不飽或者來了客人多劃掉一格的話，到月底就有一頓沒飯吃。
到了最困難的時候，本來就不足夠的口糧還不能保質足量地供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食堂里打的飯上面都有厚厚的一層稗子。聽說稗子混在飯里吃下去會誘發闌尾炎，又捨不得扔，就把稗子層揭下來曬乾，湊多了再放到鍋里炒香，當零食吃。蔬菜也從食堂里消失了，每頓打飯，都由食堂配幾塊鹽水浸泡的老生薑。長期食用這樣的飯菜，除了肚子裏沒有油水，還有營養極度不良。不過，比起農村人吃芭蕉根、野菜，甚至用「觀音土」來填肚子拉不出被撐死，我們算是過的上等生活了。
有一次我到食堂打飯，看見一種黑褐色的糰子，一個有幾歲小孩的拳頭那麼大。食堂師傅告知糰子不收飯票，當下一陣狂喜，我立即買了十幾個，打飯的鍋都快放不下了，興高采烈一路小跑回家。那糠麩糰子從形狀到顏色都不算難看，對於很久沒有吃到過糖果點心的我和妹妹來說，十幾個不要飯票的「糰子」，意味着好多天都可以在吃飯之外有久違了的零食吃，內心的興奮自不待言。
回到家裏，我和妹妹一人抓一個，迫不及待地啃。妹妹只啃了一口，就堅決捨棄了對零食的渴求。自打進入幼兒園，我們就被告知舊社會勞動人民過的是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但「糠」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卻是不知道的。那天，我從食堂買回的「點心」，一下子把我拉進了舊社會勞動人民的苦難之中，粗糙的糠麩糰子要咽到肚子裏，確實要費一番周折，仰着脖子吞咽幾個來回，喉嚨就生痛生痛的，「吃糠咽菜」的含義我算是有了切身的感受。
可是，我還是捨不得扔掉這些「勞動人民的苦難」。我的活動量大，肚子餓得快，沒有油水的腸胃更是經常嘰哇亂叫，餓得前胸貼後背的時候，聽人說起吃「觀音土」都直咽口水，糠麩糰子下咽，卻能夠驅走飢腸轆轆的感覺，我用了幾天時間，一點點把那十幾個糠麩糰子一個不剩送進了腸胃。
有一段時間，聽說西南師院生物系的師生搞出一項研究成果，證明了一種叫「小球藻」的藻類，營養價值大大超過雞蛋肉類食品。小球藻風靡一時，學院所有的食堂都把小球藻混在米飯和饅頭裏，飯和饅頭都因此成了暗綠色。饑荒過去很多年以後，才知道所謂小球藻，就是普通池塘里的藻類植物。池塘里的水不流動，富營養化，這些藻類植物繁殖得很快，不幾天，一池水就變成了綠油油的粘稠醬湯，人們用這種水和面做饅頭，號稱高營養食品，人們吃得津津有味，也沒聽說有人為此鬧腸胃病或是食物中毒。不知道是不是飢餓使人的消化器官變得非常頑強，免疫系統變得異常強大，什麼都能接納，什麼都能抵禦？
中國是一個美食大國，八大菜系和各種地方小吃，色香味品貌令人眼花繚亂。而大饑荒時有一種叫做「黃漿粑」的東西，既不屬於大餐點心，也不屬於特色小吃，不過是製藥廠使用糧食澱粉製造藥物後剩下的殘渣，我在一位同學家被邀請吃過一次，其後相當一段時間為之痴狂，那清香那甘甜，似乎至今依然縈留於齒間。
「黃漿粑」以玉米殘渣為主，淡黃色呈糊狀，裝在蒸飯的小瓦罐里蒸熟，口感細膩味道微甜，是麥麩米糠完全不能相比的上等食品。大饑荒前藥廠怎麼處理這些製藥殘渣不知道，大饑荒到來，這些殘渣搖身一變，成了與藥廠沒有瓜葛的市民們不能企及的寶物。我向同學打聽到它的來處，無數次放學之後跑到位於嘉陵江對岸的大新藥廠，試圖買「黃漿粑」。我在藥廠周圍久久地徘徊，卻從未見到有「黃漿粑」出售，每一次，我都從滿懷希望到極度失望再到垂頭喪氣。終於有一天，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情緒的大起大落，鼓足勇氣問及同學，才得知那東西被藥廠的職工近水樓台先得月了，偶爾拿點出來賣，也是在半夜裏，藥廠職工的親戚朋友事先獲知內部消息才能買到。同學還說，若是白天公開拿出來賣，怕是要搶得頭破血流。
那些年，除了街頭的乞丐多起來以外，還出現了一種新的乞食方式，更確切地說是搶食，我們的城市裏把搶食的叫作「抓精」。「抓精」多是一些半大少年或青年，也有部分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他們天天在飯店或食品商店門口轉悠，但凡有老弱、婦女或兒童拿着吃的，就衝上去一把搶過來飛也似地跑了。被搶的兒童受到驚嚇不知所措，只能扯開喉嚨大哭；婦女老弱是想追又追不上，也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果腹之食隨着「抓精」遠去。
「抓精」們的另一個手段非常有「創意」。在那個任何人都沒有富裕的口糧可以施捨給別人的年代，如果沒碰上婦女、老弱或兒童可以強行搶奪，他們會瞄準青壯年手裏的食物，箭一般射過去往別人的食物里吐一口唾沫。「抓精」們奇髒，一身惡臭，一般人見到都繞着走，哪裏還吃得下被他們的唾沫污染了的東西，就這樣，「抓精」把沾着他們唾液的食物從從容容大搖大擺地拿走了。
一個星期天，為了買一隻鍋，我們得以跟着父母上街一逛了一圈，儘管大街上幾乎什麼也買不到。「大煉鋼鐵」把家家戶戶沾鐵的容器都一網打盡了，「自然災害」降臨後，國家倡導自救，而「鍋」是自救必須的用具之一。今天，滿世界大大小小的超市裏，搪瓷湯鍋、瓦煲、不鏽鋼湯鍋、炒鍋、不粘鍋、高壓鍋、電飯煲、燜燒鍋等等各種炊具琳琅滿目，可大饑荒那會兒，商店裏連現在已經基本淘汰了的鋁製鍋都買不到，唯一見得到鍋的地方是白鐵皮手工作坊，那裏能買到工匠們用白鐵皮敲成的鍋。
待工匠把一隻鍋做好，已經到中午飯點了，我們一家就順便在北碚區體育場旁邊叫「農家樂」的小飯館裏吃午飯。
「農家樂」並非現在接待城裏人去鄉下休閒放鬆服務設施齊全檔次不低的農家樂。小飯館之所以叫「農家樂」，估計是因為農民進城賣掉自產農副產品後，經常順道光顧吃一頓廉價的飯食。我們進去後，只按定量要了每人一碗稀飯和一個饅頭，稀飯放在各自的面前，饅頭放在桌子中間的一個盤子裏。還沒有來得及端碗和拿饅頭，一隻骯髒的黑手突然從我和妹妹之間伸向桌子中央，傳說中的「抓精」現身，一把抓了幾個饅頭飛奔而去……，我和妹妹都嚇呆了。之前只是在別人擺的龍門陣中聽到關於「抓精」的各種傳聞，親歷以後，才知道那情形有多麼驚悚，我們饅頭沒吃成，稀飯也差點喝不下去了。
那幾年國家的蔬菜供應基本停止，雖然每人每月還有蔬菜票，菜店也每天開着門，但里店內總是空空的。想必是當時，郊區農村蔬菜生產隊為了解決吃飯的問題，把菜地都種上了糧食。間或有農民拿一點菜到城裏的市場上來賣，那價格高得讓人咂舌，我們這樣的人家都不敢問津。算起來，我們家的收入在那時還屬於中等偏上，比我們收入低得多的家庭應該佔了70-80%，有些工人家庭七八口人，總收入不過30-40元。我記得，因國家政策變化而逐步開闢出來的自由市場上：雞蛋，一元五角錢一個；活雞，十元錢一市斤；一隻鵝的價格是一百八十元。至於一般的蔬菜，印象最深的是妹妹過生日，父母在街上碰到一個挑着南瓜的農民，問過價錢之後買了一個老南瓜，八斤重，花了六元四角錢，相當於低收入家庭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開資。
有一次，我聽說上游城市合川縣運來了幾船胡蘿蔔，只要兩角錢一斤，也無需任何票證。這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放學回家我立即告知了母親，母親當即給了我兩元錢，讓我第二天去河邊買十斤。
第二天下午在教室，我無意間跟同桌說到放學後去河邊買胡蘿蔔的事，還把兩元錢掏出來顯擺了一下。同桌表現出很興奮的樣子，他說要和我結伴去河邊。課間休息時，我把錢夾在書里就出去了，直到放學前我都再沒把兩元錢放在心上。
等我收拾書包準備去河邊時，發現錢不見了。我把書包里的書全都抖摟出來，一本一本地翻，沒有，腦子一下子死了機，什麼都想不起來了，只是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在教室里團團轉，找遍了課桌周圍和身上的每一個口袋，還是沒有。同桌也格外關心，幫着我四處尋找……
我一直挨到晚上七點多鐘，才無可奈何地慢慢往家走，幸好父親去成都編教材了，否則我肯定逃不過一頓痛打。母親倒是沒說什麼，但我看得出她很難過。好些年過去了，某一次我聽說曾經同桌因為盜竊被判了刑，猛然想起了那次他在教室里過份熱心地幫忙尋找我丟失的兩元錢，心抖了一下，當時，打死我也不敢把想像力指向「他拿了我的錢」。
在食堂吃了一段時間鹽漬老生薑後，開始有菜吃了，但只有兩種菜——藤藤菜（現多稱空心菜或蕹菜）和牛皮菜（現在市場上比較少見了，據說這種菜營養價值低，會引發一些病。不過我在德國超市看到有賣的，價格還不便宜）。這兩種菜都屬於給點陽光就燦爛的高產菜。藤藤菜什麼地方都能生長繁茂，需求少奉獻大，無需太多的料理就可以收穫，而且春夏秋三季都能出鮮菜。食堂里頓頓賣少油的清炒藤藤菜，還自製醃菜——把藤藤菜曬得半干，壓在大瓦壇里，壓一層厚厚地撒一層鹽，醃上幾十罈子留待冬天。
醃製的藤藤菜，人們戲稱「老梭邊」，到冬天拿出來吃的時候，呈醬黑色，苦咸中帶一股腐爛的臭味，吃起來真是有難度，又綿又韌，嚼得人腮幫子發軟，往下咽的時候一半到了食道另一半還在牙縫裏卡着。食堂的廚工師傅們偶爾也用老梭邊來做包子。有一次吃老梭邊包子時，母親拿了一點不知從哪裏得到的菜油，我們往包子裏滴幾滴菜油，老梭邊包子嚼起來滿嘴飄香，那滋味，很多年以後吃海鮮大餐，也再沒有出現過。我那時正處於身體需求特別旺盛的階段，在吃的問題上常常有些像「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那個貪心的老婆子，每逢吃這樣的包子我總愛進一步幻想，如果這幾滴菜油滴下去老梭邊能變成肉，該有多好啊。
為了解決糧食不夠吃和蔬菜供應困難的問題，在國家的倡導下，學院裏家家戶戶（當時教職員工住宅，平房佔大多數）都把自己房前屋後的空地挖出來種上各種蔬菜。可是，這些地都是生地，並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人們又設法把自己家裏的小便留下來，解決澆灌生荒地的肥料問題，慢慢的地里也就長出了不錯的菜蔬。到了收穫的季節，房前屋後有如兒歌所唱：「青菜青綠瑩瑩，辣椒紅像燈籠」，「南瓜藤開黃花，吹起金色的小喇叭」，「紫色帽紫色花，紫色瓶里裝芝麻」，五彩斑駁，倒也是十足的田園風光。
各家各戶種得最多的還是高產的牛皮菜。食用牛皮菜無需將菜連根拔起，只要把靠近根部外圍的葉子摘掉，中間的嫩葉很快又肥大起來，周而復始。牛皮菜源源不斷地把它肥厚的菜葉提供給人們食用，陪伴着千家萬戶度過了糧食極其短缺的日子。
不知別人家怎麼食用，我們家是每晚用一隻26厘米的鐵皮鍋，把洗淨切成段的牛皮菜放到滾水裏煮熟，然後連鍋端到飯桌上，全家人圍坐在一起，用筷子挾起來，蘸點醬油吃，補充糧食不足造成的飢餓。事實上，牛皮菜沒有多少營養，它之所以成為了菜蔬中的明星，也就是因為它不需要精耕細作還高產，在糧食匱乏、土地資源又有限的情況下，它那「取之不盡」的菜葉可以塞飽人們的肚子。到食品漸漸豐足起來以後，牛皮菜就慢慢失寵，食堂里用很多油炒出來的牛皮菜，人們也不太願意買來吃了。
那年月，我最高興的有兩件事，一是家裏每月一次的「糕點會餐」；一是食堂的「素牙祭」。
國民經濟開始逐步好轉的時候，恢復了一些副食品供應，比如，每人每月憑糕點票可以買四兩糕點——兩個「高級餅子」。之所以叫「高級餅子」，是因為餅里有餡兒。當時供應的糕點多數是沒有餡兒的甜酥餅，就像現在的桃酥，但質量遠沒有現在的桃酥好。我們家把每人的兩個餅子集中起來當一餐飯吃，就意味着讓我們小孩飽飽地享一次口福。如今那些把麥當勞、肯德基都吃膩歪了的孩子肯定無法理解，兩個「高級餅子」能夠痛痛快快一次吃完，對童年時期的我們是一種多麼豪華的享受。
食堂的「素牙祭」，是可以吃到「老梭邊」之外的其它菜蔬，炊事員將這些菜蔬做出一些花樣，比如把南瓜裹上粉用油炸；把茄子做成茄餅等等。食堂準備「打素牙祭」，會在頭一天貼出通知。第二天早餐剛結束就有人開始排隊，當然不是人站在那兒，而是放一個舊瓷搪碗或鋁製飯盒之類的餐具在那裏。
到了中午，食堂便跟過節一樣熱鬧，人們都早早來到窗口排起長龍，那些用來排隊而主人又沒及時趕來的飯碗飯盒，被孩子們踢得滿地滾。排在前邊的人端着飯碗擠出隊伍，後邊的人全都伸頸側目，看看是些啥新鮮的花樣。
這樣的素牙祭，越到饑荒年接近尾聲時次數越多，質量也越好。再往後就不全是「素牙祭」了，幾年不見的肉類終於回到公共大食堂，再從公共食堂賣飯窗口回到我們的碗裏、肚子裏。到供應恢復正常以後，「打牙祭」就成了食堂的傳統節目，被保留在了重大的節日裏。
1961年底至1962年初，生活開始好轉。商店裏供應的東西漸漸多起來。最初，商店裏時不時出售一種「裸體糖」——沒有糖紙包的硬糖塊，不用糖果票就可以買。剛開始排上一兩個小時還不一定能買到，不久之後其他糖果出現在商店的櫃枱上，排隊搶購低檔「裸體糖」的現象隨之消失。肉店裏開始有了不憑票的高價肉出售，自由市場上的蔬菜也逐漸便宜下來。
饑荒年隨着時間的流逝慢慢遠去，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現在知道，由於中央一線領導採取了一些後來被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措施：所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三年的大饑荒過去不到一年，經濟就恢復到跟饑荒年前一樣了。那時還只是一個少年的我，不可能了解太多，只知道吃的東西多起來、好起來了。
那段時間最愉快的是每逢星期六，父母都要帶我們三個孩子上街，先去看一場六點鐘左右的電影，從電影院出來就到街上的某個飯館去吃一頓飯。我們去得較多的是「留園」，「北方水餃」等中等飯館，經常吃的是水餃、刀削麵、大湯圓、醪糟湯圓、擔擔麵、抄手、豬血湯等等，以小吃為主。
那時開飯館的（絕大多數是國營，文革前還有個別是個體）生意真是好做，從開門到關門，從來不用操心客源。飯店無需千方百計找門路吸引顧客，相反，飯店賣什麼顧客就只能毫無怨言地吃什麼，菜牌上明明寫着的菜，一問，服務員眼睛乜斜着冷冰冰地甩出一句——沒有！想吃的人就只好打住，不敢多問。有「不識相」的多幾句嘴，服務員立馬用一雙死魚眼瞪着你，又諷刺又挖苦，那神情讓你覺得自己簡直就是個臭要飯的。
事實上，飯店裏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服務員，飯店不過是高級一點的食堂：顧客自己在窗口排隊買票，再到出菜窗口排隊取飯菜。看看現在，大到星級賓館酒樓，小到路邊夫妻飯店，為招徠食客，迎賓的姑娘一個賽一個漂亮，一個比一個能說會道，服務員的笑容一個比一個甜蜜。顧客想吃什麼就做什麼，顧客點的菜沒有了還一個勁兒地道歉，各種菜餚、主副食品既要保留傳統「節目」，又要不斷花樣翻新。就這樣，還時不時耳聞目睹：今天這家酒店轉讓了，明天那個飯館倒閉了，真是不易啊！
